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angeAndP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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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试着在matter上贴小说。

在中国,新冠肺炎流行第三年

最初是健康码,后来有了行程码,再后来行程码有了「带星」功能、无用的一台台测温机器、一线城市出入一些场所萌芽出各式的「场所码」、大规模核酸检测频繁出现、口罩的作用在没有实证科学的情况下不断强化作为了全场合的必备品……防控不是各个地方层层加码,而是普遍性地融入进我们的生活,构成了后疫情时代的一部分。

只是俺个人的想法。

只是俺个人的思考。

只是俺个人的反思。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此篇敏感,放在matters上记录。也算第一次用matters把,之前还想着来写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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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全球流行的第三年。我都不需要努力,还能记起NOW电视台的记者于2019年末前往武汉却遭到民警阻挠、被要求删除拍摄的所有影片。彼时刚刚目睹从反修例升级到争取普选为核心的社会运动下,我开始不断动摇、反思与审视我对中国各个方面的看法。我如此关注香港,有一部分原因,如学者所言,香港是中国的窗口。在社运那段期间,有次回家的路上,我和朋友谈论到:如果你有机会,你会选择离开吗?当时的我,或者我们,还是选择留下的一端。所以当时,我如此在乎这个我将要坚守、留下的社会,究竟有怎么样的问题。


我借香港重新思考当局的合法性、修宪问题、六四等等,我认识到,就像香港一样,以经济发展普惠大众,是掩盖而不是解决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当经济不再增长时,这些问题可能以更大成本暴露出来。这种借位思考,让我能够知道从哪些方面去重构我对此地的认识,然而却也是将「香港」问题的主体模糊。香港就是香港,我们要讨论香港的时候,必须要像下水一样,淌在其中(听张洁平老师讲座有感),才能尽可能去理解当地人的情绪与价值。过去的媒体报道,太执着于「借香港」讲「中国」的模式了。但无论如何,这种思考对我确是有很大的帮助。


既然深层次的问题是存在的,而自上而下的改变希望渺茫,那么我问自己的是:我们什么时候会去发现这个问题,并推动政治的改革。当时我有一个「不太应该」有的想法,即认为总会遇到某种灾难性的问题在没法解决的时候,引发浩荡的民意,暴露此政权的暴力性。


为什么这「不太应该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如果我渴望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我不应该渴望由于灾难性引发的反抗,我们已经在香港目睹了无数青年人的血与泪,这实在是太痛。这也是一直以来,我对经常发生「小粉红遭铁拳」诸如此类的事很纠结,我既没选择转发嘲笑,也同样没有想要帮助(如果转发求助作为一种帮助的判断)他们,但我也很希望他们遇到的事可以快速的解决。这里面太多的自我矛盾,我至今也不知道如何做。但无论如何,我不希望有这么一天。


然而正当我思考以上种种议题,在没有人关注的角落里暗自思考我脚下的社会何去何从(听起来很好笑哈哈)时,回到了本文最初:NOW电视台记者受阻,微博、国际开始陆续传出肺炎的消息。荒谬的是,这件事正正切中我「灾难性-发现问题」的思考,这件事暴露这个体系自上而下的问题,在日本已经开始实时播放新冠肺炎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一直拖到了2020年春节开始后,总书记才开始宣布要进行病毒防控,其后白岩松在新闻联播连线钟南山,宣布病毒有传染性。更为糟糕的是,接下来对于武汉的大规模封城防控。


起初,我出于不透明信息严苛地堤防病毒、谨慎地对待。在宣布防控之前、还没有人戴口罩前,预防性地买了两包口罩然而,当武汉大规模封城开始之后不久,我又开始重新思考严苛、绝对的封城所带来的巨大成本问题——要知道,绝对不是病毒才会剥夺人的生命。不过那个时候的我,也还没有想到,我们将会步入一场声势浩荡的政治运动。


李医生的去世,和当时的反应在意外、难过之余,我开始rethink:现在是不是「那个时刻」,那一个由于灾难性事件而暴露出来巨大问题并将引起人们重新思考的时刻。那天的外网,也在纷纷传播人们创意性的抗议,说是公民抗议也不为过。最近在关于美国的热搜下,人们的call me by your name式的讥讽,也被广泛传播,事件以公民抗议的那些概念包装了起来,什么「广场」、「游行」、「清场」。每当遇上一丝由于政府弱智般的处理而引发的愤怒时,人们总觉得「觉醒」了。


