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mentary

I know nothing.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2/8)

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or like, so I know you are with me..

CC BY-NC-ND 2.0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1/8)

Want to read more ?

Login with one click and join the most diverse creator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