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公共领域的变形

也许我们从未现代过,至少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现代。
张学友

最近发生了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歌星张学友因为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感言中没有提及“爱国”,在网上引发不少非议,最后他不得不发表声明,自证清白;台湾歌手郑智化的《星星点灯》中的一句歌词“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里,被改为“现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总是看得见”。

这其中的是非,我不打算去讨论,对我来说,关键之处在于:像这样“茶壶里的风波”,隐约透露出近年来公共空间里一种愈演愈烈的“风势”,那就是任何公开的一言一行,都应当绝对符合政治正确。

由于任何可能隐含着所谓“负能量”的言辞都可能被无数人吹毛求疵地翻来覆去审视,这就使得公众人物每天都像是在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人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们旁逸斜出的个性,而是要求他们成为道德表率——当然,有时人们也未必真心这么想,只不过是黑粉或对手抓住机会打击一下他们的借口。

在《星星点灯》歌词被篡改之后,网上出现了无数戏仿之作,多到令人怀疑这是不是湖南卫视的反向炒作,但不论如何,讽刺挖苦一下本已走向没落的电视台毕竟安全,也许只有少数人还唏嘘地记得,这家如今连歌词诚惶诚恐的媒体,当初能蹿红的原因之一,就是它胆子格外大,敢于打擦边球。

时代风势的转变,不可能是偶然的。我们确实曾见证过一段百花齐放的好时光,以至于很多人不无欣喜地判断,中国的公共空间终于随着社会繁荣到来了。然而,随后到来的是一个反高潮:这种众声喧哗不仅令人不适,有时还引发相互攻讦、举报。

对许多人来说,只拥抱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心理负担要轻得多,他们对待自己看不惯的事物,就像中世纪人看待异教徒:差异只能意味着偏离、错误或低劣。他们只不过没有意识到,多元性的消失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只是其中一元。

当然也不是没人想到这不是什么好事,但仍然无力对抗这样的风势,不论喜欢与否,都被裹挟进大潮中,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如此演进?

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虽然未必是重演,但历史可能确实会押韵。郭安瑞在《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中注意到,清代戏园就曾是一个充满竞争、冲突和争议的公共场所,但正因它如此重要,也就成了一系列道德运动的聚焦点,所有伶人和曲目,都必须符合朝廷倡导的儒家规范和社会道德标准,不能越雷池一步。

然而,人性就是那样,越是商业化的演出,艺人在场上的演唱就越是必须随时适应和满足各色看客的口味偏好。其结果,是普遍造成伪善盛行,例如在《武松杀嫂》的剧目可以在标榜道德之余,让人安心地欣赏激烈的情节和血腥的场面。

这想来是因为中国社会特殊的公私观念:“公”和“私”不仅是领域之分,也是价值判断,因而在公共领域都要确保展现绝对道德无暇的一面,私利和欲望也只能以“公”的名义进行。当下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抵也是由此而来,对他们加以道德谴责很容易,但问题是,那他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当这种公共道德规范淹没一切时,人们要么“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意味着自我的消失),要么就只能在一个日益逼仄的私人领域里坚守自我。杨晓山在《私人领域的变形》中说:

在中国,“公”一向被奉为道德常规,与“私”相对立。对于“私”要压抑和控制,最好是通过道德修养或道德教化,把私转化成它的对立面“公”。

他认为,私家园林的兴起就在于其边界的模糊性,因为它虽然在物理上在家庭领域内,但在精神上又与家庭领域相分离。由此带来的,便是他所说的“私人领域的变形”。

从这一点上说,也许我们从未现代过,至少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现代。不可避免的,当下所出现的一幕,其实仍在那个深厚传统的延长线上,是长河中最新溅起的几朵浪花。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那或许是新的主体正在大规模浮现,这可能将改变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意义。

不难看出,现在的受众比以往对这些政治正确更为敏感了。近代以来无数人都忧心“公”是中国人最缺乏、但又是现代化所必须建立的道德要素,现在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国族个体基本信念。与此同时,“私”却已不完全是负面意涵了,至少个人权利、隐私意识也在同步兴起。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对那些绝对不能触碰的信念,人们的道德要求极有可能不会消退;然而,在另一些方面,做过头的政治正确,在舆论场上翻车的概率也增加了,因为这违背了社会的常识。

这次《星星点灯》改歌词事件后,胡锡进发表评论说:

如果你一点我一点营造出一种“政治正确”,变得大家都谨慎小心,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变得很敏感,是不好的。那样是对“正能量”的曲解,是把正能量窄化,最终脱离群众。
正能量一定要宽厚,有容乃大。上世纪九十年代唱得很火的歌,今天当然应该能原封不动地唱。

这是一种温和的大家长口吻:有些事,不妨容忍它,用力过猛反而可能适得其反。也就是说,那是一种“我可以管,但不去管”的自我克制。尽管这其中隐含的意味肯定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但如果能形成这样的默契,那至少也比不克制要好。

我所期望的,是每一个人,都能肯定自己正常的欲望(生存欲、所有欲),捍卫个体权利,独立思考,在重建这样主体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的参与,形成新的“公”,那才算是“公共领域的变形”。这当然也不是新鲜事,只是在中国从未完成,而到那一天,我们才算是“现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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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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