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上海防疫何以至此

这种决策的自由度,只有当它不影响到全局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容忍。
上海“分区封控”检测核酸 Aly Song/Reuters

上海本轮疫情已持续一个多月,至今仍处于高位,这两天新增确诊+无症状感染者每天都超过2万人。有朋友对此深感困惑:“都封得这么严了,为什么还这样?到底哪里没做到位?”

他这么问,隐含着一个前提:只要封得够严,“本应”迅速好转。照这个思路,确实无法理解,因为他没有考虑另一种可能:封控手段对这种新病毒已经无效、或效力有限了——就像你筑堤坝可以堵住水流,但却挡不住水汽。

上海这次防疫何以陷入今天这样的境地?现在回头来看,或许从一开始,这就是不可避免的。

没错,不是没有人预料到疫情会爆发,现在很多人提到张文宏早在1月就提醒,要针对“疫情规模超出现在5倍或者10倍”做好预案。

然而,冷静下来想想,恐怕张文宏也没料到是现在这番情形,因为显而易见的,现在相比起上海此前两年里零星的感染病例,何止是5-10倍的规模?那是上千倍的海啸!

我当然并不比他更高明,出于对开放后病例暴增的隐忧,1月20日我写过一篇《上海能扛住吗?》,然而我得承认,当时我想的仍然是上海原有那套“精准防控”模式下如何更好、更快速地处理更多病例——换言之,是旧有模式的优化,而没有觉察到这套模式隐藏的问题。

“精准防控”是一种走钢丝般的微妙平衡,看上去简直完美地兼顾了多个目标:

  • 快速、专业地控制本地疫情,几乎没有外溢;
  • 医疗资源未被挤兑,没有次生灾害;
  • 对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干扰最小化;
  • 保障个体的权利。

更妙的是,“精准防控”虽然常被视为上海独有的模式,但其实也完全吻合“动态清零”的要求。直到4月5日,在外界看来上海的“精准防控”早成往事时,张伯礼院士在接受采访时仍表示,“当前上海全市上下,全国上下都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就是坚持精准防控、动态清零”。

正因为当时做得太成功,上海的表现曾引来无数好评,以至于许多人都好奇一点:“上海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但少有人注意到的是:这种平衡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小心谨慎,其实很容易颠覆。

上海流调人员 Hector Retamal Agence France-Presse Getty Images

专栏作家刘远举日前在一篇《疫情中上海能做得更好的判断,并未过时》的文章里说:

政府能力也不是按照疫情来设计的,一旦压力越过一个阈值,政府能力跟不上,就会出现混乱。上海、吉林,西安都是如此。上海相关资源、能力、专业度、素质的冗余度当然会高一些,正是这些因素让上海应对德尔塔变种可以做到游刃有余,但当压力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时,也会被击溃,而击溃之后的混乱类似的。奥密克戎就是一个更高的压力。

在此可以看出,他认为本轮疫情的混乱,是因量变引发的压力暴增。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城市数据团”在《多强的封控政策,才能防住奥密克戎?》中估算,在同等的初始爆发条件和防控力度下,奥密克戎的感染力比此前的病毒高出5.82倍,因而目前看到唯一能确保清零的办法,“就是在第一例病例出现后,立刻采取全城封控”。

现在问题来了:这样一种做法,在国内其它地方或许有先例,却正是上海最为排斥的,并坚持到了最后一刻。3月27日晚宣布划江封控,但就在前一天,上海防疫专家吴凡仍对外宣称上海不能封城,而此时仅八天的无症状感染者就已超过了1万例。

也就是说,上海此前的模式,在决策优先级上,最看重的是保障这座超大城市的流动性和正常运转,基于此,在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局面下,以有限的资源来管理疫情不至失控。“精准防控”并不是因为上海多有钱,恰恰是因为没钱,深知自身的有限性,竭力避免总动员。

在3月1日的疫情防控发布会上,吴凡还说过,上海无症状感染者多,这“对个体是好事,对面上防控是巨大挑战”。这相当于委婉地承认:无症状是可自愈的轻微感染,对个体伤害不大,但尽管如此,当下却仍需要防控——甚至正因它毒性低而感染力强,“面上防控”变得更难了。

从后视镜来看,精准防控前期太成功也造成了后面的大溃败,因为你太成功就很难去放弃这个策略。


精准防控对付不了Omicron,即便没有华亭宾馆,上海也迟早会被攻陷。因为精准防控的前提是发现及时、快速甄别隔离、病毒感染力相对较低,流调跑在病毒传播前面,但Omicron的隐蔽性、感染力都极强,使得这些都落空了——如果发现时已经快速传播开了,那筛查密接是难以想象的工作量,即便可能,也已经失去意义了。


此时,防疫人员就陷入了两难:他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完美地兼顾多个目标,而只能在相互冲突的要求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结果了:他们起初还是最优先确保上海的开放流动,但随着感染人数指数级暴增,人力和医疗资源遭到挤兑,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推行抗原自测、居家隔离,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救治确诊病例和危重症。


然而,这就势必顾此失彼,无法实现所有阳性清零,也难以阻止外溢。此时就面临一个决断:要么全国各地陆续跟进上海的做法,要么是上海跟其它地方一样一刀切。结果是没有意外的。




事后有人说:“我们上海人本来都已经躺平了,又被全国人民硬生生扶起来。”语虽戏谑,但却一语道破真相。是不是“优等生”,每个人判断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疫情外溢,上海就无法单独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了,只能和全国步调一致。


如果决策过程是这样,那也表明,上海的防疫原本是着眼于本地视角、医学视角,但最终却正因此而导致翻船。因为他们在作出决策时,只考虑如何从医学上控制住本地疫情,并深信这是科学合理的,但却没有充分意识到一点:这种决策的自由度,只有当它不影响到全局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容忍。


医学专家凭借其专业,在决策时可以相对灵活,一线医护人员面对病人也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不像有些基层社区,只管执行,不管死活。然而,如果对专家的考核也是“一例阳性,全院停诊”,那么结果和社区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也就是说,专家的决策自由度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存在,一旦“溢出”,就不是专家能说了算的了。当然,此前上海坚持不封城的最重要理由(“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不能封”)其实也是个政治判断,但这不如说是为了抬出来保全这种有限决策自由的。


前些天在一个群里,有朋友提到经济学家Thomas Sowell的名言:“当代价不由决策者承担时,犯错是容易的,坚持错误也是容易的。”他原本是想说上海人吃的苦不值得,但讽刺的是,有人却将之理解为当初上海决策失误,导致外溢,而代价由外地来承受。实际上,更契合当下情形的,或许是这位经济学家的另一句名言:“最重要的决策是谁来做决策。”




上海模式失败了吗?眼下不得而知。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当下强硬的“动态清零”模式,其实和上海的“精准防控”一样,都基于对资源有限性的认识。


在3月28日之后,“全国驰援上海”的景象,说白了,就是上海资源不足,从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来加码。然而,全国的资源也同样有个限度。昨天还有个外地朋友跟我说,现在各地还能援助上海,要是哪天各地都爆发了,自顾不暇,谁来救?


从这一意义上说,现在的做法相当于是上海走到一半,突然掉过头去重新再走一遍,“上海撑不住,全国来撑你”。然而,就算这次能撑住,仍然没有走出新路子。一旦全国都陷入上海当初的境地,那么可能还是不得不走上海走到一半的那条路。


假如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能争取到一点缓冲时间,可千万别再像之前,白白浪费了一年多窗口期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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