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封城之下的生日

“我曾经是个人”,仅仅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坚不可摧的。

时至今日,我已被封在家整整四周了,但这个日子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重特殊的意义:今天是我生日。

我得承认,就在一个月前,我都不曾料想到,自己会在封城中迎来自己的生日,那看起来多少像是个荒诞的反乌托邦笑话。然而,它就这么发生了。那种感觉,就好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但却既可悲又值得庆幸地仍然保有着人类的意识。

那可能也是一份意外的生日礼物。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一书的序言里说:“人一旦被异化、被分裂,沦落为非人的困境,他立时比自我完整时更能确切而深刻地理解周围的现实面貌,理解他作为正常人时完全忽略或无法理解的事物。”

以前,这对我来说是抽象的理论,现在变成了切身的感知。当时代的大浪涌来,我和这座城市的所有人都被瞬间淹没,在深深的水底,无法正常呼吸,但睁开眼睛时,也看到了平常无法看见、乃至无法理解的现实。那是属于我们的启示录,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将决定我们今后如何生活。

前些天,有外地朋友问我心情如何,她知道我有家族遗传的轻度高血压,担心我情绪太波动。还好,我并不焦躁,无悲无喜。虽然身在重灾区浦东,但我反倒获得了一种风暴眼中的平静。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但我在看待当下密集发生的现实事件时,既有一种置身其中的切身感,又有一种数十年后回望历史的距离感。当你看清这时代人命如蝼蚁,距离野蛮仅有一步之遥时,更需要冷静下来,想清楚自己的余生应该做什么。

我的人生已过半,极有可能只剩下短短三四十年了,不能浪费在那些愚蠢的事情上。在余下的时光里能创造什么、留下什么,将证明我曾活过,并决定我在死后还能活多久。

堂妹有一次打电话给我,我也说起人生已半。她轻笑了一下说,哥哥,你比我乐观,我觉得剩下的日子已经没有一半那么多了。她比我小两岁,但是她说,想起她父亲一向健康,谁料想六十多就得绝症没了,人生如此无常,年轻时的很多欲念都淡了,就放过自己和孩子,过好每一天吧。

我已经45岁了。父亲这岁数时,我已满18岁,正面临高考最严峻的关头。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仿佛就在昨天,但那时太年轻,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像父亲那么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22岁,在歙县渔梁坝

回想起来,我到现在为止的人生,其实算得平顺。如果以每九年为一个阶段,它可以整齐地分为五段:最初的九年,我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作为一个少不更事的乡下少年,生活在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10岁,在西北多年的父亲回来了,我的人生也逐渐清晰,尤其在进入高中后,在那里遇到一生的知交张晖,都是小地方的年轻人,我们那时对岛外的世界有着许多相似的憧憬,那是值得带进坟墓的记忆。

18岁,在高考失利后,我迎来了可能是人生中最严重的精神危机。后来想想,如果迟早要幻灭,那早一点幻灭或许还是好的。那一年,我的学术理想破灭了,尽管在别人看来或许只是无病呻吟,但对当时我来说,是毫不夸张的毁灭性打击。一年之后,我才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出泥淖。

在那之后,我没有再被什么击溃过。这场精神危机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既非天才,原先的梦想也千疮百孔,我被迫收敛自我,在现实生活的夹缝中活下去,但仍要保留无法熄灭的残存梦想。笛卡尔说得对,“只有在寸草不生的绝望地基上,才能安全地建造灵魂的居所。”

在那之后的整整九年,是我荒芜的青春期,工作后满负荷的忙碌,更使我一度烦躁地读不下任何书。重新开始阅读写作时,我已经27岁了,年少时的梦想似乎已离我远去。开始那两年,我记得还有朋友争论过,像维舟这样很难被归类的写作,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过。

那是很随心写作的九年,我有本职工作养家糊口,也不指望能靠写作养活自己,那在国内毕竟太难。2013年,张晖的英年早逝,给了我沉重一击。那一年我36岁,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盛年不再,也重新省察自己过往人生的意义,在那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活过。

那时我理解了村上春树说的,超过了一定年龄,所谓人生,无非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对你人生很宝贵的东西会一个接一个,像梳子豁了齿一样从手中滑落。但我想补充的是,当这些丧失时,记忆和写作是唯一保存它们的方式。我将竭尽全力确保它们在我的记忆里永生。

在那之后的九年,我又经历了许多。当然,就像许多人一样,可能冲击最大的是2020年爆发的疫情和几个月后自己的失业。和18岁那时不一样,这次我很平静地就接受了,对我来说,那是“换一种活法”的契机。或许那没什么不好。

有一年在莫尔道嘎

实际上,我觉得自己比早年自由了,只不过那更多指向内心而不是外部。我不再那么屈从于生活现实,而更坚持把自己的时间留着去做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因为我余下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当然知道,我们所熟知的过往,这两年来已被反复摧毁,成为一地废墟,甚至不知道下一轮轰炸什么时候到来。那位失聪的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在2018年4月写下的仅有两句的短诗《问题》,就像是我们时代的预言:“什么是人?/两次连续轰炸之间的寂静。”

他和我同岁,出生于铁幕之下的苏联,1993年以难民身份到美国,第二年在父亲去世后开始写诗。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我选择英语,因为我的家人和朋友没人懂这种语言,和我说话的人没人能读我写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语言,那是一个平行现实,一个疯狂而美丽的自由。它仍然是。”

我能理解他这种感受,有时我也觉得(这说起来可能显得有几分令人不快的傲慢),虽然自己是用母语写作,但周围很多人同样并不理解我的语言。同一种语言把我们分隔开。

我不会别的技艺,但还是可以用语言来创造一个可供栖居其中的精神掩体。这就是黑格尔曾说过的,艺术家会“为他自己设想出并回复到一种独特的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使他能够找回那些已经失落的东西”。

时代的变动不会到此为止,有时就像索尔仁尼琴笔下那个巨大的红轮,你倚靠着它昏昏欲睡,但是它却忽然开始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转动起来,勾起你的衣物,甚至要把你整个人卷进巨大的齿轮装置中去。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这都是恐怖的现实。在被碾压之前,我们需要留下自己曾真正活过的证据,而除了发声、创造之外,别无他途。

人生如负重远行,不可急躁。人过中年,我所负的重量可能更多了,而远行之路也可能更崎岖了,但也因此,更不可急躁,那不过就是人生日常。

我在想,卡夫卡笔下的《变形记》,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格里高利并不是突然发现自己变成甲虫,而是背负厚重甲壳才是他生活的真相,原先为人的日子才是一场梦。不过,没有关系,有梦有记忆也是好事,也能让他发现残酷真相时,坚持自我,“我曾经是个人”,仅仅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坚不可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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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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