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普通學生的（受）教育經歷——言起教育

看到站友發起的討論教育的活動，一時興起，便開始寫文。剛打了幾個字就發現，我自己的受教育經歷實在太平凡，太普通了。不過轉念一想，普通的另一種說法是典型，typical，甚或讀者在其中能發現什麽感同身受的片段，也未可知。所以就接著寫了下去，便成此文。不過，我的小學年代過於久遠，大部分已經被有意無意地封鎖在記憶的深處了，只有幾個人物還若隱若現。所以此文主要是記述我中學六年和大學這兩三年的經歷。

一、小學老師

非常遺憾，小學畢業時QQ微信還未流行，雖然手機通訊錄裏還有小學同學的號碼，但多年未曾聯繫，就連印象也已逐漸模糊起來了。誠心而論，老師給我的印象要比同學們深得多，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極其暴躁。

現在回想，小學的招生可能是最公平的了：那時還沒有“學區房”熱，大家都是就近入學，市區各個小學的水平也比較接近。學生的性格也參差不齊，既有安靜内斂的優等生，也有膽大包天的“法外狂徒”。面對一群小朋友，我不知道是否只有使用言語暴力去“鎮壓”才能維護秩序，但小學老師們很明顯熱衷於此。而其中令我印象最深、最恐懼的莫過於我一二年級的音樂老師兼副班主任，一個化著濃妝、三十余歲，但脾氣像更年期的女老師，可以為幾個吵鬧的同學而把全班罵一節課，雖然沒有粗口卻極度難聽。全班幾乎每個人都被她罵過，而且一般成績越差罵得越多。唯一例外是總是拿第一的那位女同學，不但從來不會被罵，而且甚至不會被叫全名——只叫暱稱。至於我自己，雖然被這位老師嚇得大氣不敢亂出，但仍逃不脫被責罵的命運，幾乎形成心理陰影，以致看見她都會繞路走。

多年以後，當“校園霸凌”一詞出現於公眾視野中時，我曾想過這種來自於老師的軟暴力算不算霸凌的一種。畢竟，這也是利用自己的強勢地位對無法反抗的弱者施加暴力。這種教育方法由頭至尾都散發著封建的氣息，我並不認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還能看到這種凶神惡煞的老師。從此以後，我對一切掌握強權的人，尤其是老師，都戒備三分。

二、中學的氛圍

現在回想我的中學年代，雖然算不上乏善可陳，但也是平平無奇了。我的中學，一所普通的公立學校，水平中上。以前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學校並沒有開設公立的初中部。我小學畢業那年，學校才剛剛恢復初中不到五年。那時廣州的“小升初”還十分混亂，成績好一點的學生可以在畢業考試前去參加各中學的“自主招生考試”，若獲錄取則就是進入了“安全綫”，不需要再擔心畢業考的成績，而成績一般的同學就只能等待隨機分配。相應地，水平頂尖乃至中上的學校也不情願接收分配到的學生，總是把自己的配額降得很低，就算錄取進來也是半放棄的狀態。不過自主招生當時還處於灰色地帶，不能公開，只能偷偷摸摸進行。然後，去考了一場嚴格說來不合規定的考試後，我就進入了這所學校。不像很多故意選址于郊區的學校，它位於市區，離家很近，因此高中我也選擇考回了本校。當然，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學校不要求寄宿（尤其是高三），這在當時並不多見。

很多學校都宣稱自己有“自由的氛圍”，而我的母校是叫得最大聲的那個。當然事實如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過我在其中度過六年，最初幾年這一套說辭還算相符，比如不強制住宿、不限制手機、不禁止戀愛等等。運動會、藝術比賽、社團這些每個學校都有的暫且不論，令我印象最深的卻是語文老師設置的“讀書會”和時事評論。

在高三以前，高考還沒有“殺到埋身”的時候，每個周末老師會推薦幾本書，用一周時間讀完之後，會有一個討論課，也就是所謂“讀書會”，讓同學分享、討論書中的内容和含義。而這些推薦書目，並不只有文學作品，還包括《社會契約論》《論法的精神》這類關於社會的書籍。在這之前我對這種書的印象只是歷史課本上說的“啓蒙主義重要著作”，絕不會想到去讀這種艱深的學術文章。誰料稍讀幾頁我卻對書中所說的“一個社會的運作”產生了興趣，而這種興趣是在歷史、政治課上無法滿足的。從此我便一發不可收，開始瘋狂購書，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馬克思的《資本論》。雖然這股一時的衝動很快就因為内容太艱澀、理解能力不夠而消散了，但興趣卻留在我的内心，等待一個再次激發的機會。

