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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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13周年祭:漫谈“范跑跑”事件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对我们来说曾经悲痛的记忆已经渐行渐远。然而,我们并非生活在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时空之中。现在是过去的延续,继承了过去的一切,如果没有对过去的反思,便无法拥有未来。很遗憾的是,我们对当年的反思还远远不够。无论是备受争议的建筑质量问题,还是地震发生后的各种事迹,仿佛都成了逐渐消散的幻影,想要努力抓住却又无可奈何地离去。


无论如何,反思仍然需要进行。本文选择当年著名的“范跑跑”事件,谈谈教师群体今天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持久的争议

事件的经过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时任四川都江堰市光亚学校老师的范美忠正给高一年级班上语文课。他丢下学生先行逃生,撤至学校的操场。班上的十几名学生随后才反应过来,陆续来到操场。5月22日,范美忠在天涯社区论坛发表《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记述自己在震中及震后的经历,描述到这一情况。文中写道:“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他并不认为作为一名老师,有为救学生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义务。


范美忠在这次事件升温后被网友讥讽为“范跑跑”。在此事件上,有人认为其行动可以被理解,毕竟普通人面对死亡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但更多的人批判他的言行,认为他不配当一名老师。面对这些争论他没有表示出一丝歉意,反而理直气壮。事后香港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邀请范美忠出席,引发网络上新一轮争论的高潮。这些争论直到今天仍在进行,并且表示理解他的言论越来越多。


虽然此事的争议很多,但双方分歧很简单,就是教师是否有义务保护学生的安全?要理解争论的根源及找寻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对教师的社会地位以及权利义务进行详细分析。

教师群体的地位变迁

在古代,教师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被尊称为“先生”,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文革时期,社会基本延续了传统儒家文化对教师的尊崇。同时学习苏联的一整套社会管理模式,将教师作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教师被称之为“园丁”,和军人,医生等职业并列,行使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在毛时代官僚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教师由于行使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自然也是官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掌握着官僚机器的部分权力——即使这个权力相当微弱,正式的官僚集团包括各级学校官僚(比如教导主任、校长和书记等)也并不将教师视为自己的一部分,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区别也很大(班主任比其他代课老师更有管理权,民办教师的地位较低),但在面对学生和家长的时候,教师的权力能实实在在地体现。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甚至在今天,还有一些地方的教师面对学生和家长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如果说在毛时代,因为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导致教师虽然拥有权力但并没有多少物质利益(最多收一些土特产),那么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之后的市场化环境使得教师权力能够在市场中得到变现。屡禁不止的收礼,愈演愈烈的补课,都让家长们不胜其烦。残酷的体罚相信很多学生都有过经历。是否遇到好老师完全看运气。这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是权力与市场关系在教师群体中的具体表现。


当然,教师们拥有权威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既然作为学生在学校期间的管理者,那么也要为学生在学校时的行为负责,包括学生的人身安全等。在这里,教师实际上承担的是学生的“临时父母”角色,是父权社会的学校版本。父权社会下父母对孩子起着管教与保护双重作用,这份期待自然也被移植到了教师身上。比如当年吴稼祥在文章《“范跑跑”亵渎“自由”》中的评论:“范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并不是一条木船上的普通乘客,而是有权利责任关系的法律主体:范老师代表学校对学生行使监护权,同时也有监护责任;学生们被家长委托给学校享受被监护权。在发生有生命危险的灾难性事件的紧急情况下,监护人有责任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救助自己的被监护人。这种情况下的救助责任,和军人在战场上的责任没有两样。”所以在“范跑跑”事件之后,批判他的人很多,包括当时的都江堰市教育局也介入此事,授意学校解聘范美忠。当年教育部公布的新修订《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保护学生安全”这一条也被首次加入其中。


教师群体的腐败自然引起了很多不满(其实这只是整个教育腐败的一小部分)。政府在加强公立学校管理的同时,也容许私立学校作为家长们的另一选择。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私立学校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中产家庭的第一选择。在大城市,除了少数几所重点学校,公立教育的质量几乎全面落后于私立学校。我们经常谈论到教育产业化的种种弊端,但对于许多家长来说,教育产业化意味着自己可以自由选择孩子的学校与老师。而家长拥有的选择权,使得他们在面对老师时摆脱了属于被管理者的姿态,以一种买主的地位出现在了教育事业中。换句话说,现在的家长与老师是一种市场化的契约关系,家长是提供原材料给老师加工,之后再回购成品的买主,老师是工人,而学生就是所有权属于家长但使用权被临时让渡给老师的被加工原料。这种模式给教育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变化。


在这种新型的雇佣关系下,教育事业本身所需要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被打破了,家长对老师的要求变得非常简单,只要求老师做到不故意惹麻烦(比如之前提到的腐败与体罚),传授课堂知识和答题技巧就行了。至于小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形成等问题,家长和老师都并不关心(当然在以前也不见得关心),即使有一些家长或者老师注意到这方面问题,在冷漠的大环境下也无法通过制度性方法来解决问题,只能个体独自解决。这使得现在的小孩面对的压力比以前大,感受到的环境也就更加冷漠,当前层出不穷的学生自杀案例就是这种情况的恶果。人身安全等问题也同样如此,只要不是教师故意侵害学生,那么并不需要对学生的安全问题负责(虽然很多人认为仍然需要负责,但在已有的比如缪可馨事件中,家长们并不认为涉事老师袁某有什么责任。这和“范跑跑”事件形成了对比,在“范跑跑”事件中,家长普遍反对范美忠的言行)。


