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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问题的选择与理论创新——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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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给一些1959年参加叛乱的贵族平反及提供大量现金赔偿,拉萨老城区有许多贵族大宅院,1959年后主人跟随达赖流亡印度。民主改革时,这些住房无偿地分给本地农奴和贫民,例如有个三层楼的大院子分给15-16户支持政府平叛的贫苦农奴居住。而现在政府要求街道办事处限期把目前住户全部迁出,修缮院落,归还给原来的贵族。由于实在无法安置现有住户,街道干部非常为难,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给这些阶级敌人“落实政策”?

马戎:对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反思(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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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喀什调查,当地幼儿园老师一个月工资为500-600元,小学老师一个月大概1200元,中学老师1500-1600,村里学校的教师收入不如县城,县城里的赶不上地级市,地级市赶不上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的赶不上北京。现在越是条件好的学校,教师的工资越高,大学也是如此,211、985学校的老师岗位津贴就要高于普通学校,这种做法的导向,我认为有问题。

马戎:对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反思(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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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当时"破四旧"运动对宗教信仰、历史传统文化的破坏是全面的,并不是只针对少数民族的,而是针对全国各民族的,也包括汉族。我记得那时去清东陵,看到路旁所有石像的脑袋全没了,很多的古庙都毁掉了,像孔庙、灵隐寺、大昭寺、布达拉宫这些著名的古迹寺庙都是中央直接下令让部队保护起来的,要不然的话全部砸光了。

马戎:对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反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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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提出的政治口号叫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显然把汉人和满人分成两个不同的民族,等于是鼓动汉人的民族主义去反对满族。这个口号是从兴中会、同盟会开始叫响的,但是大家有一点并不一定清楚,这就是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汉人民族主义的口号,实际上是日本的右翼组织黑龙会下属一个机构叫做玄洋社向孙中山建议的,后来变成了兴中会的誓词。

【TED】Juliet Schor:每周工作4天这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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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不错,但现实吗? 实际上,是的。 不同于以牺牲另一方利益为代价的政策, 四天工作制有益于员工、公司和社会, 它甚至可以成为 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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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把中国当作潜在敌手或竞争对手的国家或政治势力,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大做文章,打“藏独”牌、“疆独”牌、“台独”牌来牵制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一旦中国强大起来,它们为了自身的实际利益,也会毫不犹豫地背弃这些民族分裂组织,在“牌桌”上把它们抛出去,它们过去也曾这样做过。对于这一点,中国各族民众和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马戎. 关于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也谈“第二代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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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有关我国民族问题的讨论一直在学术界持续,而且讨论的主题涉及到如何回顾和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理论、现行的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实际社会效果,涉及到中国的民族政策在21世纪是否需要进行系统的反思等重大方向性问题。围绕这些相关话题,学术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李杨:孙中山“联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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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联俄",主要是出于现实紧迫的一种策略手段,非深思熟虑的理论思考和战略蓝图。孙中山晚年革命策略的多次转变,体现出后现代国家急于摆脱落后困境而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特质,即在外部压迫下,为有效地广为吸纳各种可利用因素,其手段方法表现出趋利"漂移"式的特点,也可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它也留下种种后遗症。

李安山:中国民族主义的催生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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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俄战争后向日本学习成为一种趋势,但在中国存在着一种民族主义的困惑,这表现为对日本的复杂感情。第一种感情是轻视。第二种感情是恐惧。与害怕同时并存的一种感情是憎恨。第四种感情是羡慕。

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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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向来号称是四万万,或者不止此数。用这样多的民众,还不能够真正独立,组织一个汉族的国家,这实在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彻底的大成功!由此可知本党还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工夫!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刘瑜:评《走出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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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在基督教的外衣下,藏着法家“焚书坑儒”的灵魂,而义和团似乎披着捍卫本土文化的外衣,却难逃“跪着造反”的跪姿。