但我现在更认为,这至多是只是某种对时局不满的反应,而非是人们所说的「人们觉醒了」。我也渐渐不满这种简单的论述,先不谈「觉醒」这个词我觉得有问题,如果觉醒指的是人们开始反思、看见这个体系有难以更改的、比其他政权都还要暴力的核心的东西(i dont know how to describe),那么我们远没有reach到。接下来的两年,是为例证,也是第二个原因。


最初是健康码,后来有了行程码,再后来行程码有了「带星」功能、无用的一台台测温机器、一线城市出入一些场所萌芽出各式的「场所码」、大规模核酸检测频繁出现、口罩的作用在没有实证科学的情况下不断强化作为了全场合的必备品(远远超过2013年官方对于口罩使用的建议)……防控不是各个地方层层加码,而是普遍性地融入进我们的生活,构成了后疫情时代的一部分。顺便插一句,直到封城结束前,由于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建立在数字技术的防疫矛盾下,国务办发布了一份《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的方案》,其中明确指明在低风险地区,除了机场、铁路车站等特殊场所,一般不查验健康码!但也许我们都自然而然地接受,健康码如同身份证,失去已然寸步难行。如果以保障社会运行的限制是一种必要之恶,那么问题在于,这些作为必要之恶的措施完全不经过专家们的挑战,一股脑地被采纳,融入进我们的生活,无形剥夺了我们的尊严与权利。而为了确保防控运行,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防控的管理者。


一头是只为了防控的防控,一头是只服从防控的管理。而管制之下,是我们绝多数人。我们须要知道,这些管制措施一旦落下,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很长远的,乃至于二三十年。然而我们不知道,我们receiving、embracing and maintaining……直到下一个【灾难性-发现问题】的处境,我们才会再一次reaction,例如上海。


而至于所亲身经历的,我虽无从考究现实的经历者的态度转变,但那些将在网络上目睹、经历如李医生逝去的,最终很大程度被另一种叙事给代替。在武汉付出这么庞大的代价之后,竟然也可以将愤怒和不满transfer另一种歌颂;在对以潜移默化地形成我们生活一部分的、超出必要的社会限制,也可以视为「为了人命,不顾一切」的谎言政治。所有可能从灾难性引发到发现问题的路径,最终都成功地被包含进大中国伟大抗疫的叙事故事一体。真的令人膛目。


在【灾难性-发现问题】的自我思考下,我时常会不断想起文革。我也不断地想起,不知道是谁,或者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预言:我们总会有一天,步入全所未有的,连文革也不曾有的,我们没有人能够想象的年代。现在是这个时刻了吗?还是现在是这个「伟大年代」即将到来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场政治运动当中。不单单因为这几天所感,而是那个庞大的,随着新冠肺炎流行而留下灰暗的,融入进整个人生的影响。政治运动未必是轰轰烈烈的,回头看可能总有今天这般激进式的对抗(上海),但时间一长,更多是一种无奈的、绝望式、或者是一种石黑一雄式书中常常有的顺从式的生活状态。更为可怕的是,就像过去的计生、文革……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将会结束。


(插一段,目前我的生活就是如此。起初封校的时候,大家都不满,对于无理的两天一检测、快递隔日取、食堂减撤桌椅、禁止操场上唱歌、管制外卖(甚至隔壁学校直接取消外卖),都后来,除了严重地影响到生活的事情,大家几乎认同了这种模式。学生志愿为学校遍地巡逻只为提醒人们哪怕在操场也要戴上口罩,而人们也习惯了只要一出门,即便是已经封闭管理两个月的校园内,也要无时无刻戴口罩。这这是我生活的一角,而不是学校之外的、上海的、这场疫情下真实遭遇的城市特征。)


写下这些的我,虽不是深深的绝望,但更不可能是满怀希望。只是,如果我只能在这如同自然却残酷的变化中必将学会接受与相融的话,那么我一定要有某种时间与空间,让自己抽离出去感受深深的不公,要记住它的恶。要在得知真相后仍然翩翩起舞,竭力保存自己的个性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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