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nokia

追尋幽黯的角落。

讀王力雄《天葬》

西藏的命運


西藏問題向來是中國的軟肋,世界上任一政權想要刺激一下中國政府,西藏人權問題必定會被拿出來討論一翻。西藏的命運也並不由己,當各國需要中國消費市場,也就往往閉口不談。這樣看來,當意識形態風潮佔據高地,西藏問題就是最好的武器。如此一來,西藏就如同四肢被拉扯住的提線木偶,被北京,西方,印度,達蘭薩拉各方拉扯,它反而沒有自己的聲音了。我們知道的消息往往不來自西藏本身,而是來自北京的宣傳或是西方的譴責,偶爾再從達蘭薩拉傳來一些微弱的聲音。

本書從西藏近代歷史討論起,討論各階段西藏與中國之間、漢人與藏人之間的互動。西藏近代歷史大略可分為清朝以前,中華民國時期,及共產黨治理時期。當然解放軍進藏後的歷史是佔本書最重的一部分,而這也是西藏的現況,現今眾多民族問題因此而起。共產黨也在西藏史的研究下了許多心力,希望能牢牢地掌握歷史的解釋權,一方面西藏歷史影響到西藏地位的論述,而西藏地位的變化也嚴重影響當代藏人的生活。



清代

滿人身為少數民族,借助蒙古人在軍事上控制漢地,再利用藏傳佛教控制信仰虔誠的蒙古人。清初,當準噶爾蒙古入侵西藏,滿人利用格魯派向清朝求助之際派兵進入拉薩,進而控制了整個西藏,並派出駐藏大臣統領西藏。但西藏極端的氣候環境讓中國人避之唯恐不及,漸漸地無人進藏,清中葉之後隨著王朝衰亡,駐藏大臣也逐漸失去作用,只剩下傳話及接口功能,西藏基本上又回到自治狀態。

清末,中國積弱,西藏無可避免的捲入西方對中國的侵略之中。1903年12月,英屬印度依據《中英藏印條約》欲打通通往西藏的商業路線,但西藏噶廈政府以未參與條約簽訂為由,拒絕了英國人的請求。1904年二月,英國在談判被拒的情況下,以榮赫鵬為團長,從錫金越過邊界,攻陷拉薩,達賴十三世因此流亡蒙古。其後,噶廈政府與英屬印度簽下《拉薩條約》。

西藏噶廈政府雖然大敗,但對清政府而言此結果並不壞,因為西藏無法單獨承擔數額龐大戰敗賠款,只能依賴清政府,且此時英俄兩強於中亞進行的大博弈也延伸到了西藏,鷸蚌相爭下,反而中國保持了對西藏的主權。且在19世紀末,中國受西方影響產生了西方式的主權概念,此思想上的變化徹底改變了清朝與西藏之間模糊的主權關係,清政府加強了軍事控管,於是有了「改土歸流」等一系列的軍事行動:趙爾豐的大軍殺進康區,將當地世襲的藏人土司政權一一消滅,改為可以隨時流動的中央指派官員。1909年,清廷又派兵進軍拉薩,長駐廣大的西藏各地,這才算是在軍事上真正控制西藏。這時達賴十三世在短短回拉薩幾個月後又一次逃亡,不過這次逃進了英國的領地:錫金。



中華民國時期:最好的時光

辛亥革命是西藏的「天賜」。達賴十三世趁機從錫金返回西藏,驅離所有中國人官員,拉薩開戰。此後西藏借助英國的軍事援助,一度佔領包括甘孜、阿壩等傳統漢藏交界地區。1913年展開了三方會談:英屬印度、中國政府、西藏噶廈政府在印度城市西姆拉展開一系列關於漢藏邊界及西藏主權地位的談判,引起今日中印領土爭議根源的麥克馬洪線也在此時提出並埋下伏筆。

此後西藏與國民政府之間大小戰事不斷發生,漢藏邊界也不斷變化。西藏噶廈政府與國民政府虛與尾蛇,在英國和中國之間左右逢源拿取好處,並且民國內部先有軍閥戰亂不斷,後有日本入侵,無力加深與西藏關係。從1911清朝滅亡至1949年共產黨奪取江山,此中華民國在大陸短短近四十年期間,可以說是西藏有始以來獨立事業最蓬勃發展的時期。