这不仅仅是私立学校的问题,在整个市场化的氛围下,所有学校与老师都是市场游戏的参与者。市场经济下不可避免的资源集中也发生在教育领域。虽然各地公立学校还有很多,但基本形成了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区别(其实在毛时代这种区别已经形成,但差别远没有今天大,也没有形成教育模式的差别,大学里寒门贵子还有很多)。重点学校要么是深圳中学北大附中这种纯欧美式精英教育,要么是衡水中学这种高考工厂,它们能凭借自己的名气和资源吸引更多的优质教师和学生。普通学校作为教育竞争下的失败者,吸引的只能是相对成绩较差的的教师和学生。这甚至对雇佣关系下老师正常的教学任务也产生不良影响。我们经常会看到老师不负责任,要求家长批改作业的新闻,但这种情况基本上只发生在普通学校。因为普通学校的资源太少,招收的各类人员有限,教师待遇也不高,教学任务和其他任务却并没有减少。所以一方面单个教师时间有限,另一方面雇佣关系下教师也认同拿多少钱出多少力的思维逻辑,工资不满意时不想花太多精力在工作上。同时由于优质师源和生源已经被集中到了好学校,老师再怎么负责也很难对学生前途产生影响(指考高分被好学校录取这一前途),就变得更加不想负责。并且基于以前的教训,家长对老师不能故意伤害学生这点也格外强调,有时候甚至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这也让很多老师感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并不想太负责。这当然与家长所期望的结果相违背,导致了现在越来越严重的家长与教师之间的矛盾。其实很好理解,家长作为买主,自然希望能用最低价格买到最优的效果(指学生成绩这一效果)。而教师作为工人,在收入不高、原材料又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满足买主需求,将部分成本又推回了买主。至于其他的安全等责任,在家长都没有要求的情况下更不可能负责了。


综上所述,教师群体的责任和义务问题伴随着整个教育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而在目前变化的几个阶段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有面向未来的视野。

困境的出路

在讨论未来路径之前,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下教师群体是否有保护学生安全的责任。这一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然而如果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教师群体是需要有这样一种责任的。这是为下一代能健康成长所必须尽到的义务,是整个社会再生产体系的重要一环。我们不可能把监护学生安全等责任都推给家长,事实上随着教育社会化进程的发展,家长所起到的作用是越来越小的。如果老师的作用仅仅只是教授知识,那么下一代根本无法得到一个健康稳定的成长环境,会进一步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崩塌。实际上在很多国家,教师都被要求负有保护学生的义务。比如“范跑跑”事件之后,方舟子发表文章《范美忠如在美国铁定会被学校开除》,指出美国教师协会也会规定教师必须具有一定道德准则,必须努力保护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教师责任的减少根源于教师地位的变化,根源于整个教育产业化的氛围。这不仅仅是立法规定教师义务的问题,需要对教师地位乃至整个教育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如果没有系统性的改造,教师仍然被当成服务业工人一样对待,那么即使法律规定再多的义务也起不到什么效果。比如美国今天的教育状况,虽然规定教师有诸多义务,但由于地位低、工作环境差等种种原因根本无法履行义务,很多底层小孩基本上是在无教育的环境下长大。


由于教师在整个社会再生产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把教师当成普通的服务业工人,需要重塑教师的权威性。很多人一提到权威就开始反对,认为这会回到过去那种状态,教师利用手中权力压迫学生和家长。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教育作为一项科学性的活动,它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与方法。与其说是遵循教师的权威,不如说是遵循教育的权威。而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组织者,没有权威性根本无法组织起教育活动。权威必须从这个角度理解,也只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们绝不是要回到过去腐败横行的状态,那种不受监督的教师本人的权力对任何人包括教育事业本身也是损害。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完善的权威机制,它不仅需要明确单个教师的权威,还需要其他教师、学生、家长、校方、社会力量等各方的监督并明确各方的责任。这并不是空想,在很多重点学校已经初步形成了这样一套监督机制(比如惩戒权与惩戒方式的明细化,学生与家长参与进学校管理等),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进行创新。


权威自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基础。教育产业化使得教师的权威下降,地位变得类似于服务业工人,那么自然需要扭转教育产业化的趋势。这也不仅仅是单独的教育界问题,需要打破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则,否则教育产业化是迟早发生的事。如果就目前来看,加大教育投入,兴办公立学校,增加教师数量,提高教师待遇,推行小班教育等都是必要的途径。但我们需要明白,资本主义下无法真正解决教育产业化的问题。


当然,根本上说,如果教育仍然只是作为个人奋斗的工具,那么教师的工作中心永远只会放在学习成绩上,对学生的个人成长乃至健康安全不会花多少心思。理想的教育体系应该是以学生的个人成长为主,拥有自己适合的教育。“因材施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然而现在的实践是完全背离。这种背离不仅仅是在教育产业化之后,就算在以前也同样如此。我们并不需要在现在还是过去做一个两难的选择,而是应该面向未来的第三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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