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送一个老人回家

一个真实的故事。

3月22日黄昏,老林乘坐的飞机落地上海浦东机场。那一天,上海疫情已山雨欲来,这一点他也不是不知道,但还是非回来不可,因为前些天老家来电,告诉他老母亲病危,临终前想最后看他一眼。

回国之前,他在莫桑比克帮儿子看店,近几年来,国内赚钱太难,他老家福建福清有不少人远赴非洲,做点小本生意。莫桑比克没有直飞国内的航班,这次父子俩不得不先飞到亚的斯亚贝巴,在那隔离7天。

那几天,他对埃塞俄比亚的食物很不习惯,远在老家的女儿月琴在视频通话时宽慰他:“回国了就好,只要踏上中国的土地,啥都不用担心。”

检测正常之后,父子俩飞了12小时,终于踏上久违的中国土地。入境后,他们当晚入住上海天目西路的城市广场丽柏酒店,躺下来已经半夜,旅途劳顿,倒头就睡。按国内的防疫规定,他们还得在上海隔离14天。

隔离的日子度日如年。每天看着视频那一头垂危的老母亲,而自己在这一头却困在酒店里动弹不得。他知道,老母亲只是靠“还要见儿子最后一面”这口气撑着,但能不能撑到隔离结束,谁也不知道。那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煎熬。

那些天他们每天都盯着上海节节攀升的疫情感染人数,不过,上海仍然坚持不封城,看来至少能如期回家。3月27日晚间,坏消息来了:上海划江封城,防疫措施骤然升级到无法理解的地步。

4月6日,他们隔离终于满14天了,然而,更坏的消息来了:就在这一天,他核酸检测阳性。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按规定他必须即刻被转去隔离医院进一步观察。儿子的核酸结果倒是没事,只是很不放心他一个人,想留下来陪他,但隔离酒店说,你必须走,不然就得到上海解封了才能走。

就这样,他4月7日被转到静安区闸北医院复诊,发现那是假阳,又被查了一个星期,什么都没查出来,只是日子更难熬了。他在国外已久,原本手机也没有国内的卡,酒店隔离时,儿子帮忙设法连上了wifi,但在隔离医院,wifi信号很差,甚至连和家人视频都难。

他61岁了,本来就对手机功能用得不熟,平日仅限于打电话、发短信、用微信这样,而现在骤然之间要靠这部手机来生存。

还好,医院里有个医患群,女儿月琴也加进来,问群里的医生怎么买生活物资,医生说只能联系美团、饿了么试试,月琴加了饿了么跑腿小哥的微信,帮老爸下订单,买纸巾、苹果、香蕉等等送去医院。在这关头,只有这些跑腿小哥才知道哪里能买到物资。

4月15日,医院通知他出院,再转运至上海宾馆,但到那边后,由于他核酸报告一切正常,甚至都没入住,当场就被直接办理“解除隔离通知书”并要求自行离开、不许逗留。

他离奇的厄运,到这时才刚刚开始:还没走出酒店,他忽然惊恐地发现,虽然解除隔离了,但自己的健康码仍然是红的。他哪里都去不了。

像他这样一起从隔离医院出来到上海宾馆的有四个人,其中一位在解除隔离后转绿码,就先走了,剩下他们三个,就好像被卡在旋转门里。

去找隔离酒店的医生,但医生也表示无能为力,说只能点红码下方的“我要申诉”。老林不太会操作这些,同行的一位香港年轻人阿天和他一样的处境,都申诉好几次了,全然没用。

隔离酒店已经不能住了,因为它是只接受境外回来隔离的定点酒店,你隔离期满就赶你走——理论上,你“自由”了。

从酒店“解除隔离”出来,他们打电话找过警察,也确实来了三个警察,但健康码红码他们也没办法,更不能进警局,只能等待转绿,但给了几个建议:打文化旅游局电话看看,能不能收留一晚上;现在公交已停,出租车也叫不到,核酸报告出来后,尽可能往机场或火车站方向走。然而,联系了文旅局那边,像他们这种特殊情况,既不能隔离也不能正常入住,没地方可以接收。