另一個令我難以忘卻的就是“時事評論課”了。曾有一段時間，高考作文流行時評，於是自然地，我們也被迫開始關注時事、寫下自己的見解。不過不僅如此，在時評課上，我們要對相關的事件做演講、討論、分析甚至辯論，於是很多時候一個社會議題都會被提升到極高的層面，比如階層固化、民族主義、社會正義等等。雖然難以避免不專業甚至淺薄，但無論如何這是高考框架裏為數不多的自由空間，更重要的是關注社會議題從此成為了習慣，這是很難得的。不過後來，隨著高考作文題的改變，時評課也無以為繼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學校對英文的要求幾近變態，老師經常找來一些美國總統的演講讓我們背誦，比如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MLK的I have a Dream，以及時任奧巴馬的一些演講。我時常懷疑我的老師們都是深藍(in the sense of America)，而我的同學也大多都偏藍，部分是因為他們大多都計劃留學，部分也是因為耳濡目染，甚至到了2016大選當天竟然還盯著直播。現在回想，我這左膠+自由派的立場，可能就是那段時間形成的吧。

不過，無論說得多麽好聽，學校的最大目標從來都不是自由，而是高考。所謂“自由的氛圍”，不過是給學生和家長看的表象、宣傳。實際如何，學生、家長、老師全都心知肚明。有一件事非常完美地描述了這種表面自由。這件事是我聽同學說的，内容實在令人拍案叫絕。

學校每年都會召開學生代表大會，每個班級都會派出幾位代表與會、提議案，稱為“校園民主”。當然是人都知道這種“民主”假得不能再假，因為校方才是最後決策者。任何議案沒有校方的同意都不可能通過，而校方想作的決定根本就不需要學生代表投票通過。不過所有人都心照不宣，逢場作戲，一年年的也就這麽過去了。

好戲發生在某年的宿生大會上，當時主管學校日常各項事務的主任，一位曾經說出“公共垃圾桶只能扔公共垃圾”的中年政治老師，提出要求宿生每天早晨進行晨跑，目的是“提高身體素質和精神狀態”，當然實際原因是住宿生成績不如走讀生，需要“加強管理”。這個提議當然沒有通過。這個時候校長出來了：“不通過？不通過就一直投，投到12點，投到通過為止。”然後，“誰有意見？那個舉手的同學，你在哪個班，叫什麽名字？”最後，“既然大家都沒有意見，那就算通過了，明天開始實行。”據說，全場熱烈鼓掌，掌聲與噓聲交錯，這實乃“校園民主”最好的注解。

就算如此，當“衡水模式”興起時，這一點表面的自由也成了不能容忍的了。轉折點出現在我高一那一年，本校校長跟團參觀了河北衡水的中學。衡水的幾所中學以密集、高強度、高壓教學而聞名，每年均有大量畢業生進入清華和北大，尤其是衡水一中，近幾年排名迅速上升，時常在全國中學排名中位居首位。校長從衡水回來以後立即表示，要“學習先進經驗”。那時候我們都明白，凜冬將至。果不其然，隨後校方便祭出殺手鐧，比如限制每個學生只能參加一個社團，比如禁止携帶手機甚至屏蔽信號，等等。結果第二年高考，學校戰績慘不忍睹。當然我們都知道，大趨勢是不會改變的。高考成績好，證明高壓政策行之有效，要再接再厲；成績不好，證明壓力還不夠大。當時我已經進入高三，於是我們就又當了一年的試驗品：晚自習、周測、周六補課、“周日加強班”……

很奇怪，離畢業還有將近一年，我發現自己竟然已經開始懷念母校了。後來翻知乎的時候，我找到了原因：我懷念的不是學校本身，而是那一段相對自由、開放的年代。那時我們可以在時評課上縱論時事、進行思想的碰撞，可以在模擬聯合國大會上演講辯論，甚至可以貼大字報向學校提出不同意見。如此的一切都已經逝去，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只剩一台機器，冰冷而高效地運轉。雖然回憶可能多有美化之處，但只有往事可以回憶，也是頗令人傷感的。

