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柜Ro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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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居深圳,之前是媒体人,现在是执业律师

駁肖一涼介:《人物》吃人血饅頭了嗎?

一篇在微信公眾號上被刪的文章,備份matters

作者:凍櫃

每當我急於和他人爭論時,總會想起那個博學多才的揚州老人的尊尊教誨,他的話大意是:只要各自尊重同一個事實,恰如其分地表達觀點,這就是High Level。

昨天,我的朋友圈經歷了兩次刷屏,第一次是《人物》公眾號發佈推文:《MU5735航班上的人們》(已删除);第二次是名為“肖一涼介”公眾號發佈文章《「人物」報導筆下的侵擾悲痛問題》,都是10W+文章。

這起空難次日,《人物》在該報道投入9名記者,採訪了遇難者親朋好友、同事、師生、目擊者、當地村民、常乘坐該航班的乘客、當地醫院工作人員,他們到達了事故地現場、廣州白雲機場,以及在網路空間找到了遇難者生前的生活痕跡,寫成一篇約9000字的報導。

肖一涼介文章,《「人物」報導筆下的侵擾悲痛問題》圍繞著“悲傷告知”(死亡敲門<Death Knock>)以及“侵擾悲痛(intrusion into grief)”兩個概念,批評道《人物》及《三聯生活週刊》的報導恐怕正是建立在遇難者親人、家屬的悲痛之上。

肖一涼介文章認為,“這樣的報導都可能引起真正喪親家庭的不滿或痛苦,因為這些好友提供的資訊和言論或許並非為其家庭所期望和承認的。”

肖一涼介文章分別以兩個段落來論述,媒體是如何進行“死亡敲門”和“侵擾悲痛”的。

段落1:肖一涼介標出《MU5735航班上的人們》文章段落

肖一涼介的文章認為,倘若接受採訪者不知道遇難者死亡,記者不應當向受訪者告知死訊,他認為只有員警和政府有權這麼做。

首先,依據常識判斷,學弟、老師有無可能知道遇難者發生空難?試問大家在航班起飛之前,是否會向學弟、老師等關係等人發消息告知?恐怕大概率不會。

因此,《人物》文字寫道,學弟、老師表示“錯愕又難過”,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反映了。何況,人際關係有親疏遠近,倘若可以“度量”悲傷程度的話,“死亡敲門”對於學弟、老師造成的衝擊顯然小於直系親戚。

肖一涼介文章評論,有位名叫“方可成”的用戶在文末留言對“死亡敲門(death knock)”作出瞭解釋。

方可成的留言

方可成何許人也?畢業於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前南方週末記者,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方可成在港中文新聞傳播學院的簡介

由見此處,肖一涼介的文章擴大了“死亡敲門(death knock)”的概念,來指責《人物》記者有悖於媒體倫理。

再看段落2:

段落2:肖一涼介標出《MU5735航班上的人們》文章段落

記者在接觸到遇難者妹妹之前,她已知死訊,因此這裏無“死亡敲門(death knock)”可指責。但肖一涼介的文章認為,“媒體的接入對於受害者加入來說是種侵擾。”

採訪是什麼?採訪本質是採訪者和受訪者的雙方合意。《人物》記者撥通受害者家屬電話,對方表示拒絕採訪,記者就此作罷,僅作客觀描寫,何過錯之有?

再者,災難之中遇難者家屬並非都對媒體緘默不言,相反,有的人會尋求媒體管道,憤怒地質問相關部門:為什麼會發生這起空難?

新聞記者也並非都如同嗜血動物,彷佛要揪著受害者家屬衣領一般,質問他們當下感受如何?

《人物》雜誌定位寫人物故事,他們長期與人打交道。如果你認真看過他們的報導,會發現充滿生動細節。

如果你是個有寫作經驗的人,就會知道要獲得這些細節,需要多麼洞悉觀察,以及走進受訪者的內心,讓他放下對媒體的警惕,這絕少不了與之共振的同理心。

在引用“死亡敲門”和“侵擾悲痛”兩個概念後,肖一涼介的文章最終質疑《人物》記者們的媒體倫理何在,拋出來兩個問題供讀者遐想:

媒體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匆忙?

我們又是否真的如此需要故事?

結合整篇文章來看,弦外之音無非是,《人物》何必吃“人血饅頭”。作者認為,新聞媒體熱衷追蹤數據流量,而罔顧對於遇難者家屬的保護。

第一個問題,媒體如果不匆忙,那麼它還配叫媒體嗎?

