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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年的辩论,思考如何做一位反帝国主义者(Reflections of an Anti-Imperialist after Ten Years of Debate)

(edited)
我唯一认同的做法是在利比亚动荡之初由联合国授权在该国设立禁飞区,因为为了避免预想中的大屠杀,我无法反对早期的干涉行动。我反复多次强调我从未说过我支持干涉行动,但总有人在曲解我的本意。

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Achcar)

田七 译


吉尔伯特·阿卡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与国际关系中心的教授。他最新出版的著作是《病征:阿拉伯起义的“旧病复发”》(Morbid Symptoms: Relapse in the Arab Uprising, 2016)。2021年5月5日,《新政治》的斯蒂芬·R. 沙隆向他做了采访。

《新政治》:吉尔伯特,最近你在The Nation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帝国主义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可否请您先介绍撰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并且简要地总结文章的观点?

吉尔伯特·阿什卡:谢谢,史蒂夫。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如今的左翼群体对“反帝国主义”一词含义的理解非常混乱。我认为这首先是由于苏联解体后全球形势的巨变。同时,在“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爆发的战争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帝国主义战争主要针对的是民族解放运动或民族独立政权;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帝国主义战争(例如在伊朗、巴尔干半岛、阿富汗)主要针对压迫性的政权。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使得形势更为复杂。西方的帝国主义势力(首先是奥巴马时期的美国)表现得仿佛是支持民众起义去对抗独裁政权。

因此,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中,“反对帝国主义”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我在The Nation发表的文章中想要讨论的议题。自从2011年关于利比亚的讨论开始后(接着是叙利亚问题),我一直关注与讨论这个议题。我的文章标题是《他们如何反对帝国主义,而我们又该怎么做?》(Their anti-imperialism and ours)。[2]我认为,无论左翼群体的政治倾向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只要他们认为“民主”是真正的左翼应当拥护的基本原则,那么要成为一名进步的反帝国主义者,就要坚持三项原则。同意这三项原则的人方有可能实实在在地讨论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不过,有些人抵制这三项原则,我将这些人称为“新阵营论者”。在苏联时期,“旧阵营论者”有组织地支持特定的国家或“社会主义阵营”;而“新阵营论者”的政治立场非常消极,只要是英国政府或美国政府支持的,他们都不加思考地反对;只要是英、美政府反对的,即便反对的是独裁政权或像俄罗斯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都本能地予以支持。在讨论中,除了辱骂与诋毁,“新阵营论者”无计可施。我在那篇文章中总结了这一观察,果然很快,“新阵营论者”就用行动证明了我的观点。

那这三项原则是什么呢?第一项原则与我提及过的最为基本的民主原则有关。在涉及国际政治时,坚持左翼立场首先意味着支持民众的自决权。这是任何真正进步的反帝国主义行动的出发点。关键在于这一出发点并不是要反对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要捍卫民众的自决权:因为从本质上讲,帝国主义国家必定会与民众的自决发生冲突,帝国主义会践踏民众的自决权。

第二项原则是反帝国主义要求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而不是支持某个帝国主义者国家去反对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忽略某个帝国主义者的罪行而仅盯着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欧美国家的左翼中,“新阵营论者”仅仅盯着英美帝国主义或是所有欧美帝国主义,但却忽视甚至支持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例如俄罗斯。在俄国会看到相反的情况:激进主义者反对俄罗斯政府在国外的所作所为,却默许甚至支持欧美政府的所作所为。一旦人们摆脱许多欧美左翼带有的“欧美中心主义”,就会意识到真正的反帝国主义立场是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无论国籍或地理位置,“西方”或是“东方”皆然。

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三个原则是为了应对特殊的情形。有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某个帝国主义政权的干涉极其有助于制止一场大屠杀或种族灭绝,或是使一场争取民主的群众性起义免遭独裁政权的血腥镇压。在近几年,我们目睹了这类案例。但即便如此,反帝国主义者也不该抱有任何幻想,并且应当呼吁民众绝不信任发动干涉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反帝国主义者应当要求发动干涉的帝国主义国家约束自身的行动,服从当地的管理,绝不能允许帝国主义政权任意妄为或主导民众运动。

