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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人生 · 鄭美里》從婦女新知到社區大學,我的讀書會時光

總有那麼一本或數本書,一位或多位文人作家,曾在我們的閱讀行旅中,留下難以遺忘的足跡。「書.人生」專欄邀請各界方家隨筆描摹,記述一段未曾與外人道的書與人的故事。期以閱讀的饗宴,勾動讀者的共鳴。

作者|鄭美里(女書文化出版前主編)

我是三合院出生、長大的小孩,童年時家中的閱讀資源極有限,記得小四有一天,在報社當印刷工的大堂哥帶回兩本書皮黑黑、髒汙破損的《中國民間故事》上下兩冊回來,雖然不太喜歡這髒髒的封皮,但我還是被裡面的虎姑婆、太陽和北風這些短篇故事給吸引了。沒什麼書可讀的我,經常翻閱字典,讀字典也讀得津津有味。直到小六,有次看見讀高職的大姊捧著一本書看到入迷,我問:「姊,你在讀什麼?」姊回說在讀三毛。我問:「讀完可以借我嗎?」姊說好。於是我開始了怦然心動的課外書人生。

再下一次又問大姊讀什麼、讀完借我,那是小說《未央歌》,也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熬夜不睡覺讀的書。國中一年級,我第一次懂了成語「廢寢忘食」的意思。國二時,二姊已經上高中,她有一本《鄭愁予詩集》,我好奇借來,一讀迷上了,抄寫、背誦,體會到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滋味,跟著達達的馬蹄入夢中。

國中課業我應付得過去,每星期都要往租書店跑,瓊瑤小說讀了不少,也經常到郵局劃撥「五小」出版社的散文和小說,以致去郵局領書時,行員認得我了,看見我又來便叫出我的名字、對著我微笑。國中三年,跟幾個要好的同學經常交換小說讀,就是把自己看過的、喜歡的借給對方,這就帶有一點推薦的意思。當然也不會忘記在書裡夾進紙條或抄寫了詩詞的信。不知是否這緣故,閱讀和書寫對我來說不是苦差,而是發自內心渴望的事。

到了高中,生活的畫面從彩色變黑白,對台北適應不良的我,因為太苦悶、太孤獨,「閱讀」這位老友予我陪伴,一本又一本厚厚的翻譯小說變成我的床邊讀物,每次快讀完時都覺得好不捨。漸漸的,也有了較相熟的同學,依然是交換小說,互相推薦。

我常覺得,在社區大學混了二十幾年,帶領不同世代、職業、主題的讀書會、寫作課,如今已經五十好幾的我,所做的跟十幾歲時沒兩樣,依然是抱著分享私房寶貝的心情,選書、聊書,邀請課堂裡的大家一起穿梭紙頁和人生,進行著深度群聊。

據說心理師在執業前必須有足夠的尋求諮商的經驗,同樣的,我想,身為讀書會的帶領人一定也要參加過讀書會,體驗過那是何等滋味吧!關於我的讀書會人生,故事要從1989年說起。

1989年我大學畢業,6月中旬就到「婦女新知」報到上班,我的職稱是「雜誌主編」,但,作為婦運團體(基金會)附屬的刊物,雜誌部門其實只我一人。雖然祕書長和同事們會交辦給我一些需要報導的內容,但這和我在大學時期編刊物總有一群夥伴一起開編輯會議、激盪點子的經驗很不同,我感到像似「一人刊物」的孤單和苦悶。不久後我聯繫婦女新知義工群,邀請她們組成以豐富刊物為目標的定期聚會。

其時,鄭至慧歸來擔任出版部主任,主責書籍出版,也是我的上司。她很尊重也放手讓我摸索雜誌事務,我們常一起聊個沒完,不論是在我們小小的編輯部或附近巷弄麵攤,甚麼都能聊。當時至慧是台大女研社的指導老師,成員常來找她,因此她們有些也參與了編輯部的義工聚會。

聚會裡除了發想刊物內容,我們也會共讀當期主題的研究或文章,因此編輯會議也兼有讀書會的性質。那是我的女性主義思想萌芽和學習期,因經常聯繫、負責報告,有時也到校園社團演講介紹女性主義,從剛開始害羞、臉紅、發抖,不知不覺間我變得比較不害怕了。

