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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forever,naive forever

缺少文化资本 ,鸡娃一场空

那些培训班无法给孩子的东西

这几天,北京等地“双减”细则落地,把孩子、学校、家长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想补课?可以,但严格限制在工作日的21点前;学校,加课后服务和更多优质资源;家长,要引导孩子完成作业、做家务、进行文体活动等。

很多家长的反应是, 还是会报课外班,但多数人会转向素质类。

因为无论是补课还是上文体兴趣班,家长无非是想要通过教育,给孩子更好的未来。

最近我读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著作时,却发现这位大学者早在几十年前就研究过“鸡娃”的问题,还敏锐地指出:家长的跟风“鸡娃”,可能只是一场空。


布迪厄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当时的法国教育体系,但运用到我们现在的教育场景中,居然也非常贴切。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提出的教育中的关键概念,也是一个我们思考当下各种错综教育问题的思维工具,从这个角度看——

鸡娃有其合理性,但搞不清场域,就会落下过度鸡娃的祸根;

而忽略了家庭的文化资本的鸡娃,可能适得其反;

而家长给孩子的文化资本很可能会落后于时代,也就是“迟滞”


#01

鸡娃,本质上是给孩子“文化资本”

从金钱投资的角度讲,“鸡娃”肯定是不理性的行为。孩子不管上培训班还是留学什么的,大概率是赚不回本的,家长把钱留着买房不是更好吗?

但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早就衣食无忧的富裕家庭,也非常重视教育,而且我们自古就有向往“书香门第”或者鄙视“暴发户”的心态,这其实就是因为在金钱这样的物质资本之外,还有“文化资本”。


这些文化资本究竟包括什么呢?

第一就是家里拥有的藏书、钢琴、艺术品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叫做物质形式的文化资本

第二叫做身体形式的文化资本,可以理解为经过学习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比如孩子在学校投入时间和心力上课听讲、下课后回家复习,渐渐具备写、算、读能力,或者孩子每天到球场踢足球,日积月累掌握了控球、传球、盘球及射门等技巧,这些能力和技巧,都是身体形式的文化资本。一旦习得后,文化资本就与孩子的身心融合,成为他们习性(habitus)的一部分。


第三就是学历啦,这些制度形式其实是社会设置的第二种“身体形式文化资本”的凭据,并替文化资本的价值设定较明确的标准。

老实说,前两种文化资本都不好判定,但是学历证书却非常直观。有了这类证书,就可以省却不断证明自己能力的麻烦。

但是不同的学历,所具备的文化资本也是不同的,布迪厄特地提出了“大门”和“小门”的比喻。

从教育体系进入成年人的生活,有两个门。一个是名牌大学,也就是“大门”。另外一个是普通大学,也就是“小门”。

“大门”能够为学生在工业、商业、政府的高级职能部门预备体面的职业生涯,同时也为日后不同部门之间的跳槽提供了便利条件。“小门”则是为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职位作准备的教育机构,比如技术员、中等管理人员、中学教员……这些人的专业化极强,几乎没有转行、转部门的可能。


“大门”为它的成员们准备的职位,是那些人们所说的享有威望的职务。这些职务本身的技术范围从来就没有被定义过,所以它们需要“广阔的视野,多种的才能,飞跃的想象,全面的文化,整体的构想,综合的能力”,总之,需要德智兼备的所有美德。

而“小门”则直接定位于那些不可能产生象征性增值的职务,其狭窄的专业化能力和准确的技术性把他们钉在这些职务上。小门的成员们不得不无休止地表现自己,不得不用时间和业绩来支付缓慢的升迁,其中标榜的美德,都是类似认真、细致、严密、有效率这样的执行者素质 。

而有幸进入“大门”后,那些本来就是由于极大的社会相似性而聚集起来的青少年就彼此得到认同,建立起一种浓厚而持续的兄弟般的情感联系,结成“精英群体”。而精英通过这样建构起来的社会资本,以及凌驾于社会的文化资本,就更长期更稳固地占据了社会的优越地位。

中国的清华北大,甚至某些中学,是不是也有这类状况呢?如果是,那么就不要指责家长“鸡娃”了,这完全是为了给孩子更多文化资本、让孩子进入“大门”的合理行为。



#02

不同的场域,需要不同的“文化资本”

但另一方面,鸡娃这件事,也不是“干就完了”。

因为文化资本是在“场域”里起作用的,不同的场域,需要的文化资本也不同。

“场域”类似于足球场或者电磁场那样有边界的区域,比如学校就是个“场域”,孩子长大要工作,那么公司又是另一个“场域”。

国际化学校和传统学校就是不同的“场域”。我们可以借助一个标准来区分这两种学校,就是学生未来出口的评估方式不同,一种是选拔制,一种是申请制。

选拔制:不管你是谁,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考同样卷子,总分高的录取,低的就淘汰。

申请制:尽量表述出你是谁、擅长什么、喜欢什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学校和专业,为什么大学应该选择你。

