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
許寶強

許寶強,近年主要促導民間共學,研究香港教育、文化經濟與情感政治。著有《情感政治》、《回歸人心》、《缺學無思》、《常識革命》、《限富扶貧》等。

「停學不停課」

疫情擴散,學校關門,引出了由上而下、底氣不足、想像匱乏、漠視主體的「停課不停學」,與幾年前由學生提出、教師響應的「罷課不罷學」,反差強烈。

「停課不停學」的論述,關注的是在封閉學校的時段,如何確保正規課程和考試得以延續,這也就是「不停學」的想像——視學習為遵循並完成學校所安排的課程或功課。於是,我們看到,由教育當局和學校提供的網上教材,主要仍然是正規課程的伸延;相關的網上教學建議,例如使用電子學習平台及進行網上實時授課的技巧,或教導家長監督子女的電子學習,又或如何透過電郵及學校網頁向學生發放教學材料和功課,並進行評估、提供回饋,也沒有太大地偏離既有的學校流程。換句話說,學校停課、網上不停學的想像,仍然囿於現代「學校式流水作業」(schooling)的框框,也就是源自軍事訓練的一套由上而下的操作——強調齊常(normalizing)紀律、接受指令、依據時間表、着重考核評分等安排;而期待可以再返學,或回歸「正常」的「學習」,就成為了這套「停課不停學」論述的終極期盼。

Zoom鏡頭下「不停課」意味什麼?

然而,「正常」的「學校式流水作業」是怎樣的一種「學習」?教局和學校的網上教學建議,真的有助學生「停課不停學」?還是在延續香港學校制度下的「停學不停課」?而對那些只求打好份工的學校管理者或教師來說,新的網上教學安排,也很可能只是「停校不停教」,其主要作用,大概是告訴教育當局,學校正在努力地做些什麼。

當教師被迫「停校不停教」,化身為網上KOL,用不太熟悉的Zoom對着屏幕開講時,學生則利用科技作中介,以對付由上而下的「不停課」決定,開拓並守護於「學校式流水作業」中喪失的自主空間。不現身視像鏡頭、不開咪說話,以至不連線上網聽課,部分自然是因為物質和技術條件的匱乏,但對另一部分的學生來說,恐怕也是一種逃避監控規管的戰術(tactics)。

與學校課堂上「人在心不在」的存活形式比較,學生於屏幕背後的自主空間,相對寬廣,甚至可以達到「人不在心不在」的境界。例如,學生於閉鏡封咪的Zoom課堂期間,身心卻遠離教師的講授——或做點別的事情,或以另一部手機連上另一個網上世界。因此,企圖以網上授課形式延續「學校式流水作業」,只能事倍功半,難怪「停課不停學」論述的終極願景,仍然是回歸學校流水作業式的「正常學習」。

如果教育工作者真的在意「不停學」,而非僅僅追求形式上的「不停課」,那麼認真地直面和思考網上教學所揭示的學校教育的虛妄,是迎接更徹底改變的首要一步。因此,問題並不在於如何選擇網上授課平台,或培訓教師家長有效地使用電子科技規管學生學習,又或為低收入學生提供平板電腦,而是必須回歸教育的根本:學生於離校上線所獲得的自主空間和時間,在多大程度上用於主動的多元學習?還是為被動的消費邏輯所吸納?除應試以外,為什麼學校課程令學生缺乏學習動機?是什麼原因令學生迴避與教師討論、溝通、共學?視像教學真的能令學生「停課不停學」?還是更徹底顯示了學校制度令學生長期「停學不停課」、教師長期「停學不停教」的現實?要靠通訊科技來打救「學習」?還是需要來一場徹底的教育革命?疫情封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這些基本的問題、尋找另類教育的可能性的契機。以「停課不停學」的論述、回歸「正常」的「學校式流水作業」作為回應,只是白白浪費了轉危為機的可能性。

想像力的政治

除了教育當局和學校囿於慣習,困在「停課不停學」與回歸「正常」的論述外,不少學生也無法跳出既有的考試主導的教育框框。例如,一個調查顯示,只有約四分之一考生贊成取消本屆中學文憑試,大部分反對「以校本評核及校內試成績以及就讀學校過往的文憑試成績」作替代;而對於如何分配大學學位的另類想像,則主要是「大專院校自行設立收生入學試」。如果我們真的想「求學不是求分數」,大學學位的分配可否建基於考試以外的另類準則?抽籤可以嗎?由系所師生共同面試選取新生可以嗎?擴展大學學位讓全民都能依據意願升學又可以嗎?

掌權官員對這些問題的答案,不難想像;不少師生或許也會對上述的選項不屑一顧,視之為毫不現實的幻想。然而,什麼才是「現實」?想像新的可能就一定等同幻想?1968年的全球社會運動浪潮中,一句廣為流傳的口號,是「現實點吧!讓我們追求不可能之事」(Be realistic: ask for the impossible),這或許能夠為我們提供一種超越「現實」vs.「想像」的二元對立思考,以至於「學校式流水作業」以外的教育視野和想像。

提出及認真討論被認為是「不現實」或「不可能」的構想,其重要性在於能夠讓我們投射一個意欲建立的理想世界,有助我們訂定新的集體願景,扣連新的價值與訴求,並據此來排列目標和工作的優次,這正是教育或廣義的文化政治的重要任務。缺乏對「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的想像,新的社會共同願景也就不可能出現,剩下的只會是獨裁政權所鍾情的「別無他選」(TINA),迫使我們接受為唯一的「現實政治」。

廢校不廢學

流水作業式學校以外的教育想像和實踐,其實從來都存在。我們所缺乏的,是認真看待這些想像和實踐的意願和習慣。

對學校制度的批判,由來已久。Ivan Illich發表於1971年的Deschooling Society,除了指出學校教育的毛病外,還提出了一種廢除學校之後的教育構想。他認為,學校扭曲了學童的自然成長,把他們改造為習慣服從以至於追求指令的被動消費者,依賴規章建制,以分數排比作為存在的價值指標。因此,學校不僅無法幫助學生解決問題,它本身就不斷製造問題,而唯一的出路,就是打破學校對教育的壟斷,解除文憑證書與強迫課程和考試,也就是他所指的廢校(deschooling),據此來重新想像新的教育安排。

Illich心目中的廢校後的社會教育,包括建立廣泛的朋輩共學網絡,為所有於生命的不同階段尋求學習機會的人,提供資源和協助,也為所有願意分享個人知識和技能的人,提供一個協助他人學習的平台。更具體的構想,是建立開放的公共學習/參考資料庫、朋輩共學配對(peer-matching)和技能交換(skills exchange)平台。

這個在50年前提出的構思,是否一種遙不可及的幻想?今天,我們其實不難於世界各地看到Illich所想像的學校以外的共學網絡,包括在香港。從愈來愈普遍的「在家自學」(home-schooling),到遍地開花的網上或線下演講、沙龍以至民間課程,以至內容廣泛、數量繁多的網上學習資源,這些都足以構成廢校以後的另類教育出路,也可以作為「Be realistic: ask for the impossible」的重要註腳。

原題〈告別「停學不停課」〉,《明報》2020年4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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