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无隐私时代的隐私权

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很可能是一个过渡时代,很多哪怕似乎本应是最基本的东西,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力量,才能争取到。

7月15日,成都出现首例本土阳性病例,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早已习惯的一轮轮筛查。经历了这么多,所有人都多少有点麻木了,舆论场上也没多大动静,但这次有一点还是激起了议论,那就是感染者的特殊身份。

虽然到了当下感染力更强的新毒株(四川疾控称本轮成都疫情是BA.2.12.1变异株,传播速度是BA.2的1.2倍),流调很可能已经没多大意义,但这次照例还是公布了病例的行踪轨迹,摸排密接。细心人赫然发现,感染的竟然是卫健委的人。

豆瓣上一位“千千”说:

本市这盘疫情搞得,让我认识到了这帮子人也不是不会保护患者隐私啊。曾经对付普通市民,都做到了应准尽准,恨不得半小时内公布出住宅门牌、工作单位、家庭成员,甚至在哪个地铁站上过厕所。
这一次春秋笔法,涉及的机关单位是一个全称都没,皆以XXX路XX号带过,还就因为看他们发的文件太多了,我一眼反应过来,这不是省卫健委吗?据说还有传播途径的某位领导因为工作时间出去打牌一并被揪到,就这种丑事换为素人,早就承担起全市甚至全省的嘲笑了,而一顶乌纱帽真是能保全人的体面。难怪最近所见所闻全是考编进体制的事情。邪门,畸形,可笑,统统都是福报。

此前在北京、上海公布流调时,关于病例个人隐私的披露也曾激起很多争议,但这次的成都流调的关键在于:人们不相信这是由于隐私保护方面的改进,而认为这是在“为尊者讳”。

“疫情防控,禁止聚集”

这倒像是重现了隐私权的起源:现代意义上的隐私权,在起初就是一种特权,至少是特定身份地位的人才能享有的权利。

社会学家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说,传统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别人眼皮底下,彼此知根知底,而个人在家里也没多少需要隐瞒的东西,直到家居条件改善,客厅/卧室分离,加上高强大门,逐渐创造出一个与外界公共生活分隔的私人空间,人们才得以享有一个不受外人闯入的私人空间。

他明确指出,没有这样一块“自我的领地”,就没有隐私权可言,而有了隐私权的保护,独立自主、亲密关系才能免受公共权力的干预:

隐私权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只属于欧洲社会的精英阶层,因为只有他们才具备保护私人空间不受他人干扰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在那个时代,隐私权不是一种法律概念,而是一种与社会地位成正比增加的利益。[……]最重要的新价值观是自由,与其紧密相关的则是自主和亲密性的观念。这些新思想成为隐私权的支柱。

这一点确凿无疑。《私人生活史》以大量史料证明,在近代生活条件改善之前,西欧的普通家庭也大多都是挤在一起睡,而没有自己单独睡的房间,就谈不上多大的隐私,“在资产阶级家庭里,隐私是地位的一种象征”。这不仅仅涉及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由此萌生的权利意识:“显而易见的是,一旦涉及保护有关自己私生活的隐私时,上流社会就特别地警惕。”

这样说来,隐私权其实是现代化的副产品,无论哪种文化下哪个社会,只要经历现代化,或迟或早都会浮现。只不过由于中国的这一进程开启得很晚,隐私权意识的萌生到现在也不过就是一代人的时间,尚未真正扎下根来。

可想而知,在一个大家庭里,虽然说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但在现实中,是大家长可以无限制地干预你的生活,但对大家长的秘密,那你“不该知道的最好别知道”。

虽然我家里已经相当平等,但富有反抗精神的老二在七八岁时就已经抗辩过,为什么他在小房间里,妈妈为防他偷偷看iPad,要他必须开着门,但爸爸写作时却可以关起门来不受打扰?

