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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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匈牙利历史学家托马斯·克劳斯——透过谎言和误解重解列宁(INTERVIEW: Tamás Krausz: “Reconstructing Lenin” beyond the lies and distortions)

随着新的官僚等级制度的建立,各机构、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新的利益斗争愈演愈烈,这证明了列宁的担心:如果仅仅依赖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并没有未来。

﹝匈牙利﹞阿历克斯·安弗仑斯(Alex Anfruns)

Dekadenz Van 译、树林 校订


《重解列宁》(Reconstructing Lenin)封面

这本列宁思想传记的作者是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的俄国历史学教授托马斯·克劳斯(Tamás Krausz)。在今天的访谈中,克劳斯教授向我们描绘了十月革命与苏维埃联盟的早期经历,严谨地展示了列宁思想与发现的当代意义及其局限性,而不是流于那些使我们无法理解苏维埃的建立的片面解释与“肤浅论调”。下面,采访者阿历克斯·安弗仑斯(Alex Anfruns)简记为A.A,托马斯·克劳斯简记为T.K。

A.A:你在新书《重解列宁》(Reconstructing Lenin)中提到,你认为列宁的理论与政治遗产仍然是当今左派需要关注的内容。也只有在苏联已然消失的今天,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与认识列宁那些饱受曲解的思想与行动。你是如何论证这一观点的?

T.K:列宁在1895到1916年间从历史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俄罗斯乃至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他历史观的核心来看,他认为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处于——甚至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体系的半边缘部分”(the semi-periphery of the world system)(阿瑞基(G. Arrighi)语)。俄罗斯同时吸收了后者的大部分矛盾。

一言蔽之,俄罗斯封建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就是: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并不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仅仅是沙皇专制统治的附庸。列宁认为曾经出现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前景如今已出现在工人运动之中。而这场革命只能由农奴与无产阶级完成。这场革命可能同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这不是通过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合作完成的,而是通过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完成。这也是列宁与普列汉诺夫那些仍相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孟什维克之间的本质区别。

列宁的话在当今的俄罗斯得到了证明——在苏联轰然倒塌三十年后,民主资本主义仍没有在俄罗斯出现。列宁还意识到如果将来俄罗斯仍然(以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独立地存在,那么当时使得苏维埃轻轻松松就掌权的根基反而会给俄罗斯带来无尽的麻烦——因为俄罗斯广袤的领土上将近八成的人民还是文盲。

列宁的分析也当启发今天那些“半边缘”国家:只有选择社会主义的民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由此我们能明白许多人憎恨和曲解列宁的政治观点和理论表现并非偶然。照他的分析来看,与当今普遍的寡头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政治幻想。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替代社会主义,这个道理如今适用全球。

A.A: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事实违背了革命“分阶段”进行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您认为列宁“开始缓慢明白革命组织的实际和内在意义”……

T.K:列宁在战争之前就明白资产阶级民主在俄罗斯没有市场:争取民主权利应当是工人运动的责任。二月革命之后,在分析具体革命形势及其迅速地变化趋势中,列宁很快意识到,那些在被征用的工厂与土地劳作的工人,农民与在前线牺牲的战士才是推动革命的力量。 正是在战争的溃败中,这些革命力量才捡起了“阶级斗争”这一工具。

A.A:列宁当时认为君主立宪不过是一种幻想。那么他当时期待的是什么样的政府?

T.K: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没有选择订立资产阶级宪法或是简简单单地宣布政治意义上的平等。他们努力朝着建立社会平等的方向前进。他们在革命中的积极性为他们赢来了各方势力的关注。鉴于革命的形势,列宁拒绝与支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政党合作。相反,他试图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Second Pan-Russian Congress of the Soviets)前后,将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组织纳入苏维埃政府。

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事实表明,对于苏联的广大群众来说,土地、国有化、生产和消费的计划性是最为重要的。俄罗斯这场“独特”(unique)革命的社会力量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对法律始终没有足够的敏感(按照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说法)。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会得到资本主义政党的支持? 革命最终击溃了他们……

A.A:对布尔什维克与科尼洛夫起义的禁令最终导致内战的开始。列宁一连数周试图说服自己的政党,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时刻已经到来,而且这并不是冒险。但是,列宁应当已经从法国公社的悲惨结局和马克思的理论中吸取了教训。是什么激发了他武装革命的自信?

T.K:列宁早在1905年就清楚,在农民群众的眼中,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已被削弱。1917年,临时政府也不再具有合法性,因为它已显示出自己无法摆脱战争甚至不具有解决任何重要问题的能力。他们甚至都不能逮捕列宁……对于沙皇的将军科尔尼洛夫与他的军队,“小资产阶级民主”和工农革命阵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列宁反思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并于1917年9月秘密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由于世界大战而崩溃,而且似乎无力熄灭全球——至少是欧洲——的革命火苗。他关心的问题是“世界革命”将如何爆发。星星之火被他——也就是俄国革命——点燃了。列宁认为俄罗斯是“帝国主义中最薄弱的环节”,他的这一理论在1917年的秋天得到了验证:阶级关系将发生巨大变化,被压迫阶级形势大好,因为所有传统势力都已经完全土崩瓦解了。

“立刻结束战争”,“土地重新分配”,”国有化”,“土地、面包和自由”,人民的这些渴求只能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现在武器掌握在革命群众及其组织的手中……这恐怕是革命的最好或许也是最后的机会……

A.A:历史教科书中广泛认为列宁是罪恶的,它们认为他是暴力的捍卫者—他们认为列宁将暴力视为一种革命方法,并将其简化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中。但是,您从史学的角度质疑这一说法,特别是强调他对大屠杀的反对和对教育的坚持。您能详细讲讲您的这一观点吗?