三、關於文理分科，以及一個理科生對文科課程的看法

根據傳統，高中會在高二學年開始前分為理科和文科兩部分，理科學習物理、化學、生物，而文科學習歷史、政治、地理。在當時，有的省份（如浙江）已經開始了高考改革，學生可以在這六科中自由選擇三科，而不必遵從文理科這種固定搭配，不過我所在的廣東作為人口第一大省，仍是不敢輕舉妄動。對於理科生而言，最重要的文科考試就是高二學年末的“學業水平考試”，也就是文科三門的考試（當然文科生也要考對應理科），内容比較簡單。

到高一下學期的時候，我已經“戰略性放棄”文科科目了，我的同學們也差不多。不可否認，我的各位理科老師也在其中推波助瀾。作為一個“理科重點班”，剛入學老師就極力壓縮文科課的時間，只保持每門課每周一節的最低頻率，而理科每周則各有三節。

選科的時候，我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選了理科。這也難怪，我的父母、祖父母，甚至祖上三代全部都是理工出身，普遍認為“文科無用”，甚至“只有理科學不好的人才選文科”。後者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實並非偏見。我清晰記得我們的數學老師曾有一個論斷：越好的學校，理科生占比越大。此言不虛，我的學校每年級16個班800多人中，文科班只有四個約170人，亦即大約五分之一。據我所知，水平相近的其他學校，也是理科生遠多於文科生。但是，高考的人數統計卻顯示，全省理科生和文科生人數幾乎相同。結論如何相信已不必贅述。

最致命的影響，是大學對文科生無形中的歧視。文科生能選擇的專業如經濟學、法學甚至中文系，理科生幾乎都可以選擇；相反，理科生能選的專業，文科生卻大多都不能選。專業和就業的冷門使文科成了迫不得已的無奈之選，這也是文科歧視的普遍來源。

在這種大環境下，一個人很難對文科課程產生什麽真正的熱愛。我雖然說不上反感，但也是抱著一種“早死早超生”的心態，而我甚至懷疑很多文科生的心態也類似。除了上文所說的原因，也可能是因為課程内容太枯燥，這一點我深有體會。歷史和政治——尤其是政治——最大的要求就是背書，背課本上老師標記出來的重點。當然考試並不是只有默寫這麽簡單，但背書是基本功。物理和化學的公式只有一小段，而一本政治書裏面的重點就可以讓人抄到手軟。最重要的是，文科課上的氛圍總是死氣沉沉，老師“一言堂”講到下課，台下默默抄筆記，沒有一個人回應。

來到香港後，我有點驚奇地發現，這裏的學生對文科/社科類學科的熱情出人意料。在内地的大學，僅有的文科生也大多擠到經濟學和新傳這兩個專業，其他如政治學、社會學之類簡直門可羅雀。而在香港學社科類的出路並不比在内地好多少，除了做公務員之外，基本就只能去大學教課做research了。就算是受到社運的影響，難道僅憑藉一腔熱血就能決定一生的道路？

大一的時候，我去旁聽了幾節周保松教授的政治哲學，課堂討論的熱烈氣氛是我前所未見的。我記得他有一句話，“無論你提出什麽觀點，只要你能自圓其説，為之作出有力的辯護，就都是有理的。”我沒有聽過内地大學的類似課程，不知道氣氛如何。我只知道，内地大學的必修課馬克思主義哲學“惡名遠揚”，出席率極低。我時常想，這似乎和課程的内容有關。香港中學、大學的文史類科目中，似乎有很多問題是開放性的，可以讓學生自由發揮，甚至有些問題本身就出人意料（比如那道“利大於弊”）。相反，内地中學政治、歷史的考題是有標準答案的，絕不會出現可以自由發揮的開放性問題。我們一直以來受到的指導，也是“要盡量貼近標準答案的思路和邏輯”。不容討論的地方太多，紅綫太密集，人慢慢就會失去探究和創新的欲望，只能墨守成規。

如今我並不會說“文科無用”。相反，文史社科成了我的業餘愛好，到處去旁聽別人的課程，政經社哲新傳什麽都想上，各類講座更是正中下懷。我甚至對讀文史社科的同學抱有敬仰之感，他們憑藉内心的信念而追求自己的理想，希望理解、改變這個社會，何來無用之說？但我也必須承認，與物理、化學、生物三科不同，高中的政史地三科對大學對應科目其實並無太大的幫助，最多也就是在學經濟學時提前知道一點supply curve和demand curve罷了。

