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我们失控的生活

如果你问问周围人近况如何,最经常得到的答复可能是“过一天是一天”。

睡到半夜,隐隐约约地听到楼下人声嘈杂,惊醒过来一看,还只2点多。静下来终于听清楚,竟然是要做核酸。幸好没有人来敲门。后来楼组长说,还真有几个门栋的住户被叫下楼做了,但她推脱掉了,“大家明天都还要上班”。

那天是7月4日。在那之前,即便是封城那两个月里,我也没遇到过半夜叫起来做核酸的,只是听西安朋友说过,在1月的寒冬,半夜1点半被叫起来做核酸,也有4点多全员核酸的,那时还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有一天差点就发生在自己头上了。和朋友说起,她冷嘲:“真棒啊,居民晚上多睡四五个小时,全上海就会多感染10万人呢。”

之所以那么紧张,是因为又有理发店检出阳性,而其中一位理发师就住离我家不远的上钢二村。核酸检测常常深夜才出结果,想来是在恐慌之下,街道立即安排半夜就筛查,也许他们还觉得应对迅速及时。新村入口第一时间就被钢板隔离起来,只留下一个口子递送外卖进去。

那两天,新的一波疫情在上海眼看着卷土重来。7月5日,我上班的办公楼还宣布因“疫情形势持续向好,大厦已恢复短驳车运行”,但第二天一早正要出门,公司行政发来紧急通告:凌晨2点接防控部门要求,大厦所属街道即日起开展“3天2检”全员核酸筛查(即3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至少间隔24小时),必须持有当日核酸采样记录方可进入大厦。

本来那会我已经出门了,心想昨晚刚做过核酸,24小时内阴性应该没事,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要心存侥幸,万一大厦真的只认当日核酸采样记录,那在楼下做核酸肯定要排很长的队。于是重又折返回小区门口捅了下喉咙,那儿几乎没人排队。

事实证明,幸好我多此一举,那天一早很多同事都被挡在大厦外,不仅大排长队,而且做完后得半小时才有记录,至少要在街头徘徊1小时。

到了下午,传闻陆家嘴有办公楼紧急疏散,不知该算是久经世事还是人心惶惶,人们流传着一个笑谈:“今天下班前再好好看一眼同事吧,说不定下次再见面都要穿棉袄了。”

原本我还想着恢复“读城”的访谈计划,先去杭州、嘉兴一趟,但这计划不得不再次推迟。虽然理论上我还是来自低风险地区,但却可能是当地“不想接纳的低风险”。

和朋友谈起时,我叹气说,还是消停点吧,万一被关在杭州可没意思,想想看,任我行被关在闷热的西湖底黑牢里多少年?她答:“有白娘子关得久?”

虽然上海6月29日就已开放堂食、行程卡取消星号,同一天,上海市文旅局还发布通告,决定自7月1日起逐步开放全市博物馆、美术馆和室内外所有A级旅游景区,7月8日起逐步开放电影院和演出场所,然而没几天,形势就又全然变了。

时隔三个多月,附近的体育馆重开,但7月3日我带着孩子去上羽毛球课,却死活进不去:门卫说,体育局的通知是要求72小时内核酸阴性,我当日的采样结果还没出来,“谁知道你结果是不是阳性?”但他对孩子倒是不看,只测了下温就放他进去了。

过了两天再去,这回我是72小时内绿码,但这次,孩子的核酸码他也要看。也是我掉以轻心,再次被打个措手不及,孩子刚好过了72小时,只能向教练道歉,教练也无可如何,回了个笑哭的表情。

乍看起来,门卫的规则和办公楼的规则相反,一个不认当日采样证明,一个只认当日采样证明,但他们又都遵循同样的规则:照我说的做,别的都不管。愤怒、讲理都没用,只要碰到,你就只能打回重来。

这是无法预见、甚至没有预警的风险,180度的急转弯变成了生活常态。7月5日,上海沈坚强游泳俱乐部刚发了“开馆通知”,仅1个多小时后,又紧急发了个“闭馆通知”。

也难怪人们现在普遍觉得,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因为甚至用不着等到明天,你可能就做不成了。Suda那天去西岸美术馆看了曾孝濂的插画展,事后她庆幸说,还好去了,现在又看不了了——不止是西岸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今天起也临时闭馆,“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本来该馆的奈良美智个展从3月5日起展出半年,到现在为止的一大半时间都没人能去看一眼。

长远计划已失去了意义,人们只能随机应变,就好像是一群小鸡,躲避着巨兽的脚掌随机的踩踏。往好处说,这让人更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和自己已有的事物,只能认真过好每一天;但往坏处说,这摧毁了延迟满足和勤勉努力的精神,让人倒向及时行乐和短线思维,能捞就捞一点,“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

就在两三年前,我们可能都不曾想到会是这样。现代化曾许诺给个人以解放和自主,这曾使人相信勤勉、积累、发展能最终得到回报,但如今社会正在加速,而且那种加速的压力强大到席卷一切,原有的信念却变得愈发虚幻。

Kenneth Gergen曾生动刻画了这种新社会形态下的全新心态:

慢慢的,我学会心平气和地放弃想控制我周遭一切事物的欲望。深思熟虑地在海洋中驶向某地——乘风破浪驶向目的地——跟随波逐流、悠游不问漂向何处,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的生活其实已经失控了——“失控”的意思是说,对当代人来说,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自主掌控自己的生活,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勉力掌控辛苦不堪,完全放弃则被动麻木,而鲜有人地平静地顺其自然——在有些人看来,那甚至可能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

所有人都已疲惫不堪,如果你问问周围人近况如何,最经常得到的答复可能是“过一天是一天”。这给我一种感觉:人们虽然生活在当下,但他们只想把这日子早点过完,却又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更不清楚所谓“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于是,一种潜在滋长的心态是,许多人默默地敷衍了事,听说北京现在花坛都种草不种花了,那样更方便。我的朋友“室内滂沱”一直在北京生活,他说,感觉现在全社会都处在“睡不醒”的状态:

昨晚九点去一商场,先去一连锁饭馆吃饭,定九点半打烊,九点钟进去就说不做饭了;去肯德基吃个汉堡,头顶空调通风口向下滴水,没店员说一句别往那儿坐;进出电梯、地铁,已经根本没有先下后上那说;谁不小心踩了谁的脚,再没人会说句保意思。

这种社会交往上不约而同的简化,表明讲究礼数的老北京已经渐渐没了力气去维护这些额外的仪式。虽然这究竟意味现代抑或倒退还不好说,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这与其说是“无礼”,不如说是人们在别的地方消耗了太多精力。

现在,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要完全自主掌控自己的生活已不可能。认清这一点很有必要,至少可以让我们因此卸下因无法做到而产生的焦虑和羞耻,重要的是想清楚我们究竟还能做什么、又想做什么,因为那关系到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无法被剥夺的自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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