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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动员:无处不在的政治道德化削弱了批评和反对的意义

我们多年来目睹愈发明显的政治道德化,实际上是在鼓励一种新的威权主义,而不是为自由、女权主义和人权而斗争。
无处不在的政治道德化削弱了批评和反对的意义

作者:Mario Neumann

译者:阿K

来源:medico


"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正如我周四告诉你们的那样,我们欧洲人今天上午做出了一个联合决定,以保护我们自己。”这是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话。然而,它们不是来自2022年,而是来自2020年3月关于法国采取大规模防疫措施时的电视讲话。战争的隐喻是不断重复的主题演讲,贯穿于这个即将过去三年的主旨讲话。发挥作用的不是保健和福利的民主理念,而是社会的警察-军事动员,以打击外部敌人。马克龙说:"我们在战争中,诚然这是一场健康战争:我们不是在与一支军队或另一个国家作战。但敌人就在那里,看不见,摸不着,正在行进中。而这需要我们普遍动员起来。"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由媒体驱动大众针对疫情的“总动员”,似乎是普京军队在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时,他在媒体和政治上期望进行策划的蓝图。几个月来,这场战争已经取代了其他所有的世界危机,并且无缝地取代了围绕新冠病毒的媒体奇观。从那以后,在德国人的起居室里被鼓掌的不再是护理人员,而是乌克兰人对俄罗斯入侵的抵抗。毫无疑问,这些人不仅值得我们的掌声,也值得我们的同情和声援,就像乌克兰难民一样,他们再次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受到德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寻找常态


还有一件事令人担忧,在德国作壁上观的哈贝马斯看来,当我们谈论乌克兰时,彷佛一切讨论真的主要是关乎我们的安危。似乎在这个过程中,潜在的不安全感和对此的恐惧也促使批判性思维和社会反对派投入西方统治的怀抱——如今几乎没有人会说权力语言以外的任何其他语言,大多数社会已经要求遵守新冠病毒防疫措施,并将对其威权精神的任何怀疑打上缺乏团结的烙印,这种道德上的僵硬仍然被人们所铭记,并在不确定的时期创造了所谓的安全感。而今天很明显,让乌克兰武装起来以取得胜利,这一激动人心的承诺也代表了跨越式发展的行为。好像你想要与新冠病毒一样,人们想再次拒绝接受自己的特权生活方式早已走到尽头的这一事实。在这个国家激起的对抗普京的热情似乎承载着一个承诺,即任何早已从内部变得漏洞百出的事物仍然可以在前线得到保卫。

随之而来是无处不在的语言军事化,并非源于战斗的意愿,而是源于对安全和恢复常态的渴望——以及相信解决所谓的善与恶之间的矛盾,即战胜普京,意味着回到过去的生活是可能的。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人们显然愿意相信,让乌克兰人民为西方打这场战争,并将他们的支持作为利他主义的团结来推销。这场战争不仅是为了自由和民主,也是为了延续帝国主义生活方式、后殖民剥削和西方霸权下的私有化舒适。"乌克兰人已经准备好为欧洲的未来而牺牲了,我们衷心希望他们与我们一道实现欧洲梦",这是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口中委婉地说出的话。


新民族主义


所有这一切都带来了戏剧性的苦涩后果,在媒体中上演的正邪二分法的阴影之下,今天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民族自我形象和民族自信,它掩盖了所有明显的矛盾,其说服力只有通过外部敌人的威胁才能产生。他们用蓝色和黄色的旗帜掩盖其自己那已经变得脆弱的生活方式,而且并没有把普京的战争作为怀疑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理由,而是当做了对它的认可。乌克兰对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反抗,成功掩盖了西方社会自己内部矛盾,西方在阿富汗的驻军仍在徒劳地等待撤退,这样一来,政治精英们就可以为自己平反,把道德压力施加给被侵略的乌克兰人身上,让他们加入北约保障的 "价值体系"。

奇怪的价值重估正在发生,其中北约将自己标榜为去殖民斗争的盟友,并宣布俄罗斯不在其中,尽管其现行宪法里重要部分都是西方理念,但只是在背景下道德去政治化和日常事件的不加批判的去历史化成为可能。它们只不过是以善的名义对理性的逐渐破坏。道德僵化和傲慢,或者简而言之:我们多年来目睹愈发明显的政治道德化,实际上是在鼓励一种新的威权主义,而不是为自由、女权主义和人权而斗争。因此是时候了,对德国的新自我形象和今天在其时代背景中出现的新建立的自我保证提出根本反对。因为它保留在马克斯·霍克海默的精神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中:谁不想谈论新自由主义,谁也应该对威权主义保持沉默。


战时团结


真正的团结不仅仅是短期的同情,这种同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而将是对特权生活方式的背离,有利于构建超越地缘政治的第三方共同体。然而,对此的讨论不应该以西方的傲慢态度来展开,而应该以承认自己的历史殖民责任为前提。很明显,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人准备好进行这种自我转变。这一点尤其体现于针对“最后一代”(译者注:气候活动组织,在名画上涂抹杂物出名。)的抗议行动的荒谬言论中,他们的抗议活动既合理又温和,在这个国家里被那些在外交政策中把自己塑造成世界救世主并以乌克兰的英雄主义来装饰自己的行为者贴上了恐怖主义标签。

今天的西方政府和精英对道德范畴、社会运动的实质和乌克兰人的抵抗提出了要求。我们应该全力抵制这些将解放斗争与新西式民族主义混为一谈的企图,以一种清醒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使真正的同理心和团结成为可能——而不是一种道德武装的民族主义,后者实际上主要是想捍卫西方的特权。“可能毁灭人类的核灾难威胁不正是为了保护那些使这种危险长期存在的力量吗?努力防止这样的灾难,却掩盖了对其可能原因的寻找”——这是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关于“单向度的人”的著作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它有一个重要的标题:“批评的瘫痪:一个没有反对派的社会”,这里每一个词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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