但1933年,在藏人眼中頗有一番作為的達賴喇嘛十三世圓寂。從此以後,圍繞攝政的爭奪和內鬥不斷。1937年,轉世靈童尋訪小組才在青海找到日後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他此時還只是一個兩歲的孩童,就算他如何天賦異稟,也不可能承擔任何政治事務,更不用說噶廈內部暗流洶湧的政治鬥爭。西藏內部就在這段內耗中,逐漸喪失獨立的機會。

關於西藏噶廈政府如何荒唐,有一著名對話最好說明。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西藏不斷就西藏未來地位與共產黨交涉。1950年解放軍進藏,首要進攻西藏的東大門昌都。因藏軍節節敗退,昌都總管阿沛 ‧ 阿旺晉美急著透過無線電台請示拉薩,希望能將軍隊後撤。在此緊急時刻,沒想到噶廈政府的侍衛官達娃然卻這樣回應:「此時正是噶廈官員們舉行郊宴的時刻,他們全都參加郊宴去了。」阿沛回:「讓他的郊宴見鬼去吧!」

日後當解放軍已成功佔領昌都,懦弱的噶廈官員們毫無辦法又不能承擔重責,情急之下只能推舉年輕的達賴喇嘛親政,此時他只有十六歲。

在1911年至1950年這段西藏最接近獨立狀態的日子裡,噶廈政府並沒有在外交上找出法理上獨立的依據,在國際上也沒有好好的宣傳自己;它反而自我內鬥,不對外開放,放任中國政府在國際上代表西藏的話語權。當共產黨1950年即將統治全中國之際,噶廈才匆匆反應過來,派出外交使臣出使各國尋求支持。但西藏最大的靠山 ── 印度此時剛脫離殖民地身分,急於與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好,對西藏政府派出的代表虛與委蛇。總體而言,這點日後達賴喇嘛也有同樣看法,認為整個西藏社會及政府於內於外,在這段時期就是無知。



解放軍入藏:一國兩治的開始

1950年解放軍入藏,從此凡事不同。數百年來,真正用軍事力量震懾西藏唯有共產黨,善於打太極的西藏噶廈政府在絕對的力量之前渺小的如同大象腳下的螞蟻。極端的氣候環境原是藏人最好的保護,數百年來保護他們不被入侵,就算入侵者能深入拉薩也無法久待,但在科技領先和對馬列主義絕對的信仰之下,解放軍輕易佔領西藏。

共產黨與西藏政府談判過後,提出了《十七條協議》,基本上保持了西藏高度自治的現狀,現行制度、達賴和各級官員的地位也都不變。事實上共產黨統治初期,共產黨為了統戰西藏,姿態放的很低,不僅很少插手西藏內部事務,還給了達賴和班禪「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位子 ,這可是國家領導人的身分!但是對西藏上層的攏絡當然只是統戰上的伎倆,而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而言,他們早就看西藏社會不慣了。在西藏舊社會中,無論經濟上的封建農奴制還是政治上的政教合一制,處處都展現了上層社會對底層社會的壓迫。共產黨人看不慣西藏貴族的驕奢淫逸和底層人民的貧窮困苦,因此利用「民主改革」解放廣大被壓迫的底層人民,是遲早會發生的事。

也可以說西藏底層人民的歷史書寫從現在才開始,之前西藏政府和中國歷朝歷代的交往都是高層間的來往,基本沒有民眾的話語權。


1959年3月10日 達賴出逃印度

關於1959年達賴出逃印度一事的起因,西藏和北京雙方各執一詞:藏人稱它為起義,北京稱它為叛亂。但不可否認當時西藏社會從上至下已經積蓄了許多對北京不滿的情緒。在統治的頭幾年裡,中共並不太干涉衛藏地區人民的生活方式,所以不滿其實由衛藏地區以外的安多(青海、甘肅南部)、康區(四川西部、雲南北部)的藏人引起。

安多和康區雖然也是傳統藏區,但由於不屬西藏政府管轄,所以早一步進行了和內地一樣的宗教改革和土地改革,僧人被迫還俗,所有的土地和牲畜被收歸國有。藏人將改革視為對他們價值與信仰的攻擊,導致這些廣大的漢藏交接地區游擊隊盛行。早在1959年以前,這些游擊隊為躲避解放軍圍剿紛紛逃進西藏境內,也給解放軍可以進入西藏平叛的藉口。必須一提的就是「四水六崗」游擊隊,成員多為康區和安多的藏人,為躲避解放軍進入藏南一帶活動,並接受美國CIA的資金援助和軍事訓練,並在達賴喇嘛逃亡印度途中進行護衛。