之前看到有人討論“文理分科是否導致了思考力的缺失”。其實我並不認為政史地三科能給人多少“思考力”“判斷力”，正如我不認為物化生三科能給人什麽額外的科學素養。現在的高中學科無一不是以高考導向的，其最大的目的也是為了在高考中能準確解答各種常見、少見甚至奇葩的題目。要說什麽能力、素養之類，恐怕只有非常得閒（比如私立或國際學校）的學生才能實現，這種理想的素質教育對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學生來說，太過“何不食肉糜”了。高考生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寫一寫時評，發表一下意見，再討論一番了。

四、高考/高三的生活

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作為理科生，我們的備考過程不會像文科生一樣受到時政的過大影響，甚至考前幾個月還要臨時準備十九大相關議題。不過單單是語文作文，其變化多端就十分令人頭痕了。2015年以前廣東省的高考題是省教育局負責出題，作文題目主要是時評一類，而2016年開始，廣東省使用全國統一的試卷以後，作文題型就愈發“自由”。不過此“自由”非彼自由，題目越正常，文章就越好寫，作者就越自由；題目越“自由奔放”，寫的人就越頭痛。當然，雙重思想是必不可少的。雖然題目不再是對特定時事的評論，但還是必須反映“新時代”的時代主旋律的。無論你是否認同（當然，最好是認同），戴著“主旋律”的鐐銬跳舞是生存必需，如果能引經據典加上兩句“十九大報告”或者總書記名言那就更好。一句話，雙重思想是生存的第一要義。

對於幾乎所有内地高中生而言，高考都是懸挂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當然老師和學校領導也一樣。這種情況下當然是容不得半點閃失的。重壓之下自然沒有什麽所謂的生活可言，今天考這科，明天考那科，晚上有晚自習，周六“加班”一天，周日下午還要被去年被打得抬不起頭、一心想要復仇隔壁深圳的市教育局拉去和其他學校的“獄友”一起培訓。這種苦境自然不必多說，但很奇怪，我們在理科重點班似乎獲得了一些“特權”：其他班的同學被老師牢牢控制在手“跟著老師一步步來”，我們卻可以在課上無視老師而自己刷題做作業，甚至可以在下課時隨意使用手機點外賣而絲毫不顧禁令。

我自認是一個非常任性叛逆的人，此等好機會當然不會放過。本來我並不常用手機，但出了禁令後我的使用頻率反而大幅增加。本來為了收集作文素材，班上訂閲了各種雜志，結果晚自習就成了我的雜志閲讀時間，文學類如《讀者》，時事類如南方系，甚至科學類如Scientific American，無所不讀。別人都在自習，我卻在“不務正業”，這種苦中作樂也算是對高壓的消極抵抗吧。

五、奧數，及其他類似的競賽

奧數熱潮不知從哪年開始，可謂是源遠流長的傳統。眾所周知，作為公認極度枯燥的學科之一，數學是不可能吸引如此多人的興趣的。之所以這麽多人前仆後繼地投身奧數，最大原因就是有利可圖：奧賽獲獎是升學的一大籌碼。在我們那個時代，有一個奧數杯賽獎項對於自招考試是一個優勢（對於某些特定中學則可能是准入前提）。即使近年教育局多次潑冷水、設限，仍是春風吹又生。

未能免俗地，我也從小學就開始參加奧數培訓，那時廣州市還有一個比較官方的培訓機構，每個周末全市的“有志青年”都會相聚一堂一起上課。不過六年級的奧數競賽我名落孫山，實乃有愧天地良心。故此後發誓不再碰奧數這些東西，初中三年也陷於沉寂。到了高中，原本也不想再搞競賽，卻陰差陽錯地在某次數學考試考了全級第一之後，被數學老師拉進了數學奧賽培訓班。

