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疫情以前死去的人是幸福的

疫情在我们的生活中落下了一道铁幕,过往已如异国。

这是在楼下散步时,脑海里忽然浮现出来的念头。停下来想了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多年前我在哪本书里看到过,有人悲叹,生活在1789年之前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幸福,在那之后,那种宁静和安稳就已经被疾风骤雨摧毁了。

当然,我知道回望总不免带有美化,那是为了安慰当下的自己而构造出来的一段记忆,但并不是真的,对于在疫情以前死去的人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海啸一无所知——虽然我们现在也许羡慕那种一无所知。

2018年初的严寒中,我的大舅舅在睡梦中去世,时年73岁。他原先一家人过得体面而幸福,不料人到中年,自己因车祸而一腿截肢,妻子又旋即罹患绝症亡故。接连受此打击后,他完全看淡了,人生最后二十年,他坐着轮椅,周游了47个国家,那是他年轻时想做但一直没能做的事——但那时他至少还能够,如果再多活两年,他可能发现连这最后的愿望也无法实现。

疫情在我们的生活中落下了一道铁幕,过往已如异国。当然,现在回头来看,那时的平静(且不说“繁荣”)时光看起来也是虚假的,那并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地表下的真相,但如果它延续到你人生结束时,那对个人来说就跟真实的没有分别。

前一阵就有朋友揶揄:“现在老中已经纷纷怀念2019了,过几年会怀念2022。”当被质问“怀念2022什么”时,他答:“2019年时,很多人问了同一个问题。”

“怀念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那种怀旧原本就是相对的——你以为已经够糟了,但其实还可以更糟。在失去之前,又有谁能想到连平常的吃饱饭、出门上班、到小区外面散步都是值得珍惜的?

北京亮马河露营

我们已经在失去,但更令人忧惧的是,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将失去什么、失去多少。听说这个五一假期,难以出城的不少北京人都聚集到亮马河边露营、野餐,有人说,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末世感,因为“下一秒可能就是全城禁足,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生被击碎”。这就是人们能做的:在大浪涌来之前及时行乐,过好当下的日子,至于未来,留待事到临头再说。

当未来露出一点模糊轮廓时,没人知道它确切意味着什么。苏联作家阿马利亚克曾讲过一个故事:他的姨妈在小时候曾被女教师预言生活中将充满花朵,结果晚年凄惨,为糊口而制作装饰帽子的假花——所以预言实现了。好笑吗?它或许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隐喻。

我发现,周围已经没什么人还有勇气谈论未来了,又或者说,谈及未来也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活下去”。就像那个以色列笑话说的,“我当然是乐观主义者,我确信今天比明天好。”

中国人也经历过那样的年代,鲍若望在他那本回忆录中提到一个剑桥大学的高材生James Qin,他因为主张教英语应该用英国教科书而入狱,他说:“这是一个扭曲了的世界,悲观者向前看,乐观者向后看。”

西谚有云:“想得长远,必然悲观。”但现在正反两种情况都出现了:未来不确定,过好当下;而与此同时,只看当下,每天各种喧嚣的消息在耳边轰鸣,倒是想得长远一点还能带来少许平静——当然,我也知道,即便现在只是一段阵痛,但说不定比起我们的人生已足够长,因而对很多人来说,拉长镜头的视角并不能宽慰当下的痛苦。

前两天有朋友说,连他一位“整体上三观都还很正”的同学也说,“今后例如核酸、二维码、行程码常规化,他是能理解的。只要放开、生活回到正常,他什么都能接受。”

但那并不是“回归正常”,而是紧急状态的常态化乃至永久化。如果那成真(确实很有可能成真),那才意味着我们以往的正常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曾生活在其中的那种文化衰落了。我们已成为它的遗民。

