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米亚娜

女权主义者\独立写作者\媒体工作者,长期关注中国女权运动与公民社会抗争,热衷组织和参与公共活动。擅长性别、政治、传播、文化等领域的话题。工作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歪脑WHYNOT | 米米亚娜:阿里6000员工的倡议书是不是“公关”,真的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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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兔运动中的女权行动者们,在看到在地反抗的语境的同时,也一直对个体反抗者寄予信任。这是一种选择,也是ta们和这些媒体发言人的最大区别,不仅是因为其具有“天真的乐观”,也是因为ta们在米兔运动中明白了话语的力量,这力量既包括个体故事对公共叙事的重塑力,也包括公共叙事对于运动,和运动参与者们的影响力。

(原文首发于歪脑,备注一下:我并不确定倡议书代表了“6000员工”的声音,本文原题目为:“阿里员工反性侵倡议书被解读为“公关”,女权议程如何在舆论场上遭架空?”,本题目为编辑所拟。)


阿里巴巴性侵事件于7月27日发生后,受害者于8月2日到7日在公司内部维权无果后,选择了公开发声,引爆汹涌舆论。8月8日,一封题为《6000名阿里人关于807事件的联合倡议》的文章由长图形式发出,文章以阿里员工为名,对公司如何处理此事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从回应当事人诉求到建立反性侵制度、改善企业文化,可谓面面俱到。

但很快,在舆论场上,这一倡议书被质疑为阿里公司层面主导的公关行为。

来自资深媒体人的“公关”判决书

其中,资深媒体人安替发推特指责其系公关操作,仿佛一记实锤,推特的截图在墙内的泛自由主义社群内被反复引用。

(来源:网络图片)

这让人匪夷所思。因为第一,安替并没有说明信息的来源或者提供佐证。第二,这条内容在推特平台上转发很少,却在墙内形成主导意见,达到了定性的效果。第三,之后安替数次改口,先否认了凤凰系媒体的“合谋”,后修正说法为“一开始是员工冲塔,自发讨论,随后公关部以个人身份主持完成”,再正式更正为员工自发,公关部员工随后介入,定稿并积极传播。之后,他将阿里公关部的员工对其“造谣”的驳斥,形容成来自“阿里集团”的攻击。

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安替并无公信力,他数次改口却不忘强调公关员工的参与,更像是一种找补。最后他也发推表示:“阿里员工主动冲塔,自己充钱扩群的容量,为同事受害女生发声,这非常值得大家支持,不说阿里公关的事情,这些同学本身值得鼓励。”但是,已定性的“公关说”却丝毫没有失去影响力。媒体人刘敏(网名“熊阿姨”)在同时期发表了一篇微博,还原出一些参与倡议的阿里员工的语境,但也指出这次倡议存在“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并认定倡议书造成了公关效果。

(来源:网络图片)

在系统分析此案的舆论情况的文章《那股阿里味儿 | 舆论手札》里,资深媒体人宋志标把安替的数次改口形容为“完善了最初的说法”,在“公关操作”这件事无从证实的前提下,宣布 “即使起心动念无关阳谋,但制成品的散发仍属于精明的公关”,并以此为预设,通篇将阿里员工和阿里集团混为一谈。

看上去,“公关说”已经取得了这些媒体前辈的一致共识,又因ta们自古以来享有舆论引导和议程设置的权力,这个说法便顺理成章地上位,成舆论场里的流行意见。

舆论焦点应该是倡议书的内容

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锚定这篇倡议书是“公关”如此重要?“公关”是这次性侵事件的舆论焦点,并应该成为舆论焦点吗?

