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维舟

这不是真正的正常化

如果我们希望能有个不一样的活法,就得从勇于直面那些潜藏的伤口开始。

这是日前上海虹桥站的汹涌人流。4月28日才一早10点,当天虹桥站发往全国各地的所有高铁车票就已宣告售罄。

看到这一幕,很多人都难免涌起一阵复杂的感受:既对这黑压压的人群感到恐怖,又有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感,同时还有一点奇怪难言的欣慰,因为这多少表明“我们的正常生活终于回来了”。

这是真正的正常化吗?恐怕并不是。

乍看起来,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不记得不久之前的疫情了,曾经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的黑暗,仿佛在有人说了一句“要有光”之后,就神奇般地消失了。尽管这好像也有点奇怪,但既然是好事,又何必去深究?

我之前就觉察到,自己已显得有几分不合时宜。有的人说我怎么还在写那些抑郁之类的话题,觉得我还没走出阴霾,劝我不如“积极一点向前看”;也有人惊叹我怎么能在经历了许多挫败之后,还保持对那么多事物的旺盛好奇心。这两种相反的看法,其实都基于相同的立足点,那就是认为疫情前后的生活应当是断裂而非延续的——我们的语言里对此有一个生动的说法:“翻篇了。”

连我一些曾发誓会记一辈子的朋友,现在也深感困惑地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没办法想起什么了。原以为那后遗症会伴随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很难伴随一声令下就那么凭空消失,但现实中它好像就没发生过。

在中国家庭里,家长道歉的方式通常既不是道歉,也没有沟通,只是跟你说一声:“吃饭了。”通过这种默契的共谋,一家人把看不见的伤痕掩埋在心底里,以此恢复平静,但那与其说是“走出来了”,不如说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往事不要再提了”。

前几天那篇《如何面对精神内耗?》发出来后,就有人坦率地和我说:“要是你早半年发出来,我会认真读完,但现在,我甚至都不想点开。抱歉,我想看一点能让自己开心的话题,不想再看这些负面的东西。”

确实,很少人还愿意回头去看那些不堪的日子。当然,我并不清楚这种情绪有多普遍。有朋友说,他一早起来对女儿说,不少成年人表面笑嘻嘻但内心很沉重,女儿问:“不少是什么意思?你有数据吗?”

我也没有数据,但出于直觉判断,我能理解这种心情。近两个月来,公众号、B站等各大平台的流量都在大幅下降,虽然说法不一,但我猜想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厌倦情绪:在14亿人的神经都高度紧绷地聚焦于一件事上三年之后,骤然得到解放的人们仿佛劫后余生,对什么都丧失了兴趣。

解封时网上流传的一个梗

厌倦、回避、麻木,这当然都情有可原,但恰恰表明这种看似“什么也没发生过”的平静是一种伪装和假象。不戳破这一点,日常生活的正常化其实是不可能的。

不可否认,当下这样至少避免了痛苦的审视,但那是有代价的。金斯堡曾写过在战后苏联的生活,一次次的打击,让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保护机制:

苦难只能把人净化到一定程度。如果苦难延续好几十年变成一件例行公事,它就不再具有净化功能;它只是使所有感觉变得迟钝,再次被捕之后,我确实变成了一根木头。

如果日常生活就是痛苦的、无法逃离的,那么感觉的钝化多少能让自己好受一些。

这也是我们在当下所见到的:诸如“特种兵式旅游”所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亢奋的欢快,不如说是一种宣泄——人们报复性地出游,在密集的行程安排中,达到一种“悬置”的状态,那其实很像一个工作狂,不用多想,但不停地劳作。

当下的热火,与其说是对“正常”的回归,不如说本身就是异常的,是一种应激反应。网上有一位“梦宸本沉”曾谈到这种高欲望享乐主义的心理动因:

我是唐山人,听老一辈讲,唐山在76年地震以后基本信仰就崩塌了,啥也不信啥也不讲,过年连风俗都没了,就好消费,好吃,觉得必须要享受当下。整个受过创伤的那一代都这样。

有东北朋友也曾和我谈起一个似乎很奇怪的现象:绥化市北林区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本省其它市县,但是,这里的餐饮业畸形发展,各种饭店遍布大街小巷,到了晚上,各色人们成群结队。

为什么经济萧条的地区,餐饮业还越发达?这固然是因为“民以食为天”,但在他看来,很大的一个原因也在于很多人精神空虚,无所事事,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成为填补生活和工作空白的必选项。如果是这样,那么娱乐、食物,其实说到底也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另一种方式。

上海的夜市

近几天,上海的夜市也复活了。我问了几个摊贩,得到的回答是不尽如人意:“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仿佛夜市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仪式:让人有一种“烟火气又回来了”的心理安慰,但其实谁都没有真心投入,因为人们要的是那种感觉本身,却不是为了消费——所谓“报复性消费”,重点在“报复”,不在“消费”。

更多的人,连“报复”的欲望也谈不上,他们的平静,倒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维持运转——不如此,生活还能怎样?

日本秋田县曾有一起引发争议的案件,当事女性上午遭受了严重的性骚扰,中午又出去和人一起去吃午饭,法官一度认为这种若无其事非常难以置信。最终,律师以“创伤应激综合征”(PTSD)的解释获得了支持:“当一个人的创伤过于严重时,大脑会无法应对。此时,那个人会从现实中逃离,通过重复性的日常行动来支撑自我,避免崩溃。”

在谈到创伤后的心理治愈时,心理咨询师简里里曾说过这么一番话:

在创伤发生之中,人们需要的是现实的改变和帮助。人往往在环境安全了之后,现实问题得到了安置,心理创伤的症状才会浮现出来。应激之下人的韧性反而会多于平日,还会使用一些奇怪但有用的防御。然而日后的恢复和疗愈是漫长的,很长时间内你甚至都瞧不见伤口。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人们选择了自己掩藏起伤口,就像《癌症传》里所说的:“这些病房里流行集体失忆。如果记忆是生存所必需的,那么遗忘也是。”

在面对绝境时,这也是人之常情:面对死亡和黑暗,我们依靠彼此的温暖和这样一种信念支撑下来——“一定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

很少人觉察到的是,这意味着我们相信遗忘才是救赎,当一切“过去”之后,平静就将来临。由于这种特殊的理解,遗忘不失为一种轻松的活法,对那些渴求回归正常的心灵具有莫大的诱惑。

但遗忘其实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救赎。常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很健忘,甚至从不使用自己的记忆,以至于经历了很多苦难,却什么也没学会。当然,这原本就很难,但如果我们希望能有个不一样的活法,就得从勇于直面那些潜藏的伤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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