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然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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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退伍軍人致《真理報》的信

目前高技能腦力勞動者和低技能體力勞動者的薪酬水平差距懸殊。

清潔工(”女事務員“)、托兒所和幼兒園女護理員工資210盧布,路面電車售票員、站台檢票員、洗衣女工、看門人280-310盧布,而行政管理人員、教授職稱者、作家、名演員、設計師、高級軍官收入15000盧布甚至更多。差距竟達1:72或1:48。也就是說,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的某些重要成員、共產主義建設者,即那些從事不直接生產物質產品勞動的群體,儘管很重要、很有用、很寶貴,卻比其他人富裕72倍或48倍。何況這些”其他人“為數更多。

即使考慮大型企業熟練工人全額或超額完成生產計劃後的工資(800-1700盧布),也僅相當於高技術專家薪酬的十八分之一。

當然,我不是在談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也不是要拋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之基本公式,但應保證工資差異約在1:5或1:4區間內(即一些人的收入不低於400-500盧布,另一些人不高於2000盧布)。此處特指固定工資,不包括井下礦工的計件工資,那些人多勞多得,哪怕收入再高也不應受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學校的清潔女工薪酬210盧布,州國民教育局學校的300盧布,航空技術學校的400盧布,農學院的410盧布(1954年4月)。同工不同酬究竟為何?

類似例子:托兒所和幼兒園的女護理員工資210盧布,兒童之家的310盧布。(譯註:蘇聯的”兒童之家“是撫養三歲以下無父母幼童的孤兒院)

儘管出台了系統性降低商品價格的政策,大部分人生活仍屬不易。一個收入200-300盧布的家庭日子很難過,無力給孩子買牛奶、奶油、蘋果,衣褲破破爛爛,買不起氈靴和冬裝,更別提看電影、看話劇。

所以這樣的家庭能在商店買570盧布一公尺的厚呢子做件大衣嗎?!便宜的57-60盧布一公尺的呢子通常沒貨,即使有,對這種家庭而言也偏貴了。

清潔工、洗衣工能花400-500盧布給自己換新裝、能買得起1500-2000盧布一件的大衣嗎?

這樣的家庭吃黑麵包和馬鈴薯度日,購買的糖遠遠滿足不了正常需求,還得省出錢