正是出于对第三项原则的考虑,在利比亚与叙利亚问题上,即便欧美国家假意支持反独裁政权的民主运动,我仍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我唯一认同的做法是在利比亚动荡之初由联合国授权在该国设立禁飞区,因为为了避免预想中的大屠杀,我无法反对早期的干涉行动。我反复多次强调我从未说过我支持干涉行动,但总有人在曲解我的本意。我说的是我无法反对早期的干涉行动,而这并不意味着我支持这些干涉行动。而有些人要么无法理解“弃票”或“投赞助票”的区别,要么故意忽视我的话,因为他们的辩论方式便是曲解一切他们不同意的观点。

在利比亚人口规模第二大的城市班加西,当利比亚当局正运用压倒性的兵力进攻这座城市,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扬言要粉碎当地的反抗力量时。民众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希望联合国介入提供保护。即便是莫斯科或北京当局也无法表示反对:他们在安理会投票中投了弃权票。然而一旦民众面临的直接威胁被解除后,我反对北约组织继续进行轰炸,这些轰炸行动脱离了联合国的控制。从一开始,我在利比亚问题上的态度与我对叙利亚问题的态度是一致的。我支持将防御性武器提供给起义者,以便让民众能够保护自己。我绝不支持将武器提供给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它跟阿萨德政权一样都是压迫者;但是,我支持将武器提供给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或是提供给投靠土耳其军队之前(2016年以前)的“自由叙利亚军”。

我反对美军进驻叙利亚,哪怕是驻扎在库尔德控制的叙利亚东北部。我反对五种势力在叙利亚境内活动,它们是以色列、伊朗及其代理人、俄罗斯、土耳其和美国。这五个国家都在叙利亚驻扎了部队。我反对这些国家对叙利亚的占领行动,支持叙利亚民众的民主自决权,而不是支持暴虐政权引狼入室来屠杀本国的民众(这正是某些“新阵营论者”的实际主张)。

《新政治》:让我们继续讨论上述三个反帝原则。批评者可能会这样回应:那如果发生了国家政权的变更呢?难道美国人不是有一套在世界各地(乌克兰、巴尔干半岛、南中国海、新疆省)进行政权颠覆活动的计划吗?难道我们不该反对这种计划吗?

吉尔伯特·阿什卡:“政权变更”(“regime change”)是布什政府采用的一个表述。就我所知,这个表述并未实践过。面对“阿拉伯之春”,奥巴马政府使用的是另一个表述“有序过渡”(“orderly transition”)。“有序过渡”与布什政府所说的“政权变更”有很显著的区别。“政权变更”意味着占领某个国家来改变该国的政权模式,这通常是打着“民主”的旗号。这是典型的与殖民地统治类似的方式,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即便美国人要以这种方式来推翻极端专制的朝鲜政权。但奥巴马政府奉行的并非“政权变更”路线。一些左翼的思考落后于现实的发展。在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后,美帝国主义的行为方式与信条发生了转变(正如在越南战争后也发生过一次变化)。

“有序过渡”可被视作奥巴马政府的真实信条:这意味着不应颠覆任何现存政权。国家机器应当保持原样,而非重蹈美国占领当局在伊拉克的覆辙(这被美国政府视为美国占领计划日后受挫的主要原因)。奥巴马政府在中东与北非奉行的路线是让旧政权与反抗力量达成妥协,以便开辟能够保持政权延续性的过渡道路。奥巴马政府为此曾在2011年向埃及军方施压。它也想在利比亚问题中旧技重施,但却完全失败了,因为卡扎菲政权到最后被颠覆了。奥巴马政府力挺波斯湾阿拉伯国家调停也门内战,来达到如今的结果。在2012年,奥巴马政府公开宣称要将“也门方案”用在叙利亚问题上。什么是“也门方案”呢?它是指由波斯湾君主国居中调停的、也门政权首脑与反抗力量的妥协:也门总统下台,由副总统继任总统;但下台后的也门总统仍然保持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这正是奥巴马希望在叙利亚推行的“解决方案”。

