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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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记录可以作为正史的补充。

摆脱平庸之恶的若干建议

这是一篇为面试写的读书笔记。在书写时,我所处的社会,正面临具体而宏达的变化。我在书和现实之间穿梭,有时候会怀疑,这篇内容已经写晚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勇敢的年轻人。

与新冠肺炎疫情互博的三年中,我们每一个人,在被要求牺牲便利、提出疑问的时候,或许都听到过诸如此类的回复:

「我也只是按要求做事,请你配合我的工作。」

「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是上面要求的,我也没办法。」

这类来自执行者的回复,好像有什么不对,却又无法被准确描述出来;它往往让人无法反驳,也让我们正当的诉求,一拳打在棉花上。

问题出在哪里?

类似的发言,提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当执行者处在一个特定的系统里,可能会主动让自己退为「原子化」的角色,否认自己作为「人」,可以发挥的判断和改变事实的能力,表现出「恶的平庸性」。


从著作到现实:什么是「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也被翻译成「恶的平庸性」或「罪恶的浮浅性」,源自汉娜·阿伦特于 1963 年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书的主角,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作为纳粹德国前纳粹党卫军中校,是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和组织者之一。

在汉娜·阿伦特的叙述中,艾希曼并非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穷凶极恶的魔鬼,反而是一个乏味、平庸、敬业的官僚,甚至在个人情感上,对犹太人不怀有憎恨。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他身上所体现的并非「极端的邪恶」,而是「思维缺失」造成「盲目服从」的「平庸的恶」。

然而这种「平庸的恶」,却使他成为「极端的恶」的帮手。

近日一则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视频,以更朴素的方式验证了这一点。

一位于新疆生活的女士,在被封控 100 余天后,拒绝了基层工作者上门做核酸的要求,并录制的全过程。

在争辩中,这位女士向基层工作人员说了这样两句话:

大脑是靠手执行的,手打人脸,你说手是无辜的?

你虽然是基层,但是你是这个整个系统的执行者。

录制视频的女士,不一定读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却在该书初版的 59 年以后,和作者有了的相似洞察,一语点破了只顾执行、拒绝思考的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离我们很近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英雄和魔鬼都很少见,更多的是普通人。当普通人,放下了判断和思考,就更易滑向「平庸的恶」。

「恶」,在某种程度上不与「善」相对。恶是一种偷懒,是不作为;而善是一种努力。

在陈嘉映先生的一篇论述恶与善的短文里,他写道: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如果把社会纲纪比作水坝,那么,一旦决口,人似乎像水一样,也是就下的。」

为善,需要人去努力的,是判断,是反思,就像攀登一座高山,需要与地心引力做抗争;而为恶,则是瓦解、崩溃,是放任自流。

人放弃了对事物理解和控制,就会造成「生活整体的涣散」,这就是平庸之恶。

在后续出版的、汉娜·阿伦特的另一本著作——《责任与判断:反抗平庸之恶》 也有类似的叙述:

「与劝说一个人从经验中学习相比,控制人类的行为,并使他们按照最感意外和最不公正的方式行动,看起来要容易得多。」

这是因为从经验中学习,就意味在最开始,就需要去思考和判断。

就像在纳粹德国后期,很少有人完全赞成该政权后期的所做所为,但还是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犯下罪行,因为这是一种更少抗争、只需服从的轻松出路。


给普通人摆脱平庸之恶的若干建议


在职位之中:敢做判断

把独立的个人,变为系统内只顾履行职能的「齿轮」,并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的手段。阿伦特描述,「这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

不论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还是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不止一位战犯,以「齿轮」之说,为自己辩护。

他们讲述自己不过是庞杂系统里的一颗齿轮,只是奉命行事,并称「如果自己不做这个事,也会有别人来做」(但多未能逃脱判罚)。

这种论述,漠视了人的能动性。我们处在特定的职责与岗位中,不意味着就无法基于良知,得出自己对事物的结论。

比如,在面对一场诉求合理的运动中,警察为了履职,必须要出警,但他也可以判断在什么情况下,是否要进一步使用暴力。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具备自由行动的能力,且可以把自己放在多重社会角色中,去做出判断。