在達賴喇嘛決心出逃印度前夕,拉薩早已湧入了眾多來自康區及安多的難民,共產黨對康和安多地區的強力壓制及不尊重當地宗教文化的做法早已傳遍拉薩,整個城市瀰漫著不安。

關於達賴喇嘛出逃拉薩一事,各方眾說紛紜。達賴喇嘛承認,當天漢人射向羅布林卡的兩發砲彈,是他下定決心流亡的最後一根稻草。在逃離拉薩城的夜裡,達賴脫下常服,與眾侍衛度過拉薩河,自認為神不知鬼不覺。但在事後的解放軍軍官紀錄裡,達賴的一舉一動都被觀察得清清楚楚,甚至還有餘裕請示北京是否要讓達賴一行渡河。直到北京下了讓達賴離開的命令,解放軍才冷眼看著眾人消失在黑暗中。

達賴出逃代表著拉薩和北京之間過了九年的蜜月期暨尷尬期宣告結束,這也代表一國兩制正式結束,共產黨期待已久也拖延已久的「民主改革」進程正式在西藏展開。


民主改革

平叛結束後,「民主改革」緊接而來,許多底層藏人將民主改革至文革間的這段時期稱作黃金年代:掌控財富的貴族和僧侶集團被打倒,土地被均分,窮人就此翻身。所以共產黨將當初在西藏進行的改革叫做「百萬農奴大解放」「翻身農奴把歌唱」, 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作者提到農奴的生活是極度悲慘的,沒有人生自由,只能依附領主生活,生育的後代依然是奴隸,可以隨便被拆散家庭,可以隨便轉賣,世代為奴,終日勞動而無收入。作者曾問一招待所的女服務生舊西藏的生活怎麼樣。她回答:「要是舊社會我早就沒了,連骨頭都沒了。」但隨達賴出逃的流亡者可不一定認可這段日子是黃金年代,畢竟這時有能力出逃印度的大部分是農奴主或是貴族,是當時被鬥爭的對象。

但宗教上的改革就不是以信仰為核心的藏人樂見了;當初在安多和康區等地寺廟遇到的悲慘遭遇終於落到了西藏頭上,佛國西藏全境原有兩千多座廟宇現在只容許一縣一個,其餘淪為廢墟。僧侶被視為沒有生產力的群體,被迫還俗。

西藏相對滯後的政治改革讓西藏逃過了一劫。1959年,在西藏騷亂後,中國內地正好因「大躍進」而造成全國性的大飢荒,毛澤東因此退居二線,西藏剛要起步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因此暫緩執行,剛試辦的農業合作社也全部解散,西藏的黃金時期得以再延續幾年。


文化大革命:真正的浩劫

文革的到來標誌著真正苦難的開始,在內地早已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革過了十年才降臨到西藏頭上。此時的西藏可是公社化和文革一起來。公社化一開始就將昔日分給農民的土地又收了回去,農民集體耕種的成果要上繳一半,整個西藏開始向中國內地看齊。

但真正帶給藏人毀滅的是文化上及宗教上的。與之前進行的宗教改革不同,這次是要將信仰連根拔起。毛澤東的精神原子彈連信仰虔誠的藏人都無法避免,在內地讀書的藏族學生回到故鄉和「積極分子」響應黨中央號召帶領革命,以藏族為主的紅衛兵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自己砸毀了藏人自己千百年來蓋起的寺廟。小昭寺裡數千年歷史的釋迦牟尼佛八歲等身像被鋸成兩段,文革後期才分別自北京和拉薩找到上半身和下班身,再重新組裝。三大寺中的甘丹寺被摧毀成一片廢墟,當地的村民都參與了毀佛的過程:一間間房舍用炸藥炸成殘磚,紅衛兵和當地民眾再清理殘磚敗木。

作者在本書花了許多篇幅討論為何藏人會心甘情願破壞自己的信仰,要知道藏傳佛教就是藏人的生命中樞,各種禮俗、論任何事都脫離不了宗教的影響。原因之一,自然是底層藏人對傳統神權封建制度的仇恨。二者,作者只能認為對毛澤東的信仰太過巨大了,竟壓過了藏人心中對佛的崇敬。毛澤東本身成為了一種宗教,取代了舊神,成為新神。神不會犯錯,神要你幹什麼就幹什麼。


