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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与立之间,我和祖辈们走过了一个循环

遇见黄东:一个清代小人物的世界大冒险

相比林则徐,魏源,左宗棠这类历史人物来说,黄东显得太籍籍无名。但是透过一个小人物去观察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也有一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之感。

当我拿到这本由香港城市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程美宝的著作:《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的时候,我一度以为是一个叫黄东的这个人的个人故事,但实则不然,黄东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背后更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大世界。

我很喜欢这样的角度。因为相比林则徐,魏源,左宗棠这类历史人物来说,黄东显得太籍籍无名。但是透过一个小人物去观察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也有一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之感。

很显然的是,黄东的事迹已经变得难以挖掘,但还是能从历史的碎片中得到他的足迹。并且从他的足迹当中,去一窥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所在的那个大世界。那个还在康乾盛世期间,我们都认为是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

可是,历史从来都不止一面,黄东的故事给历史做了一个全新的注脚。

黄东的本名是黄遏东,曾经在广州洋人商馆区谋生,如果用当时的俚语,他所从事的,就是省城内的“事仔”(boy)。“事仔”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侍奉洋商左右,主理斟茶、送信、招待来客等琐碎情事。不过,黄遏东与一般的“事仔”不太一样。作者在史料中发现,他中文书写的能力、英语对答的本事、书法字体的秀丽,以至于对市场贸易方面的了解,绝对超乎一个普通“事仔”的水平。他之所以有这些条件上的优势,大概和他与众不同的遭遇有关。

大约在1766年,黄遏东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布莱克船长 (Captain John Bradby Blake,1745-1773)的青睐,决定跟随他的船队西渡英伦。抵达之后,在一位公爵的宫室内担任僮僕,得以接触不同阶层的洋人社群,其后更有机会拜访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令他眼界大开。在羁身英国多年之后(估计至少有7至8年的时间),黄遏东返回中国,寓居羊城,寄行商刘德章(?-1825)篱下;可惜我们对他晚年的生活所知甚少,对其去世年份更是无从稽查,这是有点可惜的。

话说回来,虽然黄遏东的经历一点也不普通,但他在回国后并没有留下任何游记或记载,笔录他在欧洲世界的这段奇遇。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看到广州的士绅与文人,曾经对他作过什麽介绍。或许由于他曾经替洋人打工,所以在士大夫眼中只是一个“无赖民人”,自然没有引起地方社会的留意或关注。坦白说,如果不是近世史学家的锲而不捨,黄遏东的一生恐怕会被时代遗忘,经不起历史的洗礼。

无论如何,黄遏东在18世纪的生平故事,今天骤听起来已十分吸引。或许他在决定出国的时候,一心只是希望离家走走,改善生计,顺道看看世界,没有太多的深思熟虑;但在历史学家的角度,黄氏以一个身穿“短衣马挂,赤脚曳番鞋”的华人身分,抢先在很多“大人物”远出西洋之前,在英伦旅居良久,其中所经历的大小逸事,便足以展示出一种平凡中的不平凡,为“小人物研究”提供珍贵的历史案例与一手材料。

最卑微却又最前沿

作者在书中说他们是最卑微的一群人,但却身处在中外交流的最前沿。最卑微,是他们的工作。在当时的广州,有不少本地人从事着和外贸有关的工作,大多数工作都极其卑微,比如像黄遏东这样的“事仔”,工作就是斟茶递水,招待客人而已。除此之外,还有挑夫、守门、烧茶、煮饭、买物,西餐厨师,通事(翻译),买办(外商的采购员),他们是为外国商人服务的“沙文”(Servant),这些工作看起来都极其卑微,但是却

其实,就连黄遏东也是“沙文”(Servant),只不过他的工作能力更为出色,可以胜任不同的角色,这才有了英国之行,并且在英国他依然是伯爵夫人的“沙文”(Servant),还被推荐去了英国的贵族学校学习,或许是英国贵族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兴趣,又或者是因为黄遏东的能力出众,在英国的时候已经具备优秀的英文读写能力。

黄遏东的手迹

当然,为外国商人服务的职业远远不止“沙文”(Servant)一种,还包括了挑夫、守门、烧茶、煮饭、买物等各类非常基础的职业,还有西餐厨师这样的“技术工”了。另外就是通事(翻译)和买办(代外商购买贸易品,后成为外商在中国的代理人)。前者精通英语或葡萄牙语,而后者则要有十分出众的市场敏锐度。恰巧,黄遏东通晓通事和买办的事务。另外他的老板布莱克又是植物学家,所以他也对植物有颇为深入的了解,在清廷的禁令之下,能帮助布莱克搜集到不同的植物样本。

最早的“带路党”

如果黄遏东他们只是在从事最基础的工作的话,那还有一群人在当下的一些人的眼里已经可以被视为是“汉奸”了,因为他们是为洋商的引路人。他们是生活在珠江口两岸的昼家人,他们以船为家,以海为家,诺大的洋面就是他们接触大世界的舞台。

