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米亚娜

女权主义者\独立写作者\媒体工作者,长期关注中国女权运动与公民社会抗争,热衷组织和参与公共活动。擅长性别、政治、传播、文化等领域的话题。工作联系邮箱:mimiyana@protonmail.com

歪脑|唐山打人事件:这一次我不想再问女权主义者还能做什么,我想向进步男性们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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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是性别暴力的责任主体,无论是以直接参与,间接纵容,还是以无视、回避、否认、为其辩护等与暴力共谋的方式,都应该成为问责的主体。这种属于“人”的责任不容推卸,哪怕推卸给父权制、推卸给公权力也不行。

本文详述了我在参加Clubhouse“女权谈唐山打人事件”讨论会时的主要观点。原文首发于歪脑,题目是《唐山事件:这一次我不想再问女权主义者还能做什么,我想向进步男性们提出要求》,此处的版本有少许修改润色。

建议同时阅读我们讨论会的文字记录《女权谈唐山打人事件:解决系统性暴力需要打破威权垄断》,作为对本文的重要参照和补充。


唐山打人案引爆了舆论一点不奇怪,视频里那些触目惊心的暴力,任谁都难以无动于衷。但令人奇怪的是,舆论的焦点落在了争论此事到底“是不是性别议题”的问题上——在一场显而易见女性作为受害者的社会事件中,女权本身变成了话题,而女权所要讨论的内容反而沦为了背景。


1. 一切问题都是从挑选完美受害者开始的


舆论永远都在挑选极端案例和完美受害者。一个烧烤店里的两桌男女,案发时彼此互不相识,没有处在直接的社会关系和结构里,也没有直接的第三方因素的作用,因此都不需要前情提要,只有赤裸裸的暴力直接砸在人们脸上。此案的信息如此单纯、直观、对错分明,大众认知起来毫不费力——小孩都知道打人是不对的,这便是大规模传播的基础。再加上完整的现场视频,常人仅凭常识和情感就可以做出安全而正确的判断,往往也不用多想。

在事件刚爆出来的时候,就有网友察觉了案子的“完美受害者”属性:

这几个女孩,她们满足了所有完美受害者的条件,没有穿裸露的衣物,没有去偏僻的场合,没有单独出行,没有去娱乐性场合,她们只是坐在热闹的餐馆和姐妹吃饭聊天。这还不算完,她们甚至还满足了对受害者的另一种要求:你不要示弱,不要害怕,互相帮助,敢于反抗。

当然让人最为悲愤的是,女性做到“完美”仍然沦为“受害者”,且就算成为“完美受害者”仍然无法取得某些人的共情,照样面临旁观者的吹毛求疵——事实就是没有人能够通过“完美受害者”的审查。所以我们必须看到,一切问题都是从挑选完美受害者开始的,这就是这个社会压迫女性的最大秘密。而舆论——尤其指这个以社交媒体为载体的、充满审查的简中舆论——恰好扮演着挑选的角色。舆论本身就是厌女体系的一部分,也是它的这种挑选,遮蔽了大众对于结构性、系统性问题的视线,并迫使女权主义者将关于女权的全部公共讨论,以及情绪和思考局限在类似的案例上。

我们很难避免被这种善于挑选受害者的舆论“牵着鼻子走”。女权主义者们争先恐后地参与讨论、输出观点,就如评论者三表所说,颇有点“过了这村没这店“的紧迫感。因为第一,在一个社媒舆论垄断了弱势者寻求正义的渠道的时代,受害者只能被迫“比惨”,不如此案的性质这样极端、受害者这样完美的案例,很难得到舆论的传播和关注。第二,在一个女权主义变成了“问题”,被公权力和民粹百般污名化,自身也在被毒化的情况下,女权主义者随便参与什么公共议题,都会被扣上“打拳”、“境外势力”的大帽子,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没那么政治敏感、不存在复杂争议的案例,哪能继续闭嘴?

在丰县事件里,舆论的取向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大众想听的不是小花梅的故事,不是一个出身边远贫苦的傈僳族妇女,如何在朋友、亲人们也都参与过的“婚姻迁徙”的潮流里,怀揣着对更好的物质生活的向往,却又同时受到欺骗和剥削的经历。大众想听的只有李莹的故事,是一个城市中产家庭的女孩,有着体制内的双亲和美好前途,却一夕之前就被邪恶的人贩子打晕了拐卖进大山,沦为“奴隶”的惨剧。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不存在后者的情况,而是说什么才是此案的事实,且什么才是更多更弱势的女性正在遭遇的、却被舆论所遮蔽和无视的苦难?