1976毛澤東之死

毛澤東的死亡在藏人心靈留下了巨大的空缺。原本藏人心中的神是不死的,只會輪迴;但舊神被打倒未久,新神就已死去,讓人不禁疑惑共產黨是否真有那麼無所不能。

鄧小平上台後對文革的平反對藏人同樣影響巨大。共產黨承認文革的錯誤反而讓當初緊緊跟隨黨領導「破四舊」的藏人無所適從,他們感到被共產黨耍弄,由此生出憤恨。這些當年緊跟中共的下層「 積極份子 」被拋棄的同時,當年被打倒的「剝削階級」上層人士反而被平反,重新成為被統戰的對象,被提拔為人大、政協等幹部。但之前打倒貴族後分給農民的土地是沒人願意再繳回的,於是從此民族有了分裂,原來順服的底層人民不可能再把財產還回去給過去高高在上的貴族和僧侶了。

藏人的心態有著微妙的變化。為了彌補過去對寺廟、佛像的毀壞,這些原本是紅衛兵的藏人在文革後反而信仰更加虔誠,出錢出力修補寺廟最盛的也是這些人。可以說是後悔,也可以是贖罪。

像是要彌補對藏族巨大的破壞,文革後北京的民族政策有了180度的大轉變,少數民族解放成為此時政策主軸。1980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西藏的講話成為重大的政策轉折。裡面最重要的一條是「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原本文革期間黨派了大量漢人幹部入藏,此時都被收回,藏人治藏成為此一時期的顯學。另外北京也給西藏眾多的預算用於各項基礎建設、教育文化。

這段期間宗教的開放到什麼程度呢?它為了向關注西藏問題的西方社會顯示中共的開明以換取西方對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支持,北京竟同意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向西藏派遣參觀團,並許諾參觀團可以隨意在藏地行走考察。北京當局想依此表示它的心胸寬大,它真心覺得藏人經過共產黨解放後,會真心支持共產黨。

但結果卻讓北京丟臉,它誤判了西藏人民的想法和感情。由達賴哥哥洛桑三旦率領的參觀團,在所經途中受到成千上萬人歡迎。很多人呼喊著達賴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向參觀團訴說他們在中共統治下遭受的苦難。這事讓北京震驚,這才有了胡耀邦進藏的講話,有了重大的政策轉彎。

此後,鄧小平時代的中共放棄了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失去了毛時代的合法性來源,推動西藏現代化就成了最主要的替補。北京給了大量的經費援藏,這筆經費甚至大到中央政府受不了,只好命令由各省政府對口西藏各縣進行支援。但給錢也好給人也好,要知道所有的讓利都是共產黨統治西藏的一種手段。黨原本以為重新抓緊宗教力量就可以讓藏人千依百順,但事實證明黨的權威已經淪喪,遊行示威暴動從此以後就沒有停過。

而原來的活佛達賴喇嘛剛出逃時只二十來歲的青年,在這時卻已成熟,逐漸成為一代偉人。



達蘭薩拉

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時雖不能說一無分文,但也差不多多少,卻在艱難中建立起了西藏流亡政府,甚至在難民中建立了西藏民主制度,成立了「西藏人民議會」,那時流亡藏人中可沒有人懂何謂民主。他領導著餘十萬人的流亡藏人聚落,財務壓力之巨大,不難想像。

作者說十四世達賴喇嘛與它的其他前身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在於他的開放性。不同於以前任何一代喇嘛都封閉在雪山之中,達賴喇嘛流亡在外至今已五十年。他必須以開放的型態爭取西方的支持,並按照西方的標準去樹立自己的形象,好以此藉西方力量與北京博弈。

但台前的風光不一定能真實反應達賴和北京之間的情況。達賴對西藏的看法也隨時間變化,從一開始堅持藏獨,到1988年史特拉斯堡會議,他提出中間道路(自主自治路線),是妥協也是迫於中國越來越強大的無奈。但北京其實不太在乎達賴關於西藏的前途決議,尤其1989年六四之後,達賴喇嘛獲得當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更被中南海視為嚴重挑釁。既然這塊土地已被牢牢掌握,那就幹脆將達賴置之不理。