Greg Girard/Phantom Shanghai

1944年,24岁的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言中以其早熟写下一段话,现在看来就像是对上海这座城市、乃至这个时代的预感:“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我们的生活正在成为废墟。“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再看到它亮起”。对有些人来说,属于自己的时代已谢幕,舞台正变得陌生;对另一些人来说,原本的生活就已太沉闷,崩坏中也多少能看到新变化;而更多的人,大概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变化,又或察觉到了也不清楚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变化。

在疫情之前,我们甚至都不敢想象现在这种日子,但现在它已无孔不入,而我们兀自搞不清楚是梦是醒,不断地掐自己来自我提醒:这只是一个难以醒来的噩梦,别忘记清醒时的时光,然而时间久了,越来越难以确信之前那些正常日子是否才是一场梦。

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个收获是,这段经历帮助我更深地理解了卡夫卡,我们终于也亲历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体验。以往他的小说所传达的那种荒诞、疏离,对我而言是抽象的,只有哲学和审美上的意味,现在我发现,那其实是写实的,而他那些话语看上去是消极的,其实是最顽强的。

他说过一段绕口令式的话:“我像其他人一样会游泳,只是我的记性比别人好,就是忘不了以前的不会游泳。由于我不能忘记,会游泳对于我来说无济于事,到头来我还是不会游泳。”

这是一种看清现实的坦然面对:他知道注定失败,看清所有这些全属虚幻,也明白什么才更省力,但他仍不愿意自我欺骗。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可以试着去理解它,虽然它在本质上是不可理解的。我也知道,更多人选择的并不是去理解它,而是去消解它,因为对于荒诞的生活,只能靠坚定的内心和一种可怕的幽默感。

在这喧哗与骚动的时代,太多人都觉得自己“信息超载”了——抢菜早已腻烦,解封的消息也已不再期待,甚至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事件也都已没法动感情。你发现,当现实糟到一定程度,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笑置之。

这很容易滑向某种犬儒:别来打扰我,我只管自己岁月静好,坏消息一概不想听。平心而论,这也是人之常情,那至少能大大减轻人们的情绪负担,好过被它压垮,这些天来我也曾劝一些陷入低沉的亲友:“太大的东西超出我们掌控,就不要去想了。”

但我们不能到此为止。当我们外部生活逐渐崩坏、沦陷,我们更有必要退回来重建自己的内心生活。这像是斯多葛派的哲学:以一种有尊严的逆来顺受来接受世上的一切,但在心里摒弃它。

以赛亚·伯林曾说,这种信念将精神的内在堡垒看作唯一真正的自由,以此永远保障自身的独立自主,因为内心生活是没有任何外界的力量可以触及的,这对身处痛苦现实中的人尤其具有吸引力,但他也不失时机地嘲讽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我无法拥有的东西,我就宣称它是无价值的。……政治的无能意味着精神的自由,物质上的失败意味着道德上的胜利。”

问题是,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内心是最有可能的移民方向——所谓“内心移民”(inner immigrant)。如果我们任由自己被改变,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在《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中,莉迪娅历经生活磨难后得出了一个悲伤的结论:自己变得粗俗了。她写道,我丧失了很多批判精神,也失去了细腻的情感。体制取得了胜利。

时代确实在改变,但我们并不是没有选择——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即便自己觉得“没有选择”,什么也不做,这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就像弃权也是在投票。如果我们任由自己的生活被外力左右,那即便可以有归咎的对象,但属于我们的生活仍然被毁了。

前几天,有位读者说,她还很年轻,常被人说幼稚,好多东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但在学校里被关了这么久,不得不开始反思:

我现在觉得不管怎样,可能自己要找到一个生活中的锚点,无论是兴趣爱好也好,还是俗世烟火气,或者是自己的精神自留地,只有找到那种让自己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心安平静的东西,可能才不会被时代的巨浪裹挟得不知所措。

她说得对。我们需要沉住气,好好地活着,在废墟上重建生活。这肯定不容易,但这一次,我们可能真的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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