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商低的孩子，一言难尽的妈妈

在我上小学之前，妈妈对我最有效的一个管教手段是，把我吃饭用的碗筷用塑料袋装起来然后扬言把我扫地出门当乞丐，然后我就会哭着抱着妈妈的腿哀求。这个手段在我成年后她偶尔在与别人聊天时还会讲出来，用以说明我是一个多么听话、多么容易管教的孩子。

小时候懵懂，长大之后逐渐意识到这是妈妈最初在我意识里建立的最底层的经济要挟，也逐步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转变各种方式加固父母、家庭和我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依赖。

上学之后的寒暑假，基本上我都是被关在家里。妈妈对我的管理是乖乖在家里呆着，不要到处乱跑。既有当时计划生育导致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时代影响，也有父母是工人每天忙于准时上下班无暇给我安排暑假生活更别提更多的陪伴。妈妈经常给我的说辞是不要外出乱跑，还小的时候的理由是外面不安全，长大一点的时候换成家里没钱让我在外面闲晃和消费。经年累月下来，形成了我几个特点：没有发小、和班上的同学也不熟络、不主动参与社交活动、外出计划总是先考虑经济能力或限制，没事尽量不出门，也就是现在俗称的宅。

补充一下妈妈规劝我少出门少参加活动的一件事。我孩童时对家中电视上新闻报道的天安门事件略有回忆，那时候还能接收到香港的电视广播信号，相信当时整件事从学生开始上街直到清场，我爸妈都有从新闻里得知。在1999年，美军飞弹击中中国南联盟领事馆之后，全国上下很多大学生与年轻人组织起来前往当地美领馆示威。妈妈在家中郑重地提醒正准备迎接高考的我，不要去参与这些上街的活动，无论在家还是在大学里，都不要参与。对她来说，无论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上街还是政府默许的向外表达抗议的上街，都有可能导致她失去我这个儿子，她的管理办法是一律不要参与。

回到比较懵懂的阶段。在家里条件稍微宽裕一点的某一年，过年时妈妈给了我一张当时银行的定期凭据作为我的农历新年红包，金额是1000元，上面是我的名字。这在当时、以及对年幼的我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在书桌抽屉里。直到大约年中的时候，妈妈说家里的厨房要翻新还是购置抽油烟机，具体的说法已经记不清，鼓励我把这笔钱投入到家庭的这笔支出，然后我就自豪地把珍视已久的凭据交给妈妈。这件事直到我最近几年回忆起才恍然大悟，这笔钱我只是代为保管了一段时间，并不属于我。

之后，也有过陆续两次关于真金白银的真实教育，而两次的操作办法都如出一辙。一次是妈妈给我一个小钱包，类似零钱包，里面装了一些现金，大约20来块，另一次是给了我一张储蓄卡和密码，可以在柜员机存取款，里面大约有50到100元，然后告诉我让我好好保管，不要花出去，如果花出去了就说明我不会管钱。当时我没有发现这个操作的陷阱，她并没有设定一个考核的时效。所以在自制能力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面对零食、小玩具的诱惑，我最终还是忍不住花了部分钱。而妈妈在放置足够长的时间之后来检查，而我当时也没有零用钱可以补充花掉的钱，自然就如妈妈当初警告的那样，我花钱了，我不会管钱，我不配获得零用钱。

我没有零用钱的状态一直维持到高中。在初中阶段还有过一次瞒骗爸妈、把交到班里统一订早餐的钱留下给自己使用，在一次家长会被爸爸得知之后回家对我一顿敲打。之后他们听取了当时寄住在我家的一位比我年长几年已经工作好几年的哥哥的建议，我已经到了年龄，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连喝瓶汽水或者万一发生什么事打公共电话回家的钱都没有，确实不太妥当，于是他们开始不定期给我一点零用钱。

在我领取少量零用钱的人生阶段，有一件事让我对妈妈产生强烈的厌恶情绪。她有一些金银首饰，常常用报纸塑料袋等不起眼的包装，匿藏在家里不起眼的角落，以防被盗。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某年开始她找不到其中的部分，于是开始怀疑爸爸或者我偷去换成现金花掉。她有好几次问及我，而我没有做这种不齿的偷盗行为自然矢口否认。甚至到某次，她对我说，你坦白告诉我有没有偷，我不会生气的，只要你诚实告诉我。也就是，她到快要放弃的阶段也依然抱持着对我的怀疑。好几年之后某次她提起找到了，而这件事她轻描淡写地带过，丝毫没有想要表达当初错怪了我的意思。

在我开始有零用钱、上大学时每个月向家里要生活费的时候，每次妈妈都会反复强调家里经济不好、钱是省下来给我的、让我不要乱花。长此以往，我对钱、向家里要钱都产生了厌恶感，这种厌恶感直到现在，无论是工作中涉及费用、报价、追款、还是面试时开薪酬待遇要求，我都不自在。

关于妈妈，关于她从小到大在我的意识里建立起的塑造我性格和行事准则习惯的事，还有很多。上述的是我印象最深也对我影响最深远的几件。在我开始有经济收入、逐渐经济独立的过程中，也有好几次财务上的事件。

写下此文本意不是要责怪妈妈，毕竟如一位朋友所说，父母在特殊的年代存活和成长，学识不高，能完成从乡镇到城市的跃升，能供我上完大学，已经不容易，如换成我们经历父母的年代，我们未必做得比他们好。我部分赞同朋友的观点，但只是部分。毕竟，父母依然有他们可以主观改变和做得更好的可能，而他们在当时做出了选择，既成事实，我作为参与者与承受的人，自然也有权记述和反思他们对我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