那么,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最重要的干涉行动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比较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反抗力量的态度和美国人对反抗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圣战组织的态度。华盛顿方面与沙特王国、巴基斯坦武装都支持阿富汗的圣战组织。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向圣战组织提供了“毒刺”防空导弹。而在叙利亚内战中,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向叙利亚起义军提供任何武器(即便是在2012年,当时仍然是以民主反抗力量为主),它甚至不允许地区盟友向起义军运送武器。土耳其获得美国的专利授权来生产“毒刺”导弹,但并未获准将之提供给叙利亚反抗力量,波斯湾君主国亦无法如此行事。这便是美国政府在叙利亚冲突中的关键性干涉。而这一干涉确保了阿萨德政权安然无恙,让阿萨德能够继续掌控制空权,能够继续使用直升机投放桶装炸弹(这是非常不精确的、最具破坏性的轰炸方式)。直升机本来是很容易被防空武器击落的,但至今有多少架阿萨德政权的直升机被叙利亚反抗力量击落呢?可以说是少得可怜。而美国政府之所以要干涉武器的输送,首先是由于以色列当局反对将防空武器交给叙利亚反抗力量,其次是因为奥巴马政府担心获得武器援助的叙利亚起义军将会推翻叙利亚当局,而让美国政府重蹈利比亚问题的覆辙。

因此,奥巴马政府在事实上对巴沙尔·阿萨德的帮助远大于对叙利亚反抗力量的帮助。以色列当局意识到了这一点。从2013年起,以色列当局通过它的代理人,加大了对叙利亚的干涉力度。以色列当局相信奥巴马政府不会出面阻止,也不会动真格地援助叙利亚反抗力量。2013年,奥巴马对叙利亚当局使用生化武器的态度变得含糊。2015年,俄国对叙利亚进行大规模的干涉行动。从此,伊朗与俄罗斯这两大反动政权对叙利亚问题的干涉力度远超于任何欧美国家。尽管伊、俄当局在说谎,也无改这一事实。而美国对叙利亚的武装干涉(包括派驻地面部队),却在事实上有利于叙利亚冲突中唯一的左翼力量即库尔德运动。这种复杂的情形是“新阵营论者”无法彻底理解的。

《新政治》: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性质没那么强烈。但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有两个强权,一个的帝国主义性质更为明显,另一个的帝国主义性质没那么强烈,那难道我们不该先集中注意力对付帝国主义性质更为明显的那个强权吗?

吉尔伯特·阿什卡:呵,这就是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逻辑了(先放过“小恶”),长期以来这一逻辑饱受争议。但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下支持“小恶”逻辑的人想表达什么。用“小恶”来形容某事物,不仅是想说它体量或规模较小,而且还想说它没那么危险,没那么有罪恶。那么,相比于某个较为弱小的法西斯势力,一个强大的自由资本主义势力也能被认为是“小恶”。从这一角度,我实在不能认为俄罗斯与美国相比是一个“小恶”。1994-2009年,俄罗斯当局在境内镇压车臣民众,其手段之残暴不亚于同一时期美军在伊朗的所作所为。俄、美当局都犯下了深重的罪行。而相比于美国政府,俄罗斯政府更为专制与不民主。群众运动可以打退美国帝国主义。而俄罗斯帝国主义则不能容忍任何群众性反对力量的成型。因此,有许多因素表明将俄罗斯称为“小恶”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在经济实力的比较上,俄罗斯逊于美国与中国,但俄罗斯的军队规模在世界总军力中的占比,远超于它的经济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而且俄军不断加强它的对外扩张行动。

请看看俄罗斯当局对我的家乡做了什么事情——抱歉我又一次以自己家乡的情形作为例子,而没有站在纽约人或者伦敦人的角度看问题。如今俄罗斯当局在中东与北非地区做了什么?从前至今,俄罗斯当局始终在确保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这个中东地区最为残暴的独裁政权得以维系,俄罗斯当局要对叙利亚境内无数的破坏、杀戮与大屠杀负责。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干涉主要是空袭与导弹轰炸,而你知道这些轰炸会有怎样的后果——美军以打击“伊斯兰国”为借口的、在有限地区发动的轰炸依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在城市拉卡)——可想而知从2015年至今,俄罗斯发动的更大规模的轰炸会对由叙利亚反抗力量控制的地区造成怎样的破坏。

自那时起,俄罗斯当局也携手埃及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政权与阿联酋(它与沙特王国同为中东地区数一数二的反动政权),对利比亚进行干涉。俄罗斯的“瓦格纳部队”(Wagner troops,与美国曾经的“黑水公司”武装力量相比要少一些私人色彩)曾经进入利比亚协助中情局的前关键人物哈利法·贝加斯姆·哈夫塔尔。哈夫塔尔从旧政权中收拢了一个集团,来对抗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和解政府”。从埃及的塞西发动政变时起,普京就开始给予全力的支持,这远早于特朗普把塞西称为他“最喜爱的独裁者”。