一些女权行动者们不敢苟同。我们认为,关注点应该聚焦在倡议书的内容,也就是针对如何防治性侵害上,它提出的诉求是否合理、准确,制度能否得到建立、监督和执行。而诉诸制度的理由很简单——性侵害案不是某几个“坏人”的问题,而是结构的性别不平等机制下,权力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剥削和人身侵害。为防止利用权力优势性侵的事件反复发生,机构也必须成为保障女性人身权利的责任主体。因此,将反性骚扰、性侵害的制度建设的议程推入舆论中,一直是我们在“米兔”(#MeToo)运动中致力于达成的传播目标。

关注米兔运动进程的人,一定记得2018年米兔在高校爆发时,女权行动者们曾经联合各大高校的进步学生,发起“万人致信母校反性骚扰”行动,涉及中国近百所高校。校友们公开向校长和学校管理层发出倡议书、联名信,呼吁建立防治校园性骚扰机制。一位曾经参与过当时行动的博主,在看到阿里员工的倡议书之后,也表示其写得“切中要害”,草拟者很可能“长期关注职场性侵性骚扰议题”。

(来源:网络图片)

三年过去了,虽说防治校园性骚扰机制仍然难以落地,使得“制度建设”的呼声沦为美好却无力的空谈。但它的难以落地并不是因为其缺乏真诚和重要性,反而正因为这是反性骚扰/性侵害议题中最关键的议程。它必然不如饱含情感的个体故事那么吸引舆论,但却在设身处地的考虑如何减轻受害者在维权过程中遭遇的创伤,以及潜在受害者的维权成本。

(资料图片:Reuters)

“公关说”,舆论场上的黑魔法

但是,承载了这个议程的倡议书,却在“公关说”的叙事下被釜底抽薪。“公关说”完全无视其倡议内容,把焦点转向了对参与发起者的动机质疑上面。并通过定义参与者的身份(公关员工),从而取消其发声的正当性,消解其行动的意义,把本应存续于公共讨论中的反性骚扰/性侵害议程彻底架空,阻碍了个案可能形成的社会改良效应。

认可人们有公共性、有公共参与能力,首先应认可人们的脑袋可以超出他们的屁股去思考。一个参与起草倡议书的、身份为公关的员工,也会关心受害者并助其发声。但是动机质疑却无法被证伪,且何患无辞,故其为公共参与的最大杀手。资深媒体人应该很明白这个道理,不然不会将“公关操作”巧妙偷换为“造成了公关效果”,令人无可辩驳。毕竟,任何及格的表态和行动,都可能安抚公众的愤怒,也都能坐实公关指控。

其次,“公关说”把阿里预设成了铁板一块,将阿里集团、阿里管理层和阿里员工混为一谈,忽视其内部的权力关系,也忽视ta们之间的博弈空间。员工被表现成受到公司操控的工具,或是主动同流合污之徒,或者至少,也是首鼠两端、“革命不彻底”的妥协者、既得利益者,于是,这个公司从上到下“都是一伙的”,没有协商的余地。

一切带阴谋论气质的叙事都具备强大魅力,“公关”在舆论场上变成了黑魔法般的存在。但实际上,很多人并不了解公关这个职业以及工作内容,再加上对公权力、以及被化身为公权力的大厂(阿里巴巴、京东等名声在外的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无限不信任,导致对它们“一手遮天”能力的夸张。这种心理使得当下的绝望感和无力感显得正当,但无论有意或无意,结果都可能是进一步将存在或潜在的反抗者去权,并使得我们对这个社会 “无可救药”的预言自我实现。

相比之下,米兔运动中的女权行动者们,在看到在地反抗的语境的同时,也一直对个体反抗者寄予信任。这是一种选择,也是ta们和这些媒体发言人的最大区别,不仅是因为其具有“天真的乐观”,也是因为ta们在米兔运动中明白了话语的力量,这力量既包括个体故事对公共叙事的重塑力,也包括公共叙事对于运动,和运动参与者们的影响力。

在此基础上,女权行动者们对米兔运动和运动参与者们产生的责任感,也促使ta们形成了自己的反抗哲学和伦理。对我来说最基本的,就是去连接和赋权作为“人”的个体,以阻止在原子化社会中不断传递的暴力链条。这种工作的重心,不是去判别人们的是非好赖,而更多地像加缪在《鼠疫》一书中呈现的那样:在一场荒谬的大瘟疫中,去“抢救”一个个已经“染病”的人。