当时的外贸中心主要是广州和澳门,商船也经常往返于两地。而珠江口西岸礁石密布,稍有不慎则非常容易触礁,但生活在此地的昼家人却非常熟悉,于是他们便成了“引水人”。他们熟悉水性,平日里大多以捕鱼为生。但如果有商船进入珠江口水域,这些“引水人”就会驾船靠近,争相延揽生意。他们往往会一点葡萄牙语又或者英语以便于谈好价格,这当中一般以西班牙银元支付。这些昼家人对水面十分熟悉,途中的“山水口”,“鸡颈头”,沙沥,伶仃,蚝墩,大蚝头,小蚝头等,均为引水人的专用语,也是他们所熟知有礁石的地方。

当引水人成为职业之后,还会有名为《引水章程》的从业指南,这套章程是被地方官府认可的,并且官府还要求外商进入珠江口之后必须雇佣引水人带路。

这样看来,在1840年以前的广州,也可以说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有“沙文”,有“带路党”,有通事,还有买办,还有为外商提供洗衣服务的女性乃至于从事性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都围绕着外商展开,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从事着和对外贸易有关的工作。尽管当时的清廷对外贸有严格的限制,甚至禁止外商雇佣本地华人从事“沙文”的工作;但当地政府也大多睁只眼闭只眼。和今天一样,如果要从事对外贸易,就需要学习外语,这些语言最初是葡萄牙语,后来就成了英语。这些人也大多会一些蹩脚的英语或葡萄牙语。

比如一位自印度途径中国返英的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曾在日记上记录:当船抵达虎门后,「附近的小船有不少姿色不俗的女孩,一见到他们,就说起一种“奇怪的术语(jargon)”,她们会对船上的军官喊曰:“Hy yaw Massa,you come again.I washy washy for you last voyage;washy washy three piece,one man one catty;I washy washy you three piece.”(大意是:“哎呀!先生,你又来了,我上次给你洗过衣服哩,洗三件,一位男士一斤,我给你洗三件。”此处“一斤”可能是指“一元”)。原来,她们是专门在港口为外国船员提供洗衣服务的。

最早的商务英语课

这些提供洗衣服务的女孩的蹩脚英语,有些是长年对外交流而习得,也有的是来自于外商的教授。而更多的是来自于一些简单的英语或葡萄牙语课。这些课程,其课本也和当下有许多区别,大多采用粤音去标注,比如26个英文字母当中,A标注为爷,B标注为卑,C标注为思,D标注为呧等等。

用粤语标注的英语单词

这些课本,有些已不可考,有些则显得浅陋,比如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出版的《澳门纪略》当中,其下篇《澳番篇》的《澳译》就收录了395个葡萄牙语单词。但是,和学习葡萄牙语不同的是,学习英语的材料可能是手稿,这也导致学习英语比学习葡萄牙语更难。但事情总是有变化,在十三行所在的外国商管区,售卖着一种叫“鬼话”的小册,封面画有一个身穿上一世纪中叶衣服的外国人——三角帽、宽下摆外套、马裤、长袜、带扣足靴、花边袖饰,还手持一根手杖。这应该就是最早的英语教材。这当中内容,和葡萄牙语的教材一样,英语的课本依然采用粤音去标注英语单词。而在当时,为对外贸易提供各类服务的人,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课本来学习外语,虽然有些蹩脚,但至少双方还能交流。

小人物的大世界

回到黄遏东的故事,他在1781年回到广州之后,可能已经是鹤立鸡群,所以他应该有能力在广州当英语老师,给人教授英语。同时,他还会继续和外国人打交道,英语水平也并没有退步。这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事。

那么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我们所掌握的历史。魏源曾经在1843年著《海国图志》,自1851年传入日本后,一时间洛阳纸贵。我们也一直认为魏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魏源毕生未离开过中国,而黄遏东却是在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便随着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前往英国。不仅如此,再往前推59年,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差遣耶稣会士艾逊爵作为信使前往罗马觐见教皇,作为艾逊爵的助理,樊守义跟随前往。横跨太平洋后途径巴西抵达葡萄牙,觐见葡萄牙国王,再游历西班牙,意大利,觐见教皇。随后还在意大利求学,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抵达广州,随后得康熙召见。在北京的王公大臣也纷纷向他询问他在欧洲的经历,这一点不亚于当时的欧洲对东方的好奇。樊守义也写了一篇名为《身见录》的长文公诸于世。

可以想见,1840年以前的中国,道光以前的清朝,真的是闭关锁国吗?从这些小人物的经历去看,并非如此吧!并且作为皇帝,康熙对西方文化还是持开放态度的,甚至派遣使者前往欧洲,这如同当今在外国派遣使节了吧,可见康熙也还是一个重视平等外交的皇帝。而樊守义在回国后得以受到皇帝的接见,也正是因为他在欧洲的那一番经历吧,北京的王公大臣纷纷询问,不也正是因为他在欧洲的经历吗?

那么,我们再讲另一个问题: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真的是魏源吗?很显然,并不是吧!他终身未曾离开中国,他对世界的了解仅仅是那本《四洲志》,但无论是黄遏东还是樊守义,他们的经历已经被忽略了,尽管他们比魏源,比林则徐早了许多年,尽管樊守义还得到了皇帝的接见,尽管他还为他在欧洲的经历留下了记录,但他们只是小人物,而历史只会记录林则徐这样的“大人物”,于是历史就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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