没任何办法,他们只能一起走到附近的华山医院,再做一轮核酸检测。在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因为红码,无任何场所接收,只能流落街头。从医院出来已经5点多,上海早春的黄昏还有几分寒意,街市萧条,所有店铺都关门闭户,马路上几乎空无一人。

他在上海没有亲友,就算有,在封城之下也不知如何才能投靠。更糟糕的是,手机也快没电了,一旦和家人断绝联系,兜里又没有人民币,势将陷入彻底孤绝的境地,甚至健康码是不是转绿都不知道,就算转绿了也难以离开上海。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竟然可能会无声无息地饿死在上海街头。谁会相信,在2022年的上海会出现这种事。

阿天担心他一个人难以过活,一直陪在他左右。两人的普通话都讲得不太好,好在沟通总没大碍。所幸,阿天还有一份自热米饭,总还能支撑着解决一顿晚饭。但吃了上顿没下顿,在这大上海荒凉的街头,谁也不知道能捱多久。

远在老家的女儿月琴别无他法,只能继续夺命连环call跑腿小哥,求求他好心帮个忙,盒饭买不到,那至少买三个充电宝,再加一床被子。莫桑比克不冷,更没料到在上海会发生这种事,老林的行李里没有任何衣物能御寒。幸好,在他手机的电力耗尽之前,跑腿小哥赶到了,带来了充电宝和被子。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刚送到充电宝,阿天就发现了路边有一个充电桩。

他和阿天两人,饥肠辘辘地徘徊在这座繁华都市冷清的街头,夜深时分在街边找了个避风的角落,裹着被子,蜷缩着睡了一晚。虽然身心俱疲,但那毕竟不像家里的床铺,非常不舒服不说,他们也害怕夜寒料峭,别睡下去再也醒不来,朦朦胧胧中还是绷紧着神经,一整个晚上醒来了无数次,确认自己和同伴还活着。

睁开眼,天亮了,他们还活着,但整座城市像是死了一样。他们困在这空城里,手脚冰凉,寸步难行。捱到中午,一位好心的大姐过来问了几句,给他们一人送了一份饭,她说,已经看到你们在街头徘徊一整天了。饭菜的热气熏得人落泪。

4月16日下午5点,满24小时,他们再去华山医院做核酸检测。前一天的报告是阴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健康码仍然是红的。整件事让人无法理解,不知道到底哪里不对,更没地方讲道理,但你就是动弹不得。

做完核酸出来,他们蓬头垢面拖着行李,正遇到巡逻警察路过,刚想寻求帮助,没想到的是,警察呵斥他们不得在此停留,否则将用警棍驱离,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好久没照镜子,自己已经成了对方眼里的流浪汉。

两人流浪的街角

在等待的时间里,他们、月琴、小林已经找各个渠道都申诉过了,都石沉大海;24小时市民求助热线,也都挨个试过了,全无效用。也找了所有的人际关系网络,甚至辗转找到了上海福清商会的会长,但在当下严格的封城措施之下,连会长也束手无策。本来月琴好不容易订到个酒店,只要核酸阴性就可以入住,但等他们走过去时,发现酒店也被封了,钱还不给退,最后又不得不再叫携程处理。

在他们快绝望的时候,又一位警察看到,给他们每人送了一份饭、两瓶水。警察也知道,这只能解一时危困,但现在无处可去,给他们推荐了一个流浪汉收容所,但是,“里面可能有阳性,你们敢不敢去?”