T.K:教科书已经欺骗人们很久了。列宁没有支持恐怖和暴力的理论。在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于血色中溃散之后,他就一直坚持:如果一场革命没有力量支持与保护自己,那么他命定失败。认为在反革命抬头和外国干预的险恶环境中,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可以和平前进,这无疑是荒谬的。

十月革命前,列宁曾考虑“和平”的可能性,但历史没有允许列宁这么做。如果革命者将权力交给反革命势力会怎么样? 20世纪已经承受了过多的资本主义暴力,从希特勒到皮诺切特(Pinochet),从新殖民主义到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轰炸,以及两次的世界大战。这些资本主义暴力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了数百倍于俄国革命的伤害。

革命后“过渡时期”(transition period)的主要问题也不能仅仅用暴力解决。尽管很明显的是,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的任何统治都要以广泛使用武力为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权建立初期的主要问题不是生产和分配的再组织,而是消除文盲,提高一百多个民族的文化水平。

这些问题是苏联初期使用暴力的主要原因。随着新的官僚等级制度的建立,各机构、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新的利益斗争愈演愈烈,这证明了列宁的担心:如果仅仅依赖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并没有未来。

A.A:您在书中否决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是:列宁的决定将允许共产党限制民主,从而使某些人能够将列宁与“极权主义”的概念建立联系。您的观点是什么?

T.K:首先,所谓的“极权主义”是狭隘的资本主义宣传机器所构想的原始概念。如果我们强硬地套用这一标准看待列宁和苏联的发展,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极权主义,它剥夺了我们对相关历史事实的尊重。“各阶级平权”这一理论思想在概念和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此外,在列宁时期,共产党的专政实际上伴随着广泛的制度上的“多元主义”。例如,每个文学潮流都有独立的团体。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派系并且相互斗争。

将列宁主义时代与斯大林主义时代混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就好像是将雅各宾政权与拿破仑的帝国或斯大林政权与勃列日涅夫的独裁政权混为一谈一样可笑。 列宁就好像是猜到了之后资本对于舆论的控制,强调说没有任何制度可以简化为纯粹的政治概念。

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描述了几个以人文主义闻名时代。但鉴于白军的恐怖独裁政权,必须要武装捍卫革命这一观点是不证自明的。1918年至1921年,俄罗斯自由主义者们加入了白军的恐怖军事政权。列宁的一位年轻朋友彼得·伯纳加多维奇·斯特鲁维(P. Struve)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legal Marxist)[1]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后来成为邓尼金的“政治顾问”,他甚至在白军的恐怖政权中处于领导地位。

A.A:在面对饥荒、内战和外国势力的侵略等巨大挑战之后,迫切需要一些方案使革命得以延续。 一方面,列宁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思路,另一方面,他认为必须进行一场“文化革命”。 列宁打算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来保护革命?

T.K:列宁于1921年3月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部分恢复”,毕竟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苏联人口的绝对多数,而他们“不买卖就没法生存”。俄罗斯社会尚未对社会主义和社会自我管理做好准备。数百万的工人必须掌握公众文化才能创造新的文化。在没有民主制的社会风俗、方式和传统的情况下,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维持集体制社会主义文化目标和计划在苏联的霸主地位。

葛兰西根据列宁的经验对此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列宁认为在军事胜利之后,只有让那些对恢复资本主义不感兴趣的社会大众接管国家事务,才能维持“文化霸权”。 这是(苏联)革命制度的根本矛盾,因为暴力根植于当代俄罗斯的土壤之中,而正如我们在《国家与革命》中读到的,(对恢复资本主义不感兴趣的社会大众接管国家事务)是一种直接的社会民主制度,它最大限度地忽视了暴力。

苏俄朝这个方向作了许多尝试:公社、合作社、工人剧院与自我教育,更不用说群众革命的许多其他表现形式。列宁根据旨在实现各国人民的司法和社会地位平等的反种族主义和反民族主义政治原则,将苏联制度“宪法化”,他嘲笑资产阶级制度的虚伪行为——资产阶级制度拒绝法治且不承认种族排斥,但种族排斥在资产阶级体系里从未消亡,并且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割裂。1920年代末期苏联的发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而偏离了这一轨迹,但这也不能用浮浅的“理论”来解释。

我们不应抱怨苏维埃体系中缺乏民主。这是没有意义的,毕竟它的领导人和支持者都不想遵守它。在该系统中,严重缺乏社会自治以及社会主义的形式,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才能批评一切违法的行为: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好时代仍然在前方,它们没有随着旧日的荣光逝去。

2020年11月16日

原文链接:http://www.criticatac.ro/lefteast/interview-tamas-krausz-reconstructing-lenin-beyond-the-lies-and-distortions/





[1] 译注:合法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该运动旨在合法地推广马克思思想,有趣的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俄罗斯是“不可避免且意义非凡的”,并认为应该推行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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