因此,如果我们了解俄罗斯当局在我家乡的所作所为,就能明白它并不是“小恶”。在叙利亚,俄罗斯当局的罪行更为深重,美国当局的头号打击目标是“伊斯兰国”,因此它客观上有助于库尔德运动,亦有助于叙利亚反抗力量。但俄罗斯当局的主要目标始终是对付叙利亚反抗力量来为阿萨德政权续命。

《新政治》:让我们回到利比亚问题。你怎么看待利比亚起义之初的反卡扎菲势力?它是圣战主义吗?

吉尔伯特·阿什卡:肯定不是。反卡扎菲势力是由形形色色的民众组成的,有着非常广泛的思想倾向。卡扎菲是在1969年夺权上台的,而反对他统治的起义是在2011年爆发的。也就是说卡扎菲竟然掌权了四十多年!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政府非常具有压迫性,不能容忍丁点儿反抗。2003年,卡扎菲政权突然与美国政府联手,加入所谓“反恐战争”。在这一背景下,卡扎菲与欧美政府签订了“非常规引渡”协议,欧美政府抓到的任何圣战主义反对者都要被移交给利比亚政府。其中一位是之后出现在起义阵营中的人物,他曾指控英国政府将他引渡给利比亚当局。[3]因此,利比亚起义中确实有一些圣战主义者,这些人反对利比亚当局,并且被美国当局及其盟友认定为恐怖分子。但是,圣战主义者仅仅是成分复杂的利比亚反对势力中的一个群体,其它群体包括:民主派、自由派、“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还有一些左翼。在开罗塔利尔广场上示威抗议的力量也由这些群体组成,只不过在埃及起义中的伊斯兰势力占比较少而已。

卡扎菲倒台后举行的第一场大选(2012年)有着极高的投票率。这是一场真正的大选,因为民众无须再像以往那样在虚伪的选举中被强迫投票。而出人意料的是,伊斯兰势力在2012年大选中得票甚少。自由主义候选人获得了多数选票。这表明了2011年利比亚起义并非由伊斯兰圣战主义者主导。事实上,作为利比亚起义的早期关键人物之一,阿卜杜·法塔赫·尤尼斯(Abdel Fattah Younes)曾是卡扎菲上台后的长期亲密合作者,并被视为利比亚的“二号首脑”。但在起义爆发后,他就抛弃了卡扎菲,并在数周后死于暗杀。另一位著名人物穆斯塔法·阿布达贾利(Mustafa Abdul Jalil)在起义爆发后担任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主席,而他曾是卡扎菲政府的司法部长。阿布达贾利被认为是穆斯林中的自由派。但是,利比亚反抗力量的成分当然是复杂多样的。在对付卡扎菲这个在位长久的独裁者时,反抗力量当然会团结起来。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利比亚,也出现在其它地区。

《新政治》:一些人说在卡扎菲的统治下利比亚民众过得要比现在好。您怎么回应这种观点呢?

吉尔伯特·阿什卡:如果在卡扎菲的统治下利比亚民众的生活真如这些人说的那么好,利比亚就不会爆发群众性起义了。这些人的说法,忽略了利比亚是一个人口有限、却拥有巨额石油与天然气收入的国家。在2010年,利比亚的人均GDP为1.2万美元,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占了利比亚经济比重的2/3,利比亚对外出口的产品几乎全都和石油与天然气相关。这些情况最为清晰地表明了卡扎菲政权在发展国内经济上是多么地失败。就拿2011年(起义爆发)的情形来说,利比亚民众在当时本可以过上比那更好的日子。利比亚境内的地区差异非常巨大。卡扎菲政权优待某些地区,这些地区有着忠诚于卡扎菲的选民,而忽略了国内其它地区。卡扎菲政权将大部分国民收入浪费在无止境的军火购买(从2004年起,主要从欧美国家进口)与军事冒险上。