而且,大多数人不真正面临所谓的「士兵困境」,即「服从命令,会被法官和陪审团绞死;不服从命令就可能被军事法庭枪毙。」

做判断的代价,并没想象中的大。

即使在纳粹党卫军中,如果想拒绝与自己良知相违背的任务,只需要申请换岗就可以避开,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会遭到处分,但绝不会有生命危险。


普通民众:谨慎选择「服从」

阿伦特提出,「对儿童来说需要服从的事情,在成人那里则需要征求他们的同意;如果人们谈到成人的服从,那么实际上是指他支持那个要求被服从的组织、权威或法律。」

也就是说,成年人的「服从」,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支持」。

面对一位拿「齿轮说」为自己开脱的战犯,询问他「你为何支持」,可能会比「你为何服从」来得更有冲击力。

用词的改变,对于人认知自己的某项举动,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改变用词,来审视自己的行为。

哪怕在在专制的系统中,甚至暴政,任何决策的实行,都「基于同意」。

在过往的教育中,我们也清楚知道:一位英雄无法以个人能力推动历史进程,一个魔鬼也不能仅凭一己之力摧毁人类文明。他们都需要众人的力量与支持。

所以,你的「不服从」,在某些特殊的时候,也可能有千钧之力。

如果每个人对所要执行的任务、所面临的规则,抱有更审慎的态度,不去盲目服从,那我们将捍卫自己作为人的尊严。

而道德的崩溃,也不会如同二战时期的德国那般毫无阻碍。

「不服从」,甚至可以不以暴力的形式出现。

它甚至不需要做出更积极的行动,哪怕只是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消极来应对,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参与其中,都可以发育成一种有效的抵抗。


警惕过不佳思索的生活

「恶,是思维的匮乏。」

在汉娜·阿伦特的论述中,恶的平庸性,不是一种理论或者教条,而是表示一个不思考的人为恶的实际特征。

而当人过一种不假思索的生活,离恶的平庸性愈发相近。

不思考的人,往往并非是穷凶极恶之徒,而是处在你我之间。社会身份并无法将他们区隔开来,他们可能是底层的劳动者,也可能是身居高位、掌管决策的要员。

盲目服从也好,不经思考的决策也好,都有可能将事情引到无法挽回的境地。

「思维活动,酝酿出良知。这种良知是道德情感,让我们在当下的行动处境中,能立即分别善恶、对错」。

保持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拨开既有的偏见和思维定势,重新审视我们面对的学说和规则。


在诚实的状态里实现自洽

纳粹时期的德国,各行各业中都有少数人一部分人,选择了退出了公共生活。在当时,相比加入党卫军去「做点什么」,这些人被认为选择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生活。

在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中,这些人敢于做出退出公共生活的选择,不因为他们有更高尚的人格,或拥有更优秀的灵魂,也不因为这么做世界会因此变得更好,而是他们自问:

「在做完一件内心不认可的事情之后,该如何与自己的内心和睦相处。」

这是一种在诚实的情况下,形成的自洽,即:宁可与他人失和,也不愿意和自己失和。

他们拒绝去杀人,并不因为杀人是他们的戒律,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用漫长的余生,与一个杀人犯——他们自己——相处。 

而这种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承认,恰恰让德国的民众当中,保有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闪光。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导言中的一段话,揭露了平庸之恶的恐怖之处:

「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

我们有可能成为那朵真菌,在荒芜之地摇曳;但也可以凭借思维和为善的努力,过一种与自身意志相和的生活。


参考文献

[1]《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汉娜·阿伦特

[2]《反抗平庸之恶:责任与判断》汉娜·阿伦特

[3]《善不与恶作对》陈嘉映

[4] 《道德的重量》凯博文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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