以本案为例,我认为有舆论影响力的人对倡议书的评判应该慎重,因为这很可能影响到参与其中的人,尤其是当ta们身在一个尴尬不安的境地里,承受着现实的风险和代价。阿里的员工在社会中,被认为处于社会经济身份的高处,是小资、是中产,很多人不认为ta们值得共情,或者至少不应享受受害者的“共同体”待遇,因为他们本可以做更多——在受害者于公司食堂里发传单维权的视频里,无一人表现过关心。

期待善恶有报乃人之常情,但事件不应结束于“罪有应得”的判决,重点也不是去无视或否认个体在公共参与过程中的利益权衡,保守甚至投机倾向,而是理解这是公共参与的一部分,接受人们往往有着受害者、合谋者与反抗者的混合属性,然后再进一步提问。

议题在舆论热潮里空转,失焦是每个事件的宿命

从“公关说”的流行稍微往大了说,如今的舆论场显得毫无公共性可言,也不存在真诚的讨论,一切都是立场的厮杀,以及各种咬文嚼字的兀自演绎。正如微博博主@西窗随记 的一则微博所说:“没有一件事的最终的走向可以正常而不极端,没有一种议题讨论可以在边界之内而不导向疯狂。”这就是原子化社会的狂欢,失焦是每个事件的宿命。女权主义者乃至一些弱势群体关切的具体议题,以及我们期待会导向“社会改良”的公共讨论,不过是在一次次舆论热潮中空转。

仿佛看不到出路。坚定地站在阿里对立面的人们,也将倡议书的诉求斥责为“小骂大帮忙”、“依赖权力来做主”、“被收编”,呼应了熊阿姨那句:“革命不彻底的结果,就是部分员工的革命果实又被这样窃取了。” 可是,什么是“彻底的革命”?如果没有彻底的革命,没有建立 “工会” 的土壤提供给人们的最恰当的反抗条件,反抗就是不恰当的吗?可是反抗从来就是在“不恰当”的情况下出现的,对“彻底”的执念,有时候和自暴自弃正是一体两面。

与此对应的,是泛自由圈对所谓制度建设的心态已足够崩坏,“加速”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情绪。他们对“阿里内部的反抗者”这个命题既无视也无动于衷,毕竟:“那又有什么用”,还是“毁灭吧。”

女权主义者也很难免疫于舆论场的影响。一些朋友认同“公关说”,批评倡议书不是真诚的,只不过是阿里欺瞒大众、躲避问责的手段。但是,女权主义者对倡议的内容无法落地的焦虑,还是和某些知识分子唱衰社会运动的心态有很大区别。后者与这个充满犬儒、怀疑和极端化的舆论场的合流更让人失望。这倾向并非是一朝一夕,很多本土自由派始终对米兔抱持着疏离态度,对女权的议程不了解也不关心,更不对运动和参与运动的人负责,却因为有一定舆论影响力,参与塑造着否定反抗者主体性的公共叙事,阻断其进一步的公共参与,以及公众和其连接的可能。其扮演的角色,正是ta们口中“原子化个体”的推动者。

最后,我们总是在问,还能做什么?乐观来说,女权主义者不应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去纠结“到底是不是公关”,而是要在舆论场上设置焦点,并贡献出能够推动议题的讨论——正如很多行动者一直以来所做的。但这答得也过于轻巧,我们一再把运动的责任加诸于ta们身上,好像ta们真的能力挽狂澜,而实际上ta们并无主导权力。

米兔所诉求的反性骚扰\性侵害制度建设,为什么变得形同鸡肋,值得所有人的思考(且需要在共同担责的前提下思考)。当人们丧失了实践它的路径和希望,它最大的作用就变成了安慰剂,变成运动的宏大叙事,提供“我们还能做什么”的幻觉。倘若如此,也许我会暂时悬置“制度建设”的标准答案,重新回到幸存者、回到个体反抗者的语境里去,哪怕是为了去连接ta们。对于ta们来说,没有一个运动成功或失败的负担存在,有的是保卫自己身心和生活的要求。在ta们被任何叙事收编之前,我们不要在心理上先将ta们拱手相让,我们不要比ta们还快地放弃,我们不要把ta们当做加速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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