他们不敢。万一真感染了阳性,那就更难脱困了。有医生告诉阿天,多做几次核酸,但不清楚到底做几次核酸才会转绿,而且没吃没住,能熬几天?拖着行李,体力正在以触手可及的速度流失,这样下去,冻都冻死了。

被逼无奈,月琴只能在微信的各个群里求助。4月16日晚间19点,她写了一段父亲和阿天处境的说明,末尾说“恳请政府给予帮助”。让她没想到的是,本来没抱多大希望,居然收到了排山倒海的热情,瞬间就成了群里热议的话题,连平日里潜水的也都冒出来帮忙出主意。

有人说,是不是买个帐篷露营一下?又或者,宾馆被封,试试有没有民宿愿意好心冒风险接收的?有一位说:“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公厕有干净的水,也算有地方睡。”这乍一看令人震惊,但细想倒好像也对,至少可以遮风挡雨。

也有人说,让那个香港人用英语打电话申诉,或许有用?但12345热线直接打不通,让你去小程序留言,根本没有英文选项。又有人说,可以试试国务院客户端,据说级别高响应快。然而,求助发布里极紧急的无数,紧急的肯定没人顾上了。

还有人说,继续找警察,想办法把事情闹大,又或者,干脆逆向思维一下,“去银行门口喊抢劫,拘留所至少有吃有喝的。我是认真的,并没有开玩笑,要找不到武器的话就捡个酒瓶,或者板砖,威胁吓唬防疫人员,警察很快就能把你带走,这几天吃喝真没问题。”月琴说:“唉,我爸木讷内向,让他做这种事难度很大,一辈子良民做惯了。”

我一位朋友阿梅也在那个群里。晚上8点,她找到我,问我在上海有没有什么办法。很惭愧,我自己也困守家中,除了帮忙转发之外别无他法。

转到上海朋友的群里,有一位出了个主意:“找可靠的人把核酸码截图给他,虽然可能犯法。”有人觉得做核酸已经没用了,只能继续拼命打电话申诉。但也有一位曾被莫名赋黄码的朋友说:“现在没有一家店会接收红码的人,你说破嘴皮都没用。我的经验是只能去做核酸,等候走程序变绿码,我打了两天12345投诉电话,都没有用的,我现在就顶着黄码坚强地活着,顽强地到处跑。”

说到最后,另一位朋友感叹了一声:“要是在我们这小地方就好了,还能靠关系网开一面。”这是一个讽刺的事实:平日里被人痛恨的“关系网”,在这时候说不定是救命稻草。

阿梅几乎调动起了她在上海认识的所有亲友,最后,她的老同学不知通过什么路子,居然辗转联系到了一家酒店式公寓,可以晚上过来接两个人去入住,还帮他们买好了泡面,连车送来。

在等车来的时候,深夜11点半,老林的健康码转绿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才听懂行的朋友说,这可能是因为隔离点的核酸检测数据和身份行程信息没及时匹配,显示你还是在隔离医院,就仍是红码,“大数据都崩了好几次了,这也不是没可能发生”。

半夜1点,他们被接到酒店式公寓,然而,这一公寓按规定12点实施管控,保安不让进,威胁说进去就打110报警。僵持了一个多小时,老林放弃了,健康码转绿后,儿子已帮忙抢到了次日一早9点的高铁票,他害怕再被关在上海。阿梅的朋友又找到一位同乡帮忙,搞到一辆车,帮忙把老人送去虹桥高铁站。2点到那边,在站前广场地面上露宿三个小时,5点多开门就可以进去了。

在和老林洒泪告别后,3点,阿天的健康码也转绿了。他趁保安不注意,翻墙进入酒店式公寓,终于设法住了进去。月琴和阿梅还担心他的安危,但第二天一早却发现他失联了,微信不回、电话也不接。到午间,终于收到他的消息,只是太疲惫了,昨晚抢票也没抢到,一有票就逃离上海。

这件事平静下来后,阿梅和我说起,我才得知,她和月琴其实都根本没见过面,只是碰巧同在那个群里,她的同学、同学的老乡跟老林一家自然更素不相识。她说,实在是觉得老人太惨了,不忍心,“我昨晚因为这件事情都激动得没睡好,能够帮到别人,真的很幸福。”

我问月琴,你爸历尽千难万险回家,最后有没有赶上见老母亲最后一面?她哽咽着说,没有,我奶奶昨天在福清出殡了,就在我爸流落上海街头的时候,“奶奶生他的气,去世前两天,我爸发视频,她都不肯张开眼睛看他,说:‘我都要死了,他也没办法回来看我。’”

请原谅他。那真的不是他的错。他和我们所有人,都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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