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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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爾與資本主義崩潰(Mandel and Capitalist Breakdown)

(edited)

紀念曼德爾逝世25周年(1995-2020)

﹝蘇格蘭﹞喬治·克雷文(George Kerevan)

星原 譯、韓達 校



經濟學家喬治·克雷文(George Kerevan)利用比利時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歐尼斯特·曼德爾的思想,認為資本主義在本世紀將會大規模崩潰。

歐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1923-1995年)逝世至今已有25年,而他是20世紀最具吸引力和最富有原創性的經濟學家之一。經濟學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上手的。 蘇格蘭哲學家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將其命名為“沉悶的科學”——而這還是經濟學尚未被深奧的數學模型所毒害的時候。此外,現代經濟學家經常無力預測即將到來的金融災難。那麼是什麼讓厄内斯特·曼德爾值得人們銘記呢?

首先,馬克思主義者曼德爾在預測經濟走向上,比大多數經濟學家更成功——他的洞見至今仍然有效,這在下文中將會展現。他也是與現實脫節的資產階級學者的對立面。 歐尼斯特是一名反抗納粹的比利時猶太抵抗戰士,曾經被捕並逃脫了3次。在50年代,他在比利時工會運動中有著重要影響力。60年代初,曼德爾在古巴與切·格瓦拉(Che Guevara)合作進行經濟規劃。 在巴黎發生“ 68年5月起義”期間,他高興地掀翻了自己的汽車,並將其作為街壘,以抵禦CRS(法國共和國保安隊)的突擊隊。然而,歐尼斯特還是一位富有魅力而不拘教條的人——正如我在1970年代帶領他遊歷愛丁堡時所發現的那樣。

最重要的是,曼德爾是一個啟蒙運動式的博學家。 他用令人眼花繚亂的多種語言(有時是混雜的)來演講和撰寫有關政治經濟學的文章,但它們總是毫不費力地易於理解和令人著迷。在極其忙碌的生活中,他用德語、荷蘭語、法語和英語出版了30本書和大約2,000篇文章。其中一本書實際上是描述犯罪小說的一本政治史,而犯罪小說是他酷愛的一種體裁。 英國《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雜誌一本正經的同事對這種“失誤”感到震驚,但歐尼斯特只是報以他永恆的、調皮的微笑。

歐內斯特·曼德爾並非象牙塔的學術專家,而是一位堅定的反資本主義者。 實際上,他在不同時間被禁止進入包括法國、美國、澳大利亞和瑞士在內的各種西方民主國家,而這種“小事”延遲了他進入學術界的道路。 尼克森政府拒絕讓曼德爾進入美國在斯坦福大學演講(並與甘迺迪鍾愛的經濟學家約翰·肯尼士·加爾佈雷斯辯論),而他對此決定一路上訴到了最高法院。

晚期資本主義

曼德爾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他不僅僅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是一個可以在思想上運用馬克思主義成功挑戰現有的經濟正統思想的人。眾所周知,在傳統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幻想著因為國家的干預,增長和充分就業將永遠持續下去的時候,他反而預測戰後的經濟繁榮終將崩潰。曼德爾的名作《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是在1974-75年全球經濟衰退之前寫成的,這是自3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世界同步衰退,也是新自由主義時代到來的風向標。

《晚期資本主義》是對1940年至1975年凱恩斯主義時期的機制進行的長達600頁的精闢分析,巧妙地預測政府的赤字支出和永久性的軍火經濟並不足以拖延普遍的全球危機。曼德爾是為數不多的認識到凱恩斯主義的赤字支出和高福利支出意味著高稅收的理論家之一,這最終將利潤壓縮到迫使資本家們叛亂的地步。預見到,這將意味著對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中存在的福利國家契約的攻擊,這種攻擊最終由雷根和柴契爾發起。

請注意,曼德爾並沒有以某種機械的方式預測經濟崩潰,不像社會主義左派中某些人的粗俗宣傳(包括舊的“戰鬥派”(The Militant Tendency)及其領導人泰德·格蘭特(Ted Grant),他們每年都在預測資本主義的立即崩潰)。相反,曼德爾試圖即時確定當代經濟和階級力量的作用。例如,在《第二次衰退》(The Second Slump,1977)的一個有遠見的章節“工業緊縮,金融恐慌”中,曼德爾發現了全球銀行業新的不穩定裂痕,而它將在數十年後的2008年金融危機中造成致命的後果。