目前有一些人会给出一些数据(人均GDP、识字率、居民预期寿命和人类发展指数),想向大家说明利比亚的状况比非洲其它国家的状况要好。但这是非常站不住脚的比较。为何不把波斯湾君主国和利比亚作比较呢?这些国家和利比亚一样,人口不多,拥有巨额的石油与天然气收入。一些波斯湾君主国在上述指标上取得了比利比亚更好的成就。“国家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在一份名为《理解利比亚》(Making Sense of Libya,2011)当中提出了以下看法:

“鉴于国内人口仅有600万人,许多利比亚民众认为他们的国家应当像迪拜那样富有。然而,经年已久的糟糕的经济规划,程度不足的、零零星星的发展,以及到处都是的腐败现象(这比持续性的国际制裁造成的严重打击还要厉害),导致利比亚境内许多地区被严重地忽视了。利比亚东部地区的民众对此的愤慨情绪尤为强烈,他们有意无意地认为卡扎菲政府偏袒国内的其它地区,而有意使得他们生活的地区处于劣势的地位。尽管利比亚的国内财富在增长,但许多利比亚民众仍然至少要打两份工,方可维持生计(其中一份工作通常是在国家部门,里头大部分岗位的薪酬都少得可怜)。住房短缺的问题很突出,预计仍需要新建54万个住宅单元。公众舆论普遍意识到:自2003年起就出现的经济机遇,往往掌握在了占人口极少数的精英手里——尤其是卡扎菲的子女与亲属,这些人一系列经营活动(医疗,建筑,酒店,能源部门)当中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欧美国家新近披露的外交评估(diplomatic assessments)证实了利比亚民众的上述观点。根据‘维基解密’揭露的美国外交电报,卡扎菲的子女习惯于从国民财富中获利:一封电报表明了政府资金被用于资助卡扎菲子女掌管的公司,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这些公司从‘瞩目的政府财政资金与扶持政策’当中获益良多。综上所述,当时的利比亚类似于一台即将爆炸的炉灶。”[4]

我经常听到的另外一种观点是:如果北约干涉叙利亚,该国将会变成如今的利比亚。呵,这么说吧:没有哪个叙利亚人不会日以继夜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像如今的利比亚。我的意思是利比亚的形势远远好过叙利亚如今的情形:大屠杀的规模,战乱造成的破坏,民众流离失所,等等,这些现象在叙利亚要比在利比亚严重得多。在得到两年时间的政治自由后,在2014年利比亚再次陷入内战,各种外国势力的干涉更是火上浇油。不过与发生在叙利亚及也门的内战相比,利比亚的内战并没有那么激烈。

《新政治》:让我们再次回到您刚才提到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屠杀正在发生时的特殊情形。这项原则是在主张人道主义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吗?

吉尔伯特·阿什卡:“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是虚伪的。没有人会反对真正的“人道主义”干预,例如派遣部队增援大地震发生后的救灾工作。反帝国主义者不会荒唐地拒绝这类干预。我从未使用过“人道主义干预”这个概念,除非当我要批判帝国主义干涉者拿这个概念作为幌子。当帝国主义介入一场冲突时,它们从不会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我从未对帝国主义者抱有这方面的幻想,而是始终谴责诺姆·乔姆斯基所说的“新军事人道主义”(new military humanism)。[5]

我要讨论的特殊情形是:当帝国主义势力为了自身的打算,支持起义民众对抗一个独裁政权——新近的例子是缅甸的军政府接管了政权。在这种情形下,假如群众运动决定武装起来,反对持续性的屠杀,那么我便支持民众从任何渠道(即便是从帝国主义者那里)获得防御性武器。我甚至支持人们要求欧美政府提供这类武器。但是,我并不支持直接干涉,包括发动轰炸、派遣地面部队入驻——这些行为至少是违反了国际法的。不过,假如在现实中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制止迫在眉睫的大屠杀,那我必须“投弃权票”,直到大屠杀发生的威胁被解除。“投弃权票”意味着我不会表示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在2011年3月19日,正当利比亚班加西的民众兴奋地把帝国主义干涉视为他们的救星,一部分人却在纽约及华盛顿抗议干涉行动。“投弃权票”也意味着我不会表示支持帝国主义的干涉。相反,我会提醒那些获救的民众:不要对眼下这些所谓的帝国主义“救星”的真实意图与谋划抱有任何幻想。2011年,当帝国主义开始干涉利比亚时,我就是如上这么做的。班加西受到了利比亚独裁政权的威胁,班加西民众希望联合国进行干预。安理会进行是否干预利比亚局势的表决,俄罗斯与中国表示支持,尽管是弃票,而非投赞成票。这正是我在3月19日接受您的采访要表达的意思。[6]尽管如此,我的观点依然在英美的一些反帝国主义左翼圈子里引发了争论,这些圈子包括通常的新阵营论者,甚至还包括一些“需要学习如何思考问题”[7]的激进主义者。

