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档案馆】第32期：儿童性侵案频发，警察都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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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听到的歌曲叫《你们算个屁》，由网民改编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歌曲《北京欢迎你》，讲述当年一起著名的未成年人性侵事件。

2008年10月的一天，时任深圳海事局书记的林嘉祥，涉嫌猥亵一名11岁女童，并现场言语攻击围观民众："我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算个屁！" 此后"屁民"一词窜红网络，成为老百姓的代名词。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最新发生的儿童性侵事件，分析儿童性侵案在中国遭遇的言论审查和打压。

2021年10月11日，犯罪案件分析类微信公众号房间内的粉色大象 刊登了一则读者投稿。在这则投稿中，作者失落的一角讲述了去年她四岁的儿子遭遇性侵之后，她为之维权重重受挫的经历。令作者和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性侵案件发生在四川省一所省级重点公立幼儿园。而在这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公立幼儿园更安全、不会出现虐童事件。

据文章作者讲述，她四岁的孩子入园没多久，就遭遇了来自教师的体罚、关禁闭，孩子也正是在被关禁闭期间被园内某成年男子性侵。之后，孩子开始频繁做噩梦、激烈抗拒去学校，还出现其他一些行为问题。在试图报警维权的过程中，作者遭遇了园方的威胁阻挠、派出所警察以男孩不可能遭遇性侵为由的拒绝立案。此外，省社工联合会的心理救援队也以儿童性侵维权未见成功先例为由，劝她放弃。直到今天，该案仍未被派出所立案、维权希望渺茫。而这一创伤经历，也使作者患上了抑郁症，目前，她和孩子都还在接受心理治疗。

这篇文章被发布以后，迅速在微信朋友圈刷屏，阅读次数很快达到十万加，足见人们对中国儿童性侵问题的关注。

中国儿童性侵问题有多严重？

由于社会观念的保守和制度的不作为，儿童性侵案件的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庭往往被迫选择沉默，最后得以曝光出来的案件只是实际案例的冰山一角。然而，已知的中国儿童性侵统计数字依然触目惊心： 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方向明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份综述报告中指出，中国儿童遭受成年人以某种形式性侵害的比例，高达约9%。照此推算，在中国，18岁以下曾遭性侵的受害者可能多达2500万人。另据“女童保护” 网络监控数据的不完全统计，仅2020年一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就有332起，受害人数达845人，其中女童占九成，而年龄最小的受害人仅1岁。此外，根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从2015年到2018年四年间，中国法院共审结 一万多起涉及猥亵儿童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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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儿童性侵，中国官方做了什么？

面对如此普遍的儿童性侵案例，中国的司法执法系统又为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了怎样的保护呢？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曾指出：”虽然《刑法》规定强奸罪的“顶格刑”是死刑，但一般只适用于3次以上并伴随暴力的极恶劣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强奸1次、仅涉及1名幼女的普通强奸，多数刑期只有3～5年。”

2019年6月，亿万身价的房地产开发商、慈善家王振华 ，在上海一家酒店性侵一名9岁女童，致使这名儿童产生阴道撕裂伤。然而，2020年6月，上海一家法院仅以猥亵儿童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五年。宣判之后，王振华所在的新城控股集团的股价应声大涨5%。

2017年5月，广西省平南县小学教师何思云发现有学生被校外托管机构男教师猥亵。因帮助学生心切，在她多次建议学校领导和上级部门报警却未得到回应后，自行报警。然而，学校非但没有感谢她对学生的关切和帮助，反而剥夺了她的教职。之后，何思云被迫离开家乡，前往南宁打工。

2013年5月，海南省万宁市6名小学生被该校校长陈在鹏及万宁市市房管局职员冯小松带到宾馆开房。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引发各界对针对儿童性暴力问题的担忧。5月27日，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叶海燕在海南万宁市第二小学门口举牌“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抗议校长和官员性侵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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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当局向她在广西玉林博白居所的房东施加压力，叶海燕和女儿在家中被11名男女群殴和驱逐。随后，当地公安机关以持刀伤人的名义将她行政拘留14天。在纪录片《我是流氓燕》中，纪录片导演王男栿记录和呈现了叶海燕因参与这次反对儿童性侵倡导活动被当局迫害的遭遇。

叶海燕母女因此被迫迁居北京。然而，她们在北京也多次遭遇房东驱逐，叶海燕的微信公众号也多次被封禁、护照也被官方没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著名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大陆的统计显示严重性侵犯的报案率仅为7.3%；每一起性侵害报案背后，就可能有6起隐案。鉴于中国官方对儿童性侵问题的处理方式，这样低的报案率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中国官方为何打压儿童性侵的维权？

那么，中国官方为何对儿童性侵案的民间维权如临大敌呢？

时评人长平指出，“任何权利包括身体权利的唤醒，都会引发更多的权利主张，这一点当局无疑比喊冤者清醒。这就是为什么，为了让孩子听党的话，要让他们在方方面面都学会听话。权利观念具有一致性，因此，我们在教孩子对权势者逆来顺受的时候，也就是在教他们对性侵者忍气吞声“。

长平还分析说：“中国的法官和警察都在忙什么呢？毫无疑问，他们在打压民间组织、抓捕异议人士、软禁政治犯家属方面投入的力量，远远大过保护儿童。……那些为儿童性侵案痛心疾首、大声呼吁的人们，也应该知道：每当一个异议人士被抄家，一个维权律师被拘捕，一个女权组织被取缔，都意味着又有多少儿童权利没有得到保护，多少性犯罪分子逃脱法网，多少丑恶污秽正在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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