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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thrive in chaos

当孩子问“我是从哪里来的”的时候,到底在问什么

(编辑过)
“一些问题在问出的时候,其实已经找到了答案。要问出真正的问题,你必须回到那个没有给出前提、没有位置的原初位置,只有在这个“位置”,才会有真正穿透你的问题,引导你揭开迷雾的问题,通过追索这些问题,才能抵达真正的人生。”

一个很悲哀的事实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口,对事物、和这个世界,场域的认识,是停留在数百年前的,是连17世纪启蒙运动的水准都没有达到的一种愚昧庸俗低阶的「前反思」状态,是远远落后于人类正常状态的。当然这种愚蠢和庸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表象,而是由一个深刻和绵密结构所导向的一个结果。当然也有一些初级犬儒主义,和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反思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但这些也是无力的。那些民哲民科所代表的,又代表着什么……这些终究也是不重要的,也不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因为它们也从未达到人类理智应该达到的高峰。所以他们的声音、进一步的探索和追寻的问题、把落后的困惑当成终极真理思索的精神结构,都是前反思的,对自己认识机制的产生过程、生存模式的演变,对生命、意识、世界根底的秩序同样也是没有反思能力的。这是整个世界的普遍现状。

对于大部分的人,如果我们的思维一直停留在流俗的大众意识形态层面,那么无论赚了多少钱,拥有什么样的privilege,道德情操有多高,情感关系有多牢固,但始终都是前反思的,因为它们的价值,从来没有被你清晰的分析了解、认知过的。苏格拉底说:没有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说的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知道自己获得的这些事物的本来面目,它们有没有本来面目?如果有,它是如何形成和展现的?认识事物如果只看到它的正反面,必然是远远不够的,即便是正反面,我们也应该要问,它这样呈现出来,它的活动过程,是怎么被建构和维系的,它有没有突变?如果有,是怎么萌芽和生成的,我们的生活世界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稳定”或“不变”的?

有很多人觉得这些问题离自己日常很远很远,但其实不是,日常里我们所遭遇的结构性矛盾,我们没有能力去认知,于是就只能沉溺在流俗的意识形态里,只能把它框架化(内卷、打工人的等等)的大众的话语解释它,用脸谱化的方式(泛指:色彩\认知心理学、星座占卜塔罗、冥想瑜)去解读个人问题,这些统统都是流俗意识形态,中年遭遇生存危机,到了老年,也就失去了思索人生的能力,你以为你环游了世界,但你的思维,依然都停留在几百年前,学习前人玩吐东西,对蛇皮理论乐此不疲。

哲学会帮助我们排除掉这些,获得删除大脑里的预装软件,摆脱掉沉闷腐朽的潮流,有能力拒绝它们。知道它们致命的错误和危险,学到成熟的方法,系统性的视角,把所有的问题加以解构重构,从而获得崭新的问题域和概念体系。在现在的生活环境之中,只有概念系统不断的更新,在特定情况下使用什么体系,对体系和场景的自由切换的能力,只有哲学能获得。哲学就像汇编语言和符号语言,是一种非常深层次的,它能让我们知道表象背后的世界是以什么样的符号学机制运行,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影响符号学系统。我们可以在浅层获得不同的输出,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操作又必然失败,因为一个整全的符号系统,又必然存在着内在的僵局,如果这个场域没有内在缺陷和僵局的话,这个宇宙作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一个「完全体」,它的历史使命已经达到了,可以消亡了。所以,作为人类,存在的目的,我们的的意义,某种意义上,就是你存在的缺陷,它需要通过你的存在去弥合,通过你去克服,这种克服,永远是不彻底的,如果彻底的话,生存也要终结它的叙事。

德国哲学家谢林的《世界历史》,说的就是“上帝是如何在在ta创造世界之初的固有的僵局之中,通过沉默生成语言从而找出一个出路,这种语言,就是logs「罗格斯」,就是「道」,它建构出整个世界,通过建构世界,上帝把ta的僵局搁置了,从ta本身之中转移到了自然,转移到了人的灵魂,而人,又在自己的意识内部发现了这种僵局,在世界的运动中,发现了这种僵局。于是我们反过来去推测,如果世界有个起源的话,它的起源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小朋友问妈妈,“我是怎么来的”

科学主义者或者一般流俗的回答会说,“你是爱情的结晶,是一套物理信息交换的过程,是遗传物质的结合,生成胚胎,胚胎在一些列生物学化学的基础上编程胎儿,这个胎儿于是在家庭的这个符号系统系里,获得语言,获得自我认同,知我认知,发展出心理,意识”。

但这一系列答案并不是解答孩子,其实是在提问父母“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有灵魂的生命体会从我们物质活动中诞生出来?并且,她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问出这样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又是如何萌发出的?

前面的那种回答,无非是把孩子的这种疑问,也就是把这个僵局,还原成了关于主体性的僵局,“主体为什么会诞生"的僵局,还原成了一些列僵死的、在他们看来是直接并且中立客观的物理学运动和解释。然而这种运动和解释,本质上也只是话语系统里面的,一簇的符号学运行机制和一些列修辞叙事,它并不会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

孩子问“我是从哪来的”的时候,她实际是在问“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孩子没有办法指称这一切,她的思维在语言中被生成,在这个生成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限制了,于是她把局限在这一切麻烦的落脚点归在第一人称「我」上面。她只能问:「我」从哪里来。当孩子问这种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她处于一个“把世界当成理所应当的存在的、而我是外来的侵入者”这样一个零界点。我和世界,是一个原初的对抗的关系,我的存在,包括整世界的存在,和这整个存在和世界之间有一个不可调和的僵局。当孩子问这种问题的时候,她就在从这种原初的状态解脱出来,孩子问这种问题并不代表她的疑问被敞开,恰恰相反,这个疑问代表着,孩子被这个问题“谋杀”了,通过问这个问题,她把一种「原初的对抗/存在/意识」遗忘了,把「可以把握\不可以把握的东西之间的不可以调和的僵局」,给遗忘了。把它变成了一个虚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说,“我作为一个外来的入侵者,是从哪里来的。”这很像现在左右派之间根本对差异,左派认为,这世间有两种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抗争,右派认为,没有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入侵者紊乱了秩序。孩子遗忘了对抗的僵局,希望共同体给她一个接纳的、认同的答案。这个问题在被问出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找到答案,或者说答案先于问题而存在。要问出真正的问题,就必须回到那个原初的,没有给出前提的位置,这个位置,只有哲学可以抵达,只有抵达这个位置,才可以问出一些真正穿透自己,揭开迷雾的问题,通过追索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抵达那个真正的人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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