他發現,大公司越來越有能力從銀行系統借款,同時又偽造他們的帳戶(例如,安然Enron,卡里恩Carillon,和次級抵押貸款人)。曼德爾指出,不幸的是,“銀行高級官員的能力……隨著招聘速度的加快不可避免地下降”,而“銀行間競爭加劇的氣氛常常促使他們承擔更大的風險……”。 他還指出,央行將轉而為這種輕率的貸款提供擔保,這為日益危險的金融危機週期鋪平了道路(遺憾的是,他卻未能在隨後幾年對這一富有前景的主題進行深入探究,這是20世紀末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共同缺點)。

曼德爾的方法

曼德爾方法的關鍵在於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範疇來分析當前的問題,並以當代資料而非虔誠引用《資本論》來闡明論點。這種方法的第一個例子是曼德爾在1950年代寫成並廣泛發表的《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當時他是比利時社會黨報紙《La Gauche》的編輯。在這項工作中,他通過與戰後親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進行批判性交往來重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而開創了新的天地,對資產階級理論的學術堡壘進行全面的意識形態進攻。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曼德爾的托洛茨基主義小圈子,甚至包括北美和南美的激進運動。重要的是,資產階級學者被迫做出回應。美國主流經濟學家羅伯特·海爾布隆納(Robert Heilbroner)在《紐約書評》(New York Book Review)中對曼德爾的書進行了批判而又高度讚揚的評價,稱這本書的美版的出版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曼德爾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述打破了機械決定論,而機械決定論已經統統感染了斯大林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者對《資本論》的解讀。他回到了馬克思最初的見解,即制度是由現實力量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這種相互作用是辯證的,也就是說,當它們相互作用時,各種程度和趨勢會相互變化。結果,就像馬克思一樣,曼德爾回避了對資本主義不穩定性和崩潰的單一因果解釋。與某些人不同,他重申了馬克思的結論,即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確實是混亂的,並且由於其基礎上的競爭力量所表現出的內部矛盾而有根本崩潰的可能。

值的批評的是,曼德爾所採用的方法似乎稍顯寬泛。盎格魯 - 撒克遜經驗主義渴望能夠找出危機的單因果的簡單解釋。不過,物質世界——尤其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界定的錯綜複雜社會關係——總是多元、多方面、多聯繫、多趨向的。要理解作為生產方式的元現象,需要即時進行具體分析。馬克思所提供的(而被曼德爾復興和現代化的)是一套概念工具,用來描述在特定的資本主義體系中確切的經濟關係和起作用的力量。對於馬克思和曼德爾而言,這些關係和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從來都不是隨機的。相反,它由可識別的趨勢(即“經濟法則”)支配。

長波

特別的是,曼德爾復興並提出了資本主義擴張與收縮的“長波”(long waves)構想,這一構想最早是由蘇聯統計學家尼古拉·康得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提出的(他在1938年被內務人民委員部槍斃了)。資本主義的不穩定表現在週期性的繁榮和衰退中。但是康得拉季耶夫注意到了一種更長的、持續大約25到30年的擴張趨勢,其中對新技術的投資引發了資本積累的增加。 隨後是類似的25到30年的低迷期,表現為利潤下降、經濟增長放緩。 曼德爾超越了康得拉季耶夫的實證研究,將產生這種代際經濟波動的力量理論化。從根本上講,曼德爾對長波現象的著迷代表了他試圖解釋為什麼在整個20世紀資本主義仍然長期存在——這種持久存在遠遠超出了馬恩世代或列寧世代的想像。

曼德爾的主要研究物件是1940-1965年期間(間或是1945-1970年)完全出乎意料的經濟增長(即使是親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也未能預測)。顯然,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出現了“長期繁榮”,其特徵是大規模的新投資投入在了汽車、家用電器、電視、休閒旅行、自動化機床和計算設備、飛機、原子科學、早期電腦、能源和國防技術等領域。在階級方面,美國和歐洲有組織的工業無產階級的大規模擴張迫使工資大幅提高,但由於生產率和產出的巨大增長,短期內這些工資上漲(對資本家來說)是可以承受的。這一週期的爆發是由於法西斯主義導致的工人階級的剝削率的急劇增加(也就是相對剩餘價值的增加),而又與二戰期間對現有固定資本的全面破壞有關。曼德爾將這個新時期有些不恰當地描述為“新資本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

在此框架內,曼德爾確定了美國、歐洲共同市場(後來的歐盟)和日本這三駕馬車之間的競爭所起的重要補充作用。歐洲形成了共同市場,以保護自己免受外國競爭,同時開始大規模的資本投資計畫,利用共同農業政策驅使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的農民離開土地,並剝削他們的廉價勞動力。日本遵循的路線大致相同。結果,到60年代初,美國受到了來自歐洲和日本的激烈競爭。甘迺迪政府的應對措施是減稅和推動大規模新技術投資,以對抗這種重生的法德日資本主義。曼德爾長期以來一直反對共同市場和歐盟,他認為共同市場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維護歐洲大型企業和金融資本利益的陣地。