我直到14岁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在此之前,我甚至没有一个能上锁的抽屉。母亲虽然在很多事上通情达理,但就像很多家长一样,她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也不放心,尤其提防我早恋,到底忍不住偷看了我日记。对任何人来说,日记都是一个纸上的隐私空间。从那次它被入侵之后,我就明白了一点:隐私权的保有不能寄望于家长的自我克制,那是靠不住的。

虽然在住宅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年轻一代有了更多自主空间,老年人已不像以往大家庭里那样可以无限制地干预家人的私事,但转变并不会一夜之间发生。在不少朋友家里,我不时发现孩子常常会在自己房间门上贴着“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闯入”,但括弧里又标明:“爸妈除外”。

这些年的现实演变表明,虽然新一代的隐私权意识已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隐私权仍没有真正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广为接受,而权威也仍然保持着在必要时无限制侵入私人空间的权力。最典型的就是那句不时能看到的质问:“让你坦白怎么了?如果你没做什么亏心事,为什么怕人知道?”

Image: B Faria/Protocol

到了大数据时代,人们赫然发现,自己的个人隐私可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没有人能躲避无所不在的各种码,没有码寸步难行。你的任何生活轨迹都可能被追踪、被记录,最终还可能在你无法预料的情况下,被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便是那些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接受下来的人,也自嘲“大数据之下,每个人都是在裸奔”。

就像很多新生事物一样,隐私权在中国社会尚未扎根,就又遭遇到新时代的暴风骤雨。在这两年多来的疫情期间,阳性病例的个人隐私被全网曝光、私人空间被粗暴闯入,以前不敢想的事一再发生。在以公共卫生为名义的集体安全面前,实际上个人隐私已无处容身。

在西方有“强制性坦诚”的概念,认为处理国家事务的政治人物不应享有一般人所具有的那种隐私权,因为他们的任何隐私(例如生病)可能造成国家事务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的私人领域其实也是公共领域,公民对此有知情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莱文斯基的绯闻要被检察官穷追猛打,而无法以“隐私”搪塞过去。然而,正如我们在疫情中所见,中国在这一点上是相反的:“上面”的生活,至少不是谁都敢公开议论的,但普通人则要不断自证清白,事无巨细地交代行踪。

别说是监控的数据,就是你在虚拟空间里自己的地盘,也不见得自己做主了。日前,有博主发现,WPS竟然远程锁死了他的文档,属于侵权行为;但WPS官方辩称,这是他分享的在线文档链接涉嫌违规,“我们依法禁止了他人访问该链接”。问题在于,用户并未对外分享,这仍属于隐私范围,为什么平台有权获取隐私信息,判定其违规?

虽然WPS官方辟谣说并未删除用户本地文档,只是“依法禁止了他人访问该链接”,但这与它自称的“始终把用户体验和保护用户隐私放在第一位”,是相互矛盾的,因为显而易见,它这种不请自来的积极干预,本身就已经越界了,不仅侵犯了用户隐私,当然也影响了用户体验。据此来看,它理解的“保护”并不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而是像家长那样以“我都是为你好”的名义强加的“保护”,也就是说,它傲慢地认定主体不是用户,而是它自己。

为什么它会持有这样扭曲的误解?难道它不知道这会影响用户体验,最终损害自身的商业利益吗?如果它明明知道,为什么还要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事?当然,我们都不是外宾,在这个市场上,企业并不只是服务用户的平台,甚至谈不上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市场主体,还越界承担着监管的任务(虽然这增加了它的成本,但不承担,你的代价会更大)。

像这样的种种事,看起来都很琐细,但它的反复出现,更进一步确认一点:在这个大环境下,最好别指望能有例外。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很可能是一个过渡时代,很多哪怕似乎本应是最基本的东西,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力量,才能争取到。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人能做什么?太难的势必无法人人都做到,但我想,至少可以尽可能地“反介入”——撑开一个自主的空间,努力保护它不被外力介入。与此同时,当看到有人那么做的时候,给他们你能给到的支持,因为他们那么做乍看是为自己,其实也是在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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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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