高中的主流學科競賽，共有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和計算機五項，合稱“五大聯賽”。以數學競賽為例，參與者必須首先參加在每年暑假前舉辦的省級初賽和復賽，只有復賽中一等獎的一小部分才能進入下一輪。大多數參賽者就到此為止了，因為他們只是把競賽當作升學途徑，而並不會把數學定為一生的事業。獲得省級一等獎就可以參加復旦、上交等名校的自招考試（清北的要求更高一些），從而獲得高考錄取分數的優惠。只有真正有志於數學的人才會繼續向下走，因為這往往意味著放棄課内的學習。通過這兩級篩選的全國大約400名學生會一起參加全國數學聯賽，其中最優異的約30名會在當年年末參加中國數學會舉辦的冬令營（又稱“國家集訓隊”，據說走到這一步的同學可以直接獲北大數學系錄取，無需再看高考成績），進行高強度培訓、考試。大浪淘沙過後，其中最頂尖的六人會組成“國家隊”參加第二年的國際數學奧賽(IMO)，和全世界的大佬們較量。

此等層層篩選自非我等凡人之力所能及。而且我校並不以競賽成績多麽突出而聞名，歷史最佳戰績也僅到全國聯賽這一級，平時一屆只要能出現一個省級一等獎就已經可以讓學校高興半天了，這也是每年培訓班的目標（當然當年的結果也恰如此）。在知乎上看過一些名校的競賽培訓，其強度實令人震驚：強制住宿，每天早晨六點開始在一個封閉的課室訓練，直到晚上11點，不上其他課，三餐由專人派送；雖然晚上可以回宿舍，但多數會選擇直接在訓練室裏睡覺，甚至熬夜刷題；不但周末和放假不回家，甚至連春節也不回。相比之下我校實乃相形見絀，平時就用周三和周六下午上一兩個小時，外加寒暑假上一個星期，就算在臨考前兩個星期也不為所動，可謂深得佛系精髓。然後在參賽時人數還不夠，還要拉幾個未培訓人士去撞大運。

我不知道其他參與者的想法，可能確有一部分人願意將一生投入數學/物理/化學，但肯定不是全部，甚至並不佔多數。我卻的確認識一位外校的“狀元”，以自己的努力通過高考考上了北大數學系。雖說高考是獨木橋，但競賽卻也是，不但更窄，而且一過去便如過河卒子無法回頭。花費大量精力卻進入一個自己不感興趣的專業，這值得嗎？我無法代他們回答。

除了人盡皆知的“五大聯賽”，還有一個功能類似的比賽：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不同於學科競賽，參賽的學生需要做出一個嚴謹的科研項目，並現場答辯。相應地，該比賽的獎項也受到各理工科大學尤其是中科大的青睞。問題是，因為該比賽並不像學科競賽一樣需要熟練掌握某一學科的知識，所以參賽者眾多，灌水嚴重。最重要的是，很多參賽項目的複雜性和難度根本就不是中學生可以做出來的，和大學研究生的論文並列也不顯過分（比如2019年的獲獎名單，見此），真實性令人懷疑。

不過懷疑歸懷疑，只要有助於升學，都不會缺人的。幾年前某個急於創造業績的科研處主任搞了個中學生科研計劃，讓“學有餘力的同學”每周末跟各個大學教授做research，成果參賽。作為理科重點班，這個責任很不幸地又落在了我們身上。課題？什麽“熱變色材料應用”“遺傳性癌症基因測序”“生物材料對××疾病的治療效果”之類，看起來極端高大上，實際如何？以我親身經驗為例：去到大學，教授根本不會讓高中生碰那些昂貴的實驗儀器，所有的流程都是研究生在操作（當然我們也沒有插手的能力），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旁觀，從頭到尾地旁觀。花了一年，到頭來，除了稍微了解實驗原理之外，我們唯一收穫的知識就是離心機和移液槍怎麽用。至於論文，有教授的幫忙，當然包裝得很好看。毫無疑問，我的同學也好不到哪去，結題之後拿去參賽，全軍覆沒。當我看到最終獲獎名單時，我似乎明白了箇中原因。可能是我們做得不夠認真、不夠用心，但也可能是我們的課題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了。至於那些高精尖的課題是如何由中學生做出來的，那大家就心照不宣了。

小學以後我對學科競賽就一直不抱什麽好感，然後恨屋及烏，我對數學也無甚興趣。高中時我曾經發誓大學絕不學數學，結果陰差陽錯，兩年之後在大學，我又進了數學系。只不過，大學數學和數競給人的感覺天差地別。大學數學是學確切的知識，而奧數涉及的知識並不多，只是初等數學，但對技巧的要求卻是沒有上限，耍花招秀技巧令人眼花繚亂，就像那些辭藻華麗的滿分作文。曾經流行於奧數圈子的一句笑話，“（某道題）這一步很自然，所以不給分。”這種情況，除了自愧不如以外，如果有機會恐怕還是會選擇不相為謀吧。