小花梅的命运能够呈现的,正是一个社会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它是复杂的,性别问题叠加着少数族裔的问题、农村的问题、贫穷的问题、拐卖女性的产业链和传统陋习的问题、公权力不作为的问题……且女性正是因为有着追求自身权益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会被卷入这样的结构从而受害。所以,揭示出系统和结构的作用,必然会使受害者无法成为舆论的标准下的“完美受害者”。

我清晰记得我在给一个自由派群体分享对丰县事件的看法时,他们无比排斥“锁链女”就是小花梅的可能。因为这听上去就像官方平息事端的宣传口径;而且,倘若事实如此,她就不那么像个受害者了,也会让政府显得没那么可恶了。至于小花梅和那些和她类似的女性的处境?没人关心。

这就是为什么,在米兔运动里发起的“#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的反受害者有罪论的倡导,以及大规模的女性自述行动,是女权主义者对公共空间最宝贵的贡献之一。米兔运动里的幸存者所呈现出来其受害经历的丰富细节——那些男性老师、领导、上司、前辈、长辈们,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但他们利用职权之便和整个社会的掩护和纵容,以及舆论对性骚扰事件的巨大盲点和偏见,去方便地实施侵害,而受害者却因为顾虑学业、工作、声誉、人际关系等利害,难以反抗和逃离,这些真相至今历历在目。

去结构化、去系统化本来就是舆论对完美受害者挑选的结果,也是审查取向的结果。如今的女权主义者只有在遇到一个完美受害者的时候,好像才有了话语权和参与公共议题的正当性,这是悲哀的。但更悲哀的是,当女权主义者只能基于这个现实去发声,并努力拓展个案的外延、尽量形成有公共价值的议题时候,却有人跳出来质问:你说的结构性、系统性的问题在哪里?有什么证据?为什么要把一个“坏人”犯下的极端个案,强行上升成性别问题,搞什么男女对立?

女性不但在承受这种舆论所导致的结果,还要去为这种舆论的形成背锅。这也是每个弱势者都可能面临的困境,不但受害,还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受害,解释时触碰了政治不行,解释时的态度不好不行,解释得不符合逻辑也不行,不然怎么争取他人的理解和支持呢?


2. 有什么必要去否认它是一个性别议题?


老实说,一开始看到身边的女权主义者在解释这为什么这是性别议题的时候,我很惊讶,心想这还需要说吗?男的性骚扰女方遇到了反抗,恼羞成怒后施暴,之后所有帮助受害者的女性均被殴打。这都不是性别议题,什么才是?

一个公共事件当然存在很多视角和交叉性的议题,除了性别角度之外,它还是一个公共治安问题。随着事件的更多信息被披露,还可能涉及到其他解读。这没问题,问题是有什么必要去否认它是一个性别议题?

不排除很多人是真诚地搞不清楚究竟什么是事件背后的“系统性、结构性的性别问题”,真诚地为自己作为“正常男性”被波及而感到委屈。我承认比起米兔的案例,唐山打人事件确实不属于“人干事”,普通人很难去共担对这种极端暴力的责任;它既难以直观呈现某种结构的作用,却又有利于煽动愤怒的情绪,这给一些反对者留下了话柄。

但“系统性、结构性”的问题并非不存在。例如澎湃新闻报道的,以“女性”、“殴打”、“搭讪”、“骚扰”等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出多篇判例,把女性打伤甚至打住院的判罚不过是行政拘留十几天加一点赔偿。女性对安全焦虑的举证可以无穷无尽,但更重要的是,这涉及到男性是否聆听、正视过女性的处境,以及是否反思过自己在一个父权社会里的特权,尤其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里成为一个共谋者的特权。对此,很多女权主义者已经进行了耐心的诠释和论证,我无法比ta们说得更好了。

除却真诚的疑问之外,另一些人强调“黑恶势力”、“阶级问题”,甚至某些“进步男性”一定要说这是目前政治和经济形式下的“互害”,并不是为了补充性别议题的论述,而是试图排斥、消解性别这一视角。甚至有人为了证明这件事无关性别暴力,提出“虽然前面的性骚扰是关于性别,但后面的暴力殴打不是”这种咬文嚼字级别的剥除语境、打碎事件的流氓逻辑,真是难看至极。

这暴露了现今舆论战的新形势:女权主义的内容不重要,女权主义者所关心的女性议题不重要,女性的的遭遇和处境也不重要,只有女权本身才是个问题。区别只是“粉红”们把女权打成境外势力,而“反贼”们只想把女权当成冲塔的工具。

武汉大学的教授贺雪峰在微信群里逼女学生表态批判女权,便大言不惭地说:“性质非常严重。仅仅几年,女拳就成中国重灾区了!美国意识形态渗透力量真厉害啊。”

这就是极权、包括体制内外的极权者一直以来抹黑女权主义的话术——通过推翻其合法性的方式。目睹女性受害,却把责任推给“女拳”和“美帝”,可以说是对自己作为男性特权者和知识分子的责任的双重抛弃。这不仅是共谋,而是甘心沦为极权的走狗。

我并不否认女权正在极端化和民粹化的事实,但重点是要去检视背后的整个语境。长期以来,制度改良的道路被堵死,女权健康的组织、言论和行动力量被绞杀,女权社群被原子化,促使最后留在舆论场上的女权话语外强中干,只能诉诸对个体和某个群体的攻击。权力自己造成了极端,又用极端为由进行批判和打压,这是他们乐此不疲、欲罢不能的咬尾巴游戏。