选拔制看的是总分,需要高效补充短板;申请制看的是特色,需要专注地找长板。

所以相对来说,选拔制场域更偏向于彼此竞争,一决高下,更像一个田径赛场,而申请制场域则偏向于自己积攒更为目标高校所认可的文化资本和习性,更像一个棒球场


在不同“场域”学习的孩子,当然需要一些相同的文化资本比如阅读能力、数学能力等,但也有不同之处。

在选拔制的情况下,因为考试更重要,总分更重要,那么就需要有习惯苦读的家庭气氛。

而在申请制的情况下,需要辩论、去课程外学校外找资源、组织社团之类的能力。这也来自家庭气氛或刻意培养鼓励。

很多家长都会幻想:如果孩子能在选拔制和申请制两种不同场域中都游刃有余该多好啊!比如说读传统学校,高考成绩很棒,同时多才多艺交游广阔;或者读国际化学校,不但有独特的兴趣和长期社会活动,而且标化成绩和竞赛成绩也很高……

这,就是“过度鸡娃”的源头。

国际化教育体系下,标化考试对美国大学录取没有那么重要,但许多家长还参考体制内的习性,关注孩子区市统考的成绩,然后期望孩子的时间都花在托福、SAT等各种标化和竞赛上,反而对于国际化体系所提供的那些不够“标准化”的内容不太重视,多少有点买椟还珠的感觉。

而体制内除了课内学科,很多家长也非常重视外语和各种才艺,但是高考对于外语的要求其实不高,这样外语的大量补习时间就浪费了。而各种才艺,其实也对升学用处不大。


而选择传统路线还是国际化路线呢?家长也可以依照自己的“文化资本”来做判断。

传统学校基本靠考试,家长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能都不那么重要。而在预备出国的国际化教育体系下, 家长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则可以起到更多的作用。

这样一来,从逻辑上说,假如家庭本来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不足,就只能走苦读路线。

但假如家庭本来就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但却放弃这些优势,让孩子从0到1地去苦读,好像也是不明智的。

而且,如果孩子的课外时间大量花在培训班上,那么他获得的文化资本就是学校和培训班的统一知识,反而减少了从家庭获得的独有的熏陶。

在这种情况下,考试成绩一样的教授和工人家庭的两个孩子,岂不是一模一样了?

所以,应该认识到,除了学校的教育,文化资本更多的来自家庭。



#03

家长要小心,

自己给孩子的“文化资本”是否会过时?

学习毕竟是为未来的工作做准备。孩子小时候具备的文化资本需要从教育场域转移到工作场域,但是这种转移过程,未必会顺利。

比如“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其实指的就是教育场域的成功者、工作场域的失败者。他们在教育场域如鱼得水的习性和获得的文化资本,在工作场域却不被待见。

不同场域的相对自主性, 意味着这种转移,需要“预先经历一次重新形塑的过程” 。 而教育场域与工作场域的转换未必会那么顺畅。 


我们经常听说名校学生毕业几年后又来到教育培训行业,也是因为他们具有比较适应教育场域的文化资本,但是在工作场域就未必那么适应。

文化资本带来的习性,和场域互相依存,一旦一方发生变革,另一方也必须随之改变,否则就会产生一种“迟滞”,也就是过时。

比如说堂吉诃德按照过去的经验(他从阅读骑士小说中得到的信息),期望他的中世纪风格的豪侠行为是可以获得被社会认可的文化资本,而不是被人嘲笑。这就是一种过时的习性。

再比如孔乙己的“回字有四种写法”,在被称为“小学”的文字学盛行的清朝,了解这些古文字知识确实是一种被认可的文化资本。但是时过境迁,在小说发生的那个时候,新文学和科学知识才是被认可的文化资本。

家长之所以愿意让孩子上各种兴趣班,其实也是希望为孩子积攒说得过去的文化资本。但在剧烈变化的今天,可能会踏入误区。


布迪厄指出,当场域变化时,“那些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上最为富有的人,往往会在新位置的争夺中一马当先”。而来自被支配地位团体的场域参与者,则会慢了一步。

就好像在改革开放后,原来的优势团体最早开始重新考大学,出国留学等等。而较为弱势的群体,则还忙着读中专,要过一些年才会恍然大悟。

或者,在清北和国内其他大学之间的资源差距极大的情况下,很多家长还是让孩子花了全部童年和少年准备高考,做和二十几年前差不多的那类卷子,最后上了普通大学,然后接着考研,然后考公……但也许孩子本来可以上排名好得多的艺术类院校或海外大学,多少培育出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


「 写在后面的话 」

布迪厄的这套理论,虽然深奥,但对家长来说也许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思维工具”(Thinking Tools)。

比如,经常听到清华北大才子、奥赛金奖得主重归平凡的报道,他们是因为经济资本不足,还是文化资本不足?他们在教育场域的成就,为何不能转移到其他场域?

为什么要让孩子学钢琴?如果家长没有艺术界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那么孩子学琴的作用是什么?

教育场域的语文能力和工作场域的语文能力有何不同?

美国大学学历到底有没有用? 中国大学学历到底有没有用?博雅教育到底有没有用?谷歌的培训证书会不会更有用?

当然文化资本这种社会学上的概念,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但是这可以让我们家长的思考更加严密一些 。正如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指出的:“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投资在人身上的部分,而这部分之中最为宝贵的则是来自母亲的看护及影响。” 所以家庭造就的原初习性和文化资本确实非常重要,而不能依赖外部的各种培训班。 

那么家长可以就此思考一下:我家具备什么样的文化资本?我希望孩子具备什么样的习性?进入什么样的教育“场域”,将来又可能进入什么样的工作“场域”?自己的习性是否已经“迟滞”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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