尤其是1995年達賴搶先北京一步發布班禪靈童的人選,這不禁讓北京大怒:主持靈童尋訪小組的組長恰扎活佛平時就是個順民,順從共產黨到了藏人常常瞧不起的地步。但沒想到這麼秘密的行動,那麼嚴密的組織,洽扎活佛竟然「背叛」黨,將班禪靈童的候選名單秘密通報給了遠在達蘭薩拉的達賴。在這之後,恰扎活佛因分裂國家罪和洩漏國家秘密罪被捕入獄,新任達賴親選的班禪靈童也從此了無音訊,而此時靈童也不過六歲。現任的班禪其實是由黨另外「金瓶掣籤」選出,又常被藏人蔑稱為「漢班禪」。

其實文革後數十年來達蘭薩拉也是常常派人和北京溝通,雖然斷斷續續,北京愛理不理。近數十年來,西藏暴動也是不斷發生,但共產黨統治階層每次都將各式遊行暴動行為歸於「達賴集團」,這也只是圖了個方便,先射箭再畫靶,上級滿意,自己也省事。其實流亡藏人裡很多是不滿達賴這個溫和派的,不能說西藏內部的騷亂都與達賴無關,但可能真的跟流亡藏人裡的「激進組織」有關。但每次藏區騷亂時,藏人都打著「讓達賴回家」的口號,讓這位偉大的領導者洗也洗不清了。


最後引用作者一段話:

…他們既信奉達賴,又尊敬毛澤東;他們膜拜傳統的神明,卻不想要傳統的社會;他們重新向過去那樣畏懼來世,卻已經無法不貪戀今生;他們需要從控制他們日常生活的中共政權獲得世俗好處,又必須從主宰他們精神世界的達賴那裡獲得人生指點,兩邊相反,他們卻對兩邊都不敢反抗;他們無所適從,腦所想的和心所願的可能相反,所作所為可能正是毀換自己;他們因為判教的罪咎不敢面對過去,展望未來又必須回首當年;他們往往被撕裂得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和到底要什麼……這種精神分裂才是藏人最大的悲哀。


《後記》

本書成於1998年,雖然2009年出了修訂版,但之後又發生許多影響藏地轉折的大事此書並未談及。尤其是2008年的拉薩騷亂和2009年後至今不斷有藏人自焚,都遠遠影響著中國對西藏政策的轉折。原本八九十年代時鬆時嚴的西藏政策走到今天,看來現在是監視最嚴控的時候了,除了漢人進藏要過一道道關卡,黨組織也深入到地方的寺廟,黨如今連神都要控制了。藏區各寺廟原本就是尊崇達賴喇嘛的大本營,在黨的嚴管嚴打之下,反而有了更多暗流洶湧。

作者王力雄,他在2008西藏暴動後又寫了篇《西藏獨立路線圖》,可以當作此書的補述。

成書完成二十年後的現在,達賴也年事已高。不出意料當現任達賴逝世後,西藏各地一定又會湧現各式各樣遊行示威活動。達賴不是沒有考慮到身後之事,但想想能認證新任達賴的班禪又被共產黨控制在手裡,現任達賴能走的路實在不多。

在今天,西藏自治區的人均GDP已經高達8000美金,雖然和全中國的人均GDP還有一段差距,但和同在青藏高原的國家(尼泊爾人均GDP:1200美金,不丹人均GDP:3120美金)和地區(喀什米爾人均GDP:1670美金)比起來,已經是難以超越的成績,也可見共產黨在這片雪域高原投資之巨大。

2018年年底,我曾經去過位於尼泊爾第二大城博卡拉(Pokhara)的藏人難民營。難民營就在遊客眾多的David's Fall旁邊,但難民營卻門口羅雀。我在入口處的小餐館吃了碗藏麵,而後走進去。在旅遊旺季的深秋季節,廣大的難民營有幾位流亡藏人擺攤販賣手工藝品,但只有少數一兩位遊客在挑選飾品,伴隨著隨意遊蕩的牛隻和瘦不成樣的山羊群們在村里嚼食垃圾,真覺得一片淒涼。也難怪在《吃佛》一書中,作者說到,因為西藏的經濟發展已遠超過鄰近地區,也因為在外流亡的困苦,近年返回西藏的藏人人數已經遠超過流亡印度的人數。

西藏問題下一個重要的節點也許在我們有生之年到來,我們都隨時可能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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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心得 <吃佛 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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