六、大學通識課

在大學迎新營時我就聽說了港校的“特色課程”通識課。買了課本，看了内容，有些哭笑不得：柏拉圖、盧梭、約翰密爾、亞當斯密，五十幾頁的《尼各馬可倫理學》和《古蘭經》令人心生畏懼。這種大雜燴到底想要講什麽呢？政治？社會？思想？主義？

雖然晦澀難懂，迫於課程要求我還是要硬啃下去，然後帶著滿腹疑慮去上討論課（又是討論課），還要寫讀書筆記和期末論文。在查資料寫論文的時候，我偶然看到了卡爾波普的“可證偽性”。似曾相識？是的。之前在看M Theory（一個物理學理論）的科普時，曾經見過科學家對此理論的“可證偽性”的質疑。有一句話，不知道誰說的，但是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一個理論不可證偽（不可能觀察到反例，或者說，可以被任意解釋），那它就不屬於科學。這可能就是所謂“科學素養”的一部分吧。

上過通識課後，我曾經深思。確實，通識課作為一門必修課，其艱深的文章内容和繁重的論文要求令人反感。那麽除了各個派別、主義的思想，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麽呢？上課時，我的老師曾說，通識課是“讓人放下偏見和刻板印象的”，讓我們能盡量跳出家庭、教育甚至社會環境加諸我們的限制，抛開先入為主的觀念，在平等的框架下討論、辨析所有觀點。如某位社會學家所言，要了解某個觀點，就要用所有能想到的論點攻擊它，然後站在它的立場為之辯護，看什麽情況下它會出現破綻。

我發現，欲求得所謂“人文關懷”“科學素養”“思考判斷力”，這是必經之路。如上文所言，高中的文理科課程並不能帶給你什麽，大學的馬哲也僅僅是一些知識點。如果想要獲得思考力判斷力之類，就必須親自用心讀文章、用大腦思考内容才行。

七、墻、VPN與外網

文章的最後一部分，我打算略寫一下我用VPN翻墻的“歷史”。這並非我在學校所受教育的一部分，但無法否認它對我價值觀的形成頗有影響，也可算是另類“教育”。

小學高年級以後，隨著對電腦需求的增多，我開始使用家裏的電腦。平時無聊，我也會在各個文件夾中胡亂翻找。偶爾我會遇到一些神秘的文件，篇幅長得有如一本書，比如高華的《紅太陽》，章詒和的《最後的貴族》。作為一個愛好歷史的人，整風、反右這些事件我卻並沒有在書上讀過。這些文章對於尚在小學的我而言太過遙遠，難以理解。同時被我發現的還有一個圖標像鴿子的程序，後來我知道那就是一個VPN（自由門，最早的中國VPN之一）。不過那個時候谷歌還沒有被墻，而且我並不太關心政治議題，所以“科學上網”於我的作用也不大。直到後來“政治啓蒙”之後，我才逐漸意識到那些網站、那些書的時代背景和意義。

我第一次親自使用VPN，還要等到高中以後。那時“膜蛤”盛行，幽默風趣又有人文修養（至少不會讀錯詞）的江主席一夜之間成為大家都熱愛的卡里斯瑪型偶像。於是和很多人一樣，我第一次用VPN、第一次上Youtube，看的就是世紀經典——江主席怒斥亞視記者。在那以前，VPN總是給我一種神秘感，就像一顆禁果，雖然理應遠離但誘惑難以抵抗，而且越是被禁，誘惑力就越大。

不過即使我自己不用“科學上網”，只要家裏有個用VPN的人，這影響就不可小覷了。我的父親是谷歌和Youtube的忠實用戶，熱愛各種大放厥詞的政論型節目，那些禁書當然也都是他在網上下載的盜版。很難講我是否受了他的影響，因為我對什麽高層權力鬥爭之類實在沒有興趣。但是，仿佛天注定一般，雙重思想卻在無意識中逐漸形成於我身上了。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是在中考之前。本市中考的政治科有個傳統，除了考察課本内容以外，還有“時事新聞”，顧名思義也就是過去一年間的國内外大事。所謂“大事”當然不是報紙上看到的那種，而是以官方版本為準，經過教育局精心挑選，還要加上評價，比如“2014年中國GDP增長若干，穩中有進”“美國某地發生槍擊案，凸顯社會矛盾尖銳”“香港發生違法佔中事件，廣大市民堅決支持警方依法止暴制亂、維護社會秩序”等等。我有點驚訝教育局會把“佔中”這種“國内大事”拿出來說事。雖然當時我並不知道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麽，不過這種表述我算是見得多了。一擺出這套說辭，真正發生的事也就心知肚明了。