是什麼導致經濟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曼德爾從來沒有把戰後帝國主義之間的激烈競爭作為破壞戰後繁榮的全球過度投資和利潤率下降的主要或外生原因--這僅僅是需要考慮的一個因素。相反,他認為隨著全球資本過度積累的活動降低了平均利潤率,危機已經結構性地根植於這個系統中,直到通過新技術投資壓榨出的全球無產階級的額外生產力(相對剩餘價值)被證明不足以支付其成本為止。儘管剩餘產品不斷地被大量製造,但整個系統仍處於停滯狀態。歷史上,觸發過度積聚的臨界點各有不同,但不管怎麼說,這更像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不是原動力。在這方面,曼德爾仍然是古典的馬克思主義者。

與曼德爾相反,著名的美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明確放棄了馬克思關於利潤率下降的理論,轉而採用一種地緣政治模型,將帝國主義間的經濟競爭作為解釋長波的主要動力。這很有趣,因為布倫納已經取代曼德爾,成為英國左翼理論雜誌《新左派評論》的首席經濟學家。布倫納承認利潤率下降在經驗上是事實,但認為這是一個結果而不是根本原因(請參閱《新左派評論》 I / 229)。但這會讓他的理論陷入危險。具體地說,他認為資本主義沒有內在地趨向於混亂熵增,這與馬克思和曼德爾所聲稱的不同。相反,布倫納指出“從長遠來看,資本主義經濟具有內在的活力”。那麼,是什麼導致了70年代後的下跌浪潮?答案必然是機緣和偶然。布倫納提出了兩個因素。首先,過度抑制工資使有效需求急劇減少——然而老謀深算的資產階級真的能夠解決這一問題嗎?其次,全球市場供過於求阻礙了新的投資。但這肯定只是盈利能力停滯的另一種說法——停滯是因為已經有過多的投資無法獲得必要的回報?但這本身就是馬克思和曼德爾從一開始就持有的觀點啊。

這並不是一個玄奧的爭論點。當前,隨著資本主義中國的加入,我們再次處於全球帝國主義之間競爭加劇的時期。 這將對未來的資本積累產生怎樣的影響? 戰後“漫長的繁榮”在70年代結束後,曼德爾預測了下一次衰退——而我們現在把這次衰退與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聯繫在一起。不幸的是,他沒有活到足夠長的時間來集中他那毋庸置疑的能力去理解這場衰退的機理——這次衰退產生了無數的馬克思主義學術論著,但並沒有任何一致意見被達成。這種知識上的空白揭示了曼德爾的長波概念工具中的一個缺陷:解釋這些劇烈起伏的波動是如何與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最終崩潰的理論相聯繫的。

馬克思原始理論框架的核心是“總崩潰”(zusammenbruch)的概念,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通過積累而最終崩潰(儘管必須強調的是,馬克思從未完成對這些趨勢的詳盡分析)。崩潰不是某個單日發生的災難,而是系統內部矛盾引起的累積衰減和最終失靈。當然,“總崩潰”花費了很長的時間到來,以致一些人拒絕了馬克思的經濟邏輯(從他的親密信徒愛德華·伯恩斯坦開始)。長波理論的問題在於,儘管有曼德爾盡力闡述,但它有可能可以被解釋為證明資本主義系統中沒有任何固有的熵增。換句話說,無論是如何經受了一系列胡迪尼式的死裏逃生(想想2009年),資本主義都能夠蹣跚著繼續。誰知道呢,或許韌性的資本主義可能會在綠色投資的浪潮(下一次投資上升?)的推動下,在一個不穩定的零工經濟和互聯網監控新受訓的勞動力的幫助下,在21世紀倖存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某種來自制度之外的突然干預,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似乎前景黯淡。

但情況並非如此。在不否認帝國主義之間重燃的競爭(這帶來了戰爭的威脅)或氣候變化的重要意義的同時,必須指出,全球資本主義由於其自身的內部經濟矛盾而已進入其生存的終極階段。這正如曼德爾(繼馬克思之後)所預言的那樣。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全球出現了製造業產能過剩,隨之而來的是資本投資率的收縮,以及生產率增長的大幅下滑。甚至,康得拉季耶夫週期似乎已經變成了永久性的下降週期。馬克思和曼德爾都預言,這種趨勢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所固有的。他們將這種無序狀態與那些導致利潤率下降從而不利於投資的資本主義內在動力聯繫起來。