之後,「新知」早期的社委、歷史學者成令方從英國回台做論文,我又聽聞介紹聯繫自美歸國的女性主義者丁乃非、王蘋,至此編輯義工小組多了她們。加上好幾個新成立的大學女研社學生加入,大大豐富了雜誌的內容,也讓此小組更轉向讀書會。

後來編輯小組從婦女新知獨立出去,成為「歪角度讀書會」,每兩周固定聚會一次(我們轉移過不少次聚會地點,滿長時間都是圍坐在榻榻米上,至今彷彿還聞得到那味道!),有時讀書、有時看電影討論,持續了三年多,人數從最初7、8人,到歪角度全盛期有次聚會竟超過70人!「歪角度」也幾乎成為「年輕女性主義者」的代名詞,透過讀書會,在知性和感性面給允大學女生滋養,扮演了推動校園女性主義運動的身心補給站。

從1989到1992這3年間,我因職務之便,在歪角度常負責聯繫,但對我造成最根本影響的是讀書會的進行方式:除了每次設定一個主題(例如:母女關係、胖瘦等),選定共讀的文本(書或電影),由成員認領報告,不同於一般讀書會,歪角度延續婦運「意識啟蒙團體」的「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精神,不只讀書,更伴隨個人經驗的分享,在文本與真實間對話、交織。

當時年輕的我全身心投入,從閱讀和討論中受到啟發、擾動、激盪、反思,重新以「性別之眼」看見自身與社會、與他者的關係。此外,讀書會搭配許多創意方式(例如:畫圖、遊戲……)進行,且每次都交流彼此的經驗和看法,從中每個人的經驗都被重視,每個人的感受得到肯定。

歪角度讀書會讓我感覺整個生命彷彿重生、覺醒了一般,而我在讀書會中一次次地訴說,也像是不斷練習發聲和表達,更因而清楚體會到說話對於建立主體有多重要,而話語能夠被理解和接納又是多麼美好!

2003年我重回學院就讀博士班,有次課堂上重讀了「歪角度」時期曾討論過的一篇小論文,學院派的讀法只針對文本條分縷析,完全無涉個人經驗和情感,我大為震驚,心中吶喊:「怎麼會是這樣!」下了課,一個人失魂落魄地在校園裡亂走,想起了歪角度讀書會時期女性主義式的閱讀是如此進入我的靈魂、身體,乃至血液和呼吸……。

1990年代中期,我在《誠品閱讀》雙月刊當編輯,當時的「誠品」對閱讀有各式各樣的延伸,閱讀的不只是讀書,也可以是一幅畫、一張照片、一條街道,甚至一座城市。閱讀變成是一種眼光、一種態度。而彼時,文化明星羅蘭.巴特提出的「作者已死」造成典範的轉移,閱讀的重點轉向讀者的解讀和延伸,而這正巧又跟台灣的民主化若合符節。

我的青年階段適逢解嚴,媒體、思潮百花齊放,我在婦運裡吸收養分,也受此大環境影響。1999年,當我走進草創期的社區大學,在教室裡面對一群從20出頭到70好幾的學員時,我把備妥的厚厚講義悄悄放下,決心拿出人類學研究生的精神,聆聽來自不同人群的聲音,把好不容易習來的學術語言拋掉,再度經歷翻譯的過程,尋找庶民的語調,並且將我從讀書會學到的互動、對話應用在課堂中。

選擇我感興趣也適合學員、能引起共鳴和討論的文本,然後在課堂中一方面兼顧作品/作者的介紹並穿針引線,讓同學們發表心得、分享經驗,讓課堂裡的共讀變成多聲的對話和交響,這是我期望能做到的。始終是圍成ㄇ字型或是一個圓,意味著每個人的聲音和經驗都是同等要緊,都能得到聆聽和肯定,「讀書會」於我已是一種態度、心法和精神,不侷限於哪一門課了。

我常覺得,好在有閱讀為伴,我的青少年期才避開了憂鬱的風暴。而24、25歲時,「歪角度」予我滋養,讓我親嘗讀書會的曼妙和力量,也影響了我後來的教學。即使如今是中年白了髮絲的「講師」,我依然是那個熱心交換愛書、始終愛聽故事的我啊!●(原文於2022-09-01首度刊於OPENBOOK官網)


作者簡介:鄭美里

女書文化出版前主編,社區大學人文學術類講師,帶領社大讀書會和班級閱讀超過一百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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