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ice of revolutionary soci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对计划经济的性质、动因及其失败的探究(六)
苏联经济在1945年后的一段时期是迅速扩张的。基础的工业化、战后的重建、未开发的可用资源、由于城市化而不断增长的工人劳动力,所有这些都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有1/3的苏联工业都在二战中被摧毁,但是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高于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长118.9%,工业生产增长116.9%。
到1950年,苏联成功地恢复到了战前的生产水平。计划的增长也得到了苏联掠夺东欧占领区的极大补充,高速增长在持续。在1950年代,苏联平均年增长7.8%,而美国只有2.9%。到1960年,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全国主要是城市人口,经济有了质的飞跃。
然而,早在1950年代,官僚主义计划的局限性、矛盾和功能失调业已露出苗头。技术落后、资源浪费、官僚特权、以及计划对工人的异化造成的扭曲都导致生产率下降,因而苏联经济不得不消耗越来越多的投资才能维持增长。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当选为新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迅速消灭了竞争对手(包括在1955年推行改革的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时还重申了党对安全部门和官僚机构的领导地位。1956年他开始了改革,其中部分是将计划经济的权力下放到大区一级的经济苏维埃(sovnarkhoz),实现对工业部委官僚的巨大权力的冲击。
赫鲁晓夫的改革导致了大规模的混乱和分裂,地方主义和区域苏维埃的竞争取代了各部委间的竞争。但尽管存在这些缺点,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还是废除了1930年代强加给工人的许多限制,尤其是对集体农庄的工人的限制。在共产党的垄断权力不受挑战这一严格的前提下,赫鲁晓夫放松了对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审查和政治恐怖。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带来了工资的上涨、工作周的缩短,教育、卫生、住房等服务的供应增加。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者的辩论集中在如何使计划更有效率。而赫鲁晓夫专注于苏联的农业重组和广泛改革,他将集体农庄合并为更大的单位,同时放松对工人的限制,引入了以自愿为原则的“处女地”开垦运动。尽管运动开垦了广泛的地区,但主要是边缘土地。一个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食品消费、并为工业和消费投资提供充足资源的农业改革,对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来说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农业增长率不够快。在1962年,由于食品价格上涨,新切尔卡斯克还发生了罢工和示威。尽管罢工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但它向官僚机构发出了未能提高生活水平的后果警告,导致了苏联官进行首批外国粮食购买。日后这会成为苏联经济的常规和不断增长的负担。
概括地说,苏联经济增长率在1958年达到每年5.3%的峰值,而且一直保持到1964年,之后的增长率就开始下降。赫鲁晓夫的七年特别经济计划(1959-65)不得不在完成前的两年放弃;他试图在第二次去斯大林化运动中克服官僚主义的僵化,其中包括将地方党委分为工业和农业两翼,引入任期限制和强制性轮替规则以结束裙带关系,同时允许“系统性更新干部”。这自然是对列宁曾经提出的职位轮换制度的官僚主义的模仿,尽管是软弱无力的模仿拙劣,但它成为了压垮各级党政官员的最后一根稻草。
1964年10月,苏共的中央全会集体一致地决定解除赫鲁晓夫的总书记职务,代之以勃列日涅夫和前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的首脑柯西金的平淡二人组。柯西金将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两人立刻着手扭转赫鲁晓夫的许多改革,废除了他的“自愿主义”和“愚蠢的计划”,而采用所谓“科学的”和“客观的”方法。
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官僚视界都较低,公开演说不再提及超越美国或建设“共产主义未来”。官方的目标变成了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与斯大林的血腥恐怖或赫鲁晓夫的动荡改组相反,勃列日涅夫承诺要“稳定”和“照看干部”,这意味着政治权贵终身制,在1980年代将带来一个老龄化、自满的和腐败的精英阶层。
另一边,柯西金的技术官僚式改革冲动(源于他任职国家计委时的经历)都被勃列日涅夫所抵消。勃列日涅夫的立场根植于党的保守主义,也和官僚阶层的更广泛的利益相符,使得他的权力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这也就牺牲了作为改革者的柯西金总理和他的政府。勃列日涅夫后期排挤了柯西金,上升为凌驾于党的官僚机构之上的拿破仑式独裁者,这实际上和赫鲁晓夫一开始崛起的路径相若。
实际上,在斯大林身后,官僚机构因派系斗争和争端增加而四分五裂。针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恐怖的放松,也意味着官僚会开始更加放纵自己贪婪和腐败的恶习。勃列日涅夫要求官僚机构“稳定”,就意味着官员因其腐败而受到的惩罚,相比于他们增加特权的激励和机会而言就变得不那么重大。
公众对腐败的丑闻和对经济问题的愤怒在党的最高层激起了反应。由于问题越来越难以掩盖,官僚们对此感到恐惧。结果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反腐败的改革者、前克格勃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上台,但他随后又在1984年去世。勃列日涅夫的旧日亲信契尔年科接替了总书记职位,但契尔年科也在1985年去世。为了挽救党国体制于放纵和腐败,试图刷新和清洗官僚机构的趋势最终导致了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诚然,戈尔巴乔夫的策略更加激进,他希望在保持党的政治垄断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使官僚机构理性化,最终却为计划经济的市场化铺平了道路。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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