在此並不是要對這一過程如何運行進行詳細的技術性討論。只需指出,在資本主義中,價值是通過利用勞動來創造的,無論是在辦公室或工廠中的活勞動(living labour),還是凝結在機械和電腦中的物化勞動(embodied labour)。 因此,可利用的活勞動的量限制了生產和資本積累。 資本家不斷嘗試通過投資技術來從現有勞動力供給中擠出額外的產出。考慮到工作時長的生物學限制,必須增加對機器的投資才能從在職勞動力擠出每一筆增值。 因此,平均利潤率存在著下降的壓力。

平均利潤率的這種下行壓力在全球系統層面上起作用,從而對投資決策產生負面影響。單個公司甚至單個國家經濟可以在一段時間內繼續擴張(例如,美國高科技壟斷)。但是曼德爾警告說:“新積累的資本的一小部分不能再以'正常預期'的獲利條件進行投資。然後,這些資本越來越多地被用於投機……”(《第二次衰退》,第173-175頁)。因此,過去二十年來出現了金融和銀行動盪,以及目前的股票價格出現了瘋狂上漲。或者,未投資的資本只是由資產階級在奢侈品消費中吞噬了。當然,仍然有絕對的貨幣利潤,但是最終的預期邊際收益變得不足以為工廠和機械的歷史性的投資提供資金。現在,資本家階級越來越拒絕對新技術進行投資,或將其用途擴展,來回應全人類的廣泛需求,反而投入到瘋狂的投機計畫(例如目前為太空旅遊業建造火箭的計畫)中。它就如同一個器官正逐個停止運轉的人體一樣。。因此,資本主義的唯一歷史使命——提高人類生產力——驚人地停止了。在現實世界中,儘管互聯網出現了,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生產力的增長一直保持平穩。這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已經腐化的最終證明。

當然,全世界不同的工業部門以不同的速度發展。在過去的三十年中,顯而易見的是,美國的高科技公司創造了新的市場並獲得了壟斷(平均水準以上)的利潤,而其他行業(如汽車)的利潤率卻下降了。總體而言,資本主義制度已進入老年階段,我們必須理解這一點才能為未來幾十年的事件做好準備。特朗普赤裸裸地試圖保護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壟斷利潤不受中國的侵害,但這絲毫不能提供緩解。蘋果和微軟等公司正呆坐在巨額資金之上、或在回購股票,但並不進行投資。為了積累而積累的全球資本系統,由於缺乏滿足其盈利標準的投資機會,正在自行關閉。這是歷史性的瘋狂行為,特別是考慮到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威脅(而這本身就是資本主義增長的副產品)。因此,我們進入了一個抵抗和社會革命的新時代,它將統治21世紀的剩餘的時間。

為什麼銘記歐內斯特·曼德爾?

為何歐內斯特·曼德爾在去世這麼長時間後還能為人們所銘記?最重要的是,他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非理性提出了一個宏大而持久的知性論證。更進一步,他還提出了另一種模式可以實現的理由。新自由主義試圖在市場上壟斷思想,基本上聲稱除了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生產的私有制、商品和服務的絕對自由貿易以及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之外,沒有其他世界秩序是可能的。結果是,儘管採用了新技術,但實際上生產率增長卻為零。在南半球挨餓而北半球死於肥胖的同時,創造了虛假的消費者需求;儘管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的發明可以使人類從繁重的勞動中解脫出來,但到處都在延長每週的工作時間;以及威權民粹主義和監視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興起。

歐內斯特·曼德爾會對這個我們都生活其中的真正反烏托邦有何反應?曼德爾經常因為自己對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過於樂觀”而受到批評。的確,他是試著勾勒後資本主義的未來的少數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他特別堅持認為,隨著廢除資本主義,有可能迅速而徹底地削減工作時長。 因為這裏存在著資本主義的極端荒謬:它發明並建造了使人們擺脫勞動的機器,然後迫使人們生產更多的商品,為了擴大利潤而不是滿足需求。曼德爾堅信,人類最終將起而反抗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即使在當前危機的黑暗中,這也是了一種值得樂觀的願景。

2020年8月3日


喬治·克雷文(George Kerevan)是經濟學家和爭取蘇格蘭獨立和社會主義的著名活動家。他每週一在《國家報》(蘇格蘭出版的日報)開設專欄,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評論政治。2015-17年,他是英國下議院代表東洛錫安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議員。在20世紀70年代,他是國際馬克思主義小組(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當時的第四國際英國分部)的成員,為發展其從革命社會主義角度理解蘇格蘭獨立的必要性做出了貢獻 。

原文連結: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756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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