3. 如此世道之下,再问特权者的责任


女权主义者积极地为唐山打人事件的性别属性举证,目的也是扩充相关公共议题的内容,并再次进行力所能及的公众教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的事业。但是,舆论战的生态使得女权的标签化加重,社群的茧房效应加剧,我们的声音是否还能突破女权的圈层注入公共空间,去产生真正的社会影响?在合法性不断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卷入反复争论“是不是性别议题”这种基础问题的泥潭里,并被困在舆论战里不断消耗。

这种消耗当然令人厌倦和绝望。我看到身边很多女权主义者在表达对男性的愤怒,认为不要再“指望”和男性沟通、不要继续承担徒劳的诠释性劳动。其中也不乏将男性非人化的话语,比如指责对方是天生暴力、兽性、缺乏共情的,和女性不一样的“物种”。类似于“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男人就是这样”的说法和思想,是应该下意识警惕的。我不是觉得不应该骂他们,而是说不应该把男性的行为视为一种内生的、本质的、不可移的“本性”,从而免除他们每个个体的社会责任——这正是父权制在干的事。“有毒的男性气质”既然是被社会构建的,就能够被社会改变。男性是性别暴力的责任主体,无论是以直接参与,间接纵容,还是以无视、回避、否认、为其辩护等与暴力共谋的方式,都应该成为问责的主体。这种属于“人”的责任不容推卸,哪怕推卸给父权制、推卸给公权力也不行。

公权力当然是一座大山。中国政府在生育、婚姻、升学就业、经济与政治参与、人身安全等议题上对女性权益的压制和漠视,给社会传递出了明确的信息——女性在这个国家不被尊重。在唐山打人事件后不久,又有一个视频在朋友圈刷屏,一个叫王钰丹的女孩实名举报深圳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人孙启东强奸了她。在与警察的电话中,她强调自己不是自愿的,但是警察却说:“现在纠结这个东西还有意义吗?”之后视频更是被全网屏蔽。女性被性侵害后报警求助,却遭遇了比性侵害更大的心理创伤——男性与公权力的双重强暴,对于她们来说已是种普遍经验,也使得很多女权主义者丧失了对执法者的信任。

唐山打人事件如何收场?警方迅速逮捕了参与暴行的9个人,唐山迅速开展为期半个月的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并掀起了全民举报大潮,这种“运动式执法”是中国人治社会逃不出的治理定式和历史惯性。

我只是希望不会又有人把政府滥用公权力的锅也甩给女权主义者。当女性在公共场所都要遭遇男人们的暴打,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寄望于一个更厉害的强权下场收拾的时候,不要又被说成“以暴制暴”、“破坏法治”、“挤压我们所剩无几的自由”的祸端,因为选择权从来不在我们。

今天生活在极权社会里的女性理应比什么时候都更焦虑。人们提到的黑恶势力、政治的高压和经济下行、贫富和阶级差距等问题,其实也全部会是女性焦虑的组成部分。当然男性也承受着这个环境的压力,且个体的男性和女性的遭遇不一定和性别或是只和性别有关。但不能否认的是,越在世道不好的时候,首先受到挤压、并且受到挤压最严重的是这个体制中的弱者,暴力的代价也永远都是弱者在承担;而性别和与性别叠加的因素都会成为一个人弱势的原因。

我们看到,在这个丢下了法治建设、毁坏了公民社会的国家里,理性已经无力主导公共事件的议程。受害者没有救济渠道,只能通过网络爆料引发群情激愤、谣言四起、官方出手一锤定音、严打严管,并且一定伴随着对维权方的捂嘴和维稳来平息个案。这种民粹和威权互动的模式维持着暴力运作的链条,永远酝酿着下一个重演的悲剧。

曾几何时,女权行动者们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去推动政策和法律的改善,如今这样的土壤早已不复存在。我想说的是,愤怒的情绪依然重要,但是在为女性提供解放方案的目标上,女权主义者的话语若是变成不真诚的、言不由衷的、脱离现实的“正义实践”,甚至精神上陷入了自欺欺人、自暴自弃的绝境里,这是我不愿看到的。

我希望我们的声音没有被困在同温层里,还能向外起一些作用,至少是在改变身边人、改变社会文化的层面上。但这一次我不想再问女权主义者还能做什么,我想向更多的“进步男性”们提出要求:

能够看到更多男性在这类事件里发声是重要的,因为男性的反思会为男性树立榜样,男性的声音可以到达女权主义之外的圈层。请你们在自己的社交圈和舆论圈里谴责暴力,拒绝成为暴力的共谋;也公正地对待身边的女性,主动询问和倾听她们的经验,在自己的社群里推动对性别议题的共识。在舆论场上,学习和了解女权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志同道合的女权主义者在公共事件里互相声援,而不是互相拆台、互相竞争、互相取消。

当你们比其他人更能认知这个体制的崩坏,就应该明白文明的防线已经落到了每一个个体身上。那么请这些占据着性别、阶级和知识等多重特权的人背负起抵抗的道德义务,而非把寻找出路的劳动永远留给女权主义者,把两难境地永远留给承受着暴力代价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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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谈唐山事件:解决系统性别暴力需要打破威权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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