高中之後，我開始看各種國際新聞，如BBC，CNN，紐約時報等。與此同時，這些國外新聞網站也在不斷地淪陷、不斷地被墻，從而迫使我“翻”：紐約時報早在2012年已經陣亡，路透社在2015被墻，BBC在2018年也終告淪陷。華盛頓郵報和衛報在2019年同時消失於内網，不過CNN和美聯社到現在仍然“屹立不倒”，實屬令人驚奇。與此同時，各種VPN也在不斷地失效。初代的無界和自由門早就連不上，後起的賽風和藍燈也沒能存活多久，内地shadowsocks的研發者被喝茶然後消失，只剩一個月幾十塊的付費VPN還能勉强一用。一句話說就是，墻越來越高，梯子夠不到了。

來到香港，“肉身翻墻”之後，我終於可以隨心上網了。相比之下，放假回家的那幾個月反而是最難熬的。以前我並不頻繁翻墻，最多一周一次。自從體驗過墻外生活後，翻墻就成了每天必需，就像空氣一樣再也不能離開了。

但無論如何，我這種人都算是少數。古人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網上的防火墻，去一下香港或者開個VPN就可以穿越。最難毀壞的是心中的高墻，不但外力沒有作用，而且很多時候甚至意識不到它的存在。就算有此等自知之明，也必須要放下偏見、自己將它推倒。我並沒有價值觀像這樣被顛覆的經歷，但可想而知這是極度困難的，不但要從自己習慣的同溫層裏走出來，還要把自己依賴多年的精神支柱親手打碎，非有過人之心力不能為也。大多數人還是守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裏面看著自己熟悉的消息，這樣或許更有安全感吧。雖然肉身出墻，心卻還留在墻内，看新聞就只看微信和微博，這怕是某些内地生/留學生的常態吧。不過類似的人哪裏都有，無論是精英、中產、基層，無論大陸、港台、歐美，甚至我也無法保證自己不是其中一員，或許這真是人的共性。但不管怎麽說，我總歸是期待一個沒有“墻”——邊境、“防火長城”，以及心中的隔閡——的世界，各種思想和價值都能自由交流，人與人之間也能夠互相包容。

結語

本來想略寫一點中學到大學的經歷，沒想到囉囉嗦嗦廢話連篇，居然寫了兩個星期、一萬多字，連自己都有點震驚。隨之而來的是一點小小的不安，畢竟寫了一大篇流水賬，所謂“經歷”又平平無奇令人提不起一點興趣，既沒有校園霸凌、性騷擾之類的噩夢，也不像Philosophia的“後浪”那麽豐富充實。再加上時間綫混亂，實在令我懷疑究竟是否有人會認真看完。不過無論如何，就當是一篇虛構的地攤小說，這種“大時代小人物”的故事用以自娛自樂，也未必不可以。至於如前文所言，各位能否從小人物的故事中看出什麽“時代的大趨勢”，那就非我之所慮了。

如果非要說什麽趨勢的話，那我能想到的也只有“惡化”了。雖然說是要“尊師重教”，但相當一部分老師卻總是讓我心有戚戚。不過責任也不在他們，而是在整個體制。教育的日漸高壓化雖然是溫水煮青蛙，但也到了肉眼可見的地步了。這是高考競爭愈發激烈的難以避免的後果，不過既然是這幾年的趨勢，就很難和某些“上層建築”脫開關聯。教育本身也可以看作一個微型的統治體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什麽負能量只能到網上發泄。不過網上也並非自由之地，說話之前還要時刻擔心後果，我這篇文章已經透露了太多個人信息，要想起底也不是不可能。話說回來，文章當然也要“發揚正能量”，像我這種文章風格陰暗、到處無病呻吟的人，怕是和大清亡了以後的那些遺老遺少一樣吧。誰知道我們大踏步邁向的是不是一個嶄新的美麗新時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