高华,薛翔:民族认同的错位——“台独”谬论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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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台独分子鼓吹分裂国土的言论逐渐趋于“系统化”和“理论化”,一些貌似学理问题,实则别有用心的谬论纷纷出笼,诸如“台湾民族”、“新台湾民族”、“台湾新国民”、“新国家”等论调甚嚣尘上,配合着不断扩大的台独势力的政治活动。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否定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否定台湾居民是中国人的确凿事实,企图证明“台湾最终问题是民族问题”,台湾的前途,唯有脱离中国而“独立”。

顾颉刚:我怎样厌倦了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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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当年在教育界,和许多知名学者有交往,如鲁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沈尹默、沈兼士、郑振铎、洪煨莲、傅斯年、罗常培、钱穆等,但也和其中一些人发生了不快。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因了鲁迅的参与,使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了政治思想斗争的意味。如今再度回望,不免看到以派系矛盾为背景的诸多恩怨,其中多的是性格冲突、待人处事与治学风格上的差异。顾先生是历史的亲历者,他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经历。

徐复观的一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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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把国放在党之上,党有功有过,国无功无过,一切的罪恶不能说是国家的罪恶,一切的错误不能说是国家的错误。不论国家怎么样,我爱国是问心无愧的。国家越困穷我越爱。现在你把党放在国家之上,先爱我,你才算爱国,我爱你爱哪一点呢?

顾颉刚:序《李石岑讲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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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所有的烦闷完全是志愿与生活的冲突。……但我究是一个不会过混混生活的人,所以一转身又觉得与其混混而消除痛苦,反不如保存这志愿而加增痛苦为有意味了。然而永久只能保存这痛苦,永久只能注目在将来,作一个空浮的想望,到底也没有什么益处。“我的一生究竟如何?”这是我常好自问而又怯于自问的一句话。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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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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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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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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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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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荐读】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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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书: 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 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917357/) 民族主题的相关论点其实观察近代史的一个很好的窗口。中国传统学术资源中,有民,有族,但是没有民族。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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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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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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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裘锡圭 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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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资料与我们的历史传统相结合方面,我非常反对像现在这样提“五帝时代”。“五帝”在历史学上都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就用到考古学上来了?现在社会上有“信古”倾向。祭黄帝,祭炎帝,找这个的陵墓在哪儿,那个的都城在哪儿,尽可能把他们讲成一个个具体、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学术上用“五帝时代”这种术语,危害性很大。

裘锡圭 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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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人不但不愿对自己的观点作修正,而且曲解出土文献,将其当作为自己观点服务的一个工具。最近有篇论文,将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相印证,他在不少地方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使用出土文献的。这跟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风气有关,你也不能完全怪个人。

裘锡圭 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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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其实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但在那时不是由于民间的土地兼并引起的。那时国家控制很多土地,成年男子如能成家立业,就可以从国家取得土地进行生产。但是贫家子弟没有足够的生活、生产资料,就无法成家立业。

裘锡圭 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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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现在存在着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现象,能够不受外界不好的影响,实事求是做研究的人,恐怕比上个世纪30年代要少。就我的立场来看,讲信古的当然不够实事求是;反对的,包括《文史哲》“疑古与释古”专栏上面刊登的某些批评文章,也不一定完全做到实事求是。

裘锡圭 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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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很清楚,我念谭其骧先生的古代史课程应该已经是在1953到1954年间,他在课堂上向我们推荐中国通史方面最好的参考书,就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当时还能介绍这样的书,你说后来行吗?

余英时:顾颉刚与谭慕愚的50年情缘(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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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成“右派”一年之后仍然不肯屈服、拒绝“学习”的只剩下三个人,谭即其中之一,她的志气、良心、气魄……已显露无遗。更出人意表的是,在统战部集会劝导的场合,谭慕愚发言“仍强硬不服罪”,……这已不是“勇猛”、“胆量”所能形容其万一。孟子所为“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和庄子所谓“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庶几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