在我看来,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大部分对我持恶意批评者的“西方民族中心主义”(Western ethnocentrism)。他们完全无法站在班加西民众或者受到2011年革命浪潮冲击的阿拉伯地区民众的角度去看问题。他们总是从美国当局或是它的仆从英国当局的视角去思考问题,甚至仅仅热衷于反对他们所在国家的政府做出的任何事情,而不管民众现实中究竟遭遇了什么。他们之所以攻击我,是因为无法理解我从政治上更多地站在阿拉伯地区民众的角度看问题。反帝国主义与我出身的阿拉伯地区(而不是我恰好居住与工作的英国)直接相关。我的研究工作聚焦于中东与北非地区。我给您举个例子:在2011年3月19日,即我接受您前一次采访的当天,黎巴嫩真主党(人们并不认为它是美国当局的“好朋友”)在贝鲁特南部郊区举行了一场群众性大会,声援阿拉伯民众。这次大会发生在叙利亚起义改变真主党的立场以前。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拿拉(Hassan Nasrallah)在一次长篇演说当中谈到了利比亚:

“利比亚民众就像突尼斯与埃及民众那样揭竿而起。一群青年人在班加西起义,遭到了军事镇压。但是,这群年轻人得到了民众的支持,革命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示威抗议和公民不服从行动比比皆是。民众运动遭到了军队的攻击。战争被强加给非暴力的公民革命运动……大家都在电视上看到飞机、坦克和喀秋莎火箭炮在推进,这种情形让我们回想起以色列在1982年对黎巴嫩的侵略,以及历次以色列战争。从性质上看,卡扎菲政权对利比亚民众发动的这场战争和以色列对黎巴嫩及加沙地区的侵略战争是一样的……任何力所能及的人都应该向利比亚民众起义者提供援助,以便他们可以挺身而出,反对战争造成的破坏与屠杀。”

“我们在利比亚的革命弟兄和我们阿拉伯地区的民众必须意识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纵容利比亚当局,让卡扎菲政权有足够的时间粉碎革命。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政要把许多时间浪费在演讲与会晤当中。但是,利比亚人没有动摇,他们坚持抵抗与斗争,他们的坚韧令世人汗颜……有一说一,随着国际干预的开始(可能会让利比亚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利比亚的局势日趋复杂,这要求利比亚的革命者保持警惕与爱国主义,而我们对他们抱有信心。”[8]

我们应注意到纳斯拿拉实际上不是谴责“美国与西方国家”发动干涉,而是责备它们干涉得太迟缓!和我在同一天接受您采访时做出的谴责相比,纳斯拿拉的发言简直是轻描淡写。不久之后,随着外国的数日干涉摧毁了卡扎菲政权的大部分飞机与坦克,大屠杀的威胁被解除了,我明确声明我本人反对干涉行动继续下去,因为很明显的是利比亚民众并不需要军事援助力量。此时,北约继续进行干涉,显然是要通过干预来控制利比亚。因此,我在3月31日解释道:

“许多态度真诚的左翼虽然抱着良善的愿望,一方面反对设置禁飞区,另一方面却给出不合理的替代方案,这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会让左翼在公众舆论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反对设置禁飞区,同时对民众的安危漠不关心,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正是某些边缘群体的做法)——更别说那些支持卡扎菲的建制派或非建制派斯大林主义者(unreconstructed Stalinists),他们说卡扎菲是进步的反帝国主义者,将利比亚民众起义说成是由美国或阿尔盖达恐怖组织牵头的一场阴谋;利用惯常的斯大林主义式污蔑手法,攻击那些同情要求国际援助的利比亚起义者的左翼。”