那個博學多才的揚州老人曾說,新聞記者有一點好,就是能做到第一時間奔赴現場。

大洋彼岸的美國現代新聞之父普利策也曾說,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如果媒體不匆忙,他們何以發出警報?

我也就《人物》報導及肖一涼介標的文章,與一位黨報老前輩聊過。這位老憤怒地說道:媒體跑這麼快,是因為他們就是吃這碗飯的。見過大風大浪的老前輩認為,對《人物》報導的攻訐,恰好在給災難報導監管“受之以柄”。

當然,肖一涼介標的文章後有諸多評論質疑道:我們真的需要這樣的故事嗎?記者不該是刨根問底去調查災難為何發生嗎?為什麼要寫出這樣的東西來博人眼淚,這不是吃人血饅頭嗎?

如果這是吃人血饅頭的話,那西方媒體也沒有少幹,以《紐約時報》為首,它曾在2020年5月24日,新冠在美國已造成近10萬人死亡後,刊登了1000名由1000名美國新冠肺炎死者的名字、年齡和身份等資訊構成的頭版“千人訃告”。

《紐約時報》2020年5月24日頭版 節選部分:

Marion Krueger,85歲,華盛頓州柯克蘭市,是一位愛笑的曾祖母。

Jessica Beatriz Gomez,32歲,洛杉磯,三年前移民美國。

Alan Lund,81歲,華盛頓,“耳朵超級好”的指揮家

Theresa Elloie,63歲,新奧爾良,因其製作精美胸針和胸花的生意而聞名

Marcus Edward Cooper Jr,83歲,路易斯安那,他很愛他的妻子總是對她說 “好的,親愛的”

Lila A. Fenwick,87歲,紐約,第一位從哈佛法學院畢業的黑人女性

Raymond Copeland ,46歲,紐約,把每一天都活得很充實的環衛工人


如果這是吃人血饅頭的話,那得讓多少人含淚吃下去?難道悲憫和同情僅僅只是無病呻吟?如同在災難之後號召轉發“點亮蠟燭”般無力?

悲會轉化成恨,恨會轉化成怒,怒讓你刨根問底,追問最終答案。

要知道,犯錯的人可不會老實認錯,而輿論製造的洶湧民意,就是施加給他們的壓力。

這不僅僅是132人的悲劇,我們反倒是悲劇倖存者。當《人物》報導在盡力去拼湊遇難者生前痕跡,它提醒著我們不幸者的生活戛然而止,以及我們與事件千絲萬縷的聯繫。

這些記者的努力絕不應該被冠於“死亡敲門”和“侵擾悲痛”的兩個空洞概念所攻訐。

如果肖一涼介對中國新聞行業處境有切膚體會的話,你可能就會明白《人物》的報導之所以如此匆匆,很可能是為了要搶在“關門之前”。

瞭解到肖一涼介是新聞傳播專業的在校生。我知道,新聞傳播學科與新聞業存在極大撕裂。學界往往覺得業界不夠“新聞專業”,業界也會覺得學界“高高在上”,兩邊人基本是“各說各話”。

這一頭,學校裏懷抱著“新聞理想”的學生,總是暢想著完美的新聞業應當如何,用很多漂亮概念和研究框架解釋媒體運作,將“公共利益”掛在嘴邊,悲天憫人、憂國憂民。

而那一頭,踏入新聞行業的人,不少被錘得遍體鱗傷,心灰意冷,從業過的人自然會深知這篇文章的難得。

《人物》這類市場化媒體,不像黨媒依靠財政供養,他們需要在政治壓力和市場競爭中如履薄冰。過去幾年,他們憑藉專業能力在自媒體“大浪淘沙”後活下來了,此次,能在災難後迅速行動已屬不易。

我們常在面臨西方批評中國時,搬出“中國國情”展開論述。當你們對這篇報導吹毛求疵時,有沒有考慮過“中國媒體國情”?

正經新聞行業,這條路太他媽苦了,這幫人在逼仄言論空間,已是戴著腳鐐跳舞,又何必嘲笑他們姿勢不夠優美?

事實上,你們中很多人在瞭解到這是個悲情行業後,會在擇業時放棄加入。當然,你們在瞭解行業薪資水準後,會更快作出決定。

所有的新聞理想都有待檢驗,期待你們踏入中國新聞行業,希望你們後浪狠狠地拍在前浪上。

祝願你們早日來到真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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