“我们不应该反对利比亚起义者要求设置禁飞区的愿望。相反,我们本应当表达对联合国安理会1973年决议的异议,并且警告任何想利用该决议推行帝国主义计划的企图。1973年决议获得表决通过后,我曾经说过:‘尽管我们不反对设置禁飞区,但是必须呼吁大家警惕与盯紧那些执行该决议的国家,确保他们只是为了保护平民的安危(这是安理会决议的要求)。’当对平民的屠杀迫在眉睫时,我们通常用来反对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假设受到了挑战。但是在当下,这些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要真的想捍卫起义,更好的方法是为起义者提供武器,而不是发动干涉。”[9]

和2011年利比亚起义类似的案例,是2014年“伊斯兰国”(ISIS)的迅速崛起。这股势力把魔爪伸进了伊拉克境内,并且占据了大片领土。“伊斯兰国”犯下了一桩桩残暴的罪行,包括在伊拉克对亚兹迪人(Yazidis)、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对库尔德人实施种族屠杀。由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东北部城市科巴尼(Kobani)受到了“伊斯兰国”的威胁。美国当局开始介入,发动对“伊斯兰国”的轰炸。在这种情形下,反帝国主义者应当在华盛顿与伦敦街头进行示威抗议,高呼“美国停止干涉叙利亚!”吗?美国当局空投武器给库尔德武装。反帝国主义者应该反对这种做法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迫切需要避免库尔德人战败。库尔德人的溃败,将会让“伊斯兰国”恐怖势力长驱直入由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叙利亚领土——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不该反对美军对“伊斯兰国”的轰炸行动。但是,一旦对库尔德控制区的严重威胁被解除,就当反对美军进一步的轰炸行动,同时要求把必要的武器提供给库尔德人及其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盟友,以便它们能够自行抗击“伊斯兰国”势力。

综上所述,在特殊的情形下,即当没有其它办法可以阻止一场大屠杀时,仅就消除大屠杀发生的可能性而言,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或许是一种“小恶”。从真正的国际主义左翼立场来看,为民众起义军提供武器装备,助其抗击武备精良的独裁政权,是一种必要的做法。国际主义者应当要求所在国的政府(即便是帝国主义政府)为内战中进步的一方提供防御性武器(请谨记西班牙内战的经验教训![10])。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提醒需要这些武器的起义者,要时刻地、充分地提防那美国以及其它任何帝国主义政府。而且,我们应当反对任何形式的、会束缚起义者手脚、并且让起义者臣服于美、俄等国政府的干涉行动。

《新政治》:但是,如果我属于面临大屠杀威胁的群体,尽管我得到了援助,但这些援助却是有附加条件的,我可能会认为这些援助是不纯的。但我还是宁愿忍气吞声接受这些援助,也不会希望自己被屠杀。

吉尔伯特·阿什卡:我理解这种困局。但我的观察是:我理解你的立场,知道你在那种情形下别无选择,但我会提醒你警惕那些给你提供援助的势力的真实意图,并且敦促你竭尽所能,捍卫自身的独立自主性。

2021年3月31日

注:

[1] Gilbert Achcar, “How to Avoid the Anti-Imperialism of Fools,” The Nation, April 6, 2021.

[2] Gilbert Achcar, “Their anti-imperialism and ours,” New Politics, April 18, 2021.

[3] Owen Bowcott, “Abdel Hakim Belhaj wins right to sue UK government over his kidnap,” The Guardian, Oct. 30, 2014.

[4] ICG, “Making Sense of Libya,” June 6, 2011.

[5] 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from Kosovo,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9.

[6] Gilbert Achcar, “Libyan Developments,” ZNet, Mar. 19, 2011.

[7] Leon Trotsky, “Learn to Think,” New International, vol. 4, no. 7, July 1938.

[8] http://archive.almanar.com.lb/article.php?id=22453 (in Arabic). For further English excerpts, see Stephen R. Shalom, “Nasrallah on Libya,” ZNet, 9 April 2011.

[9] Gilbert Achcar, “Barack Obama’s Libya speech and the tasks of anti-imperialists,” Le Monde diplomatique, April 4, 2011.

[10] Andreu Espasa, “Roosevelt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The Volunteer, Dec. 15, 2019,  https://albavolunteer.org/2019/12/roosevelt-and-the-lessons-from-the-spanish-civil-war/.

原文链接:https://newpol.org/reflections-of-an-anti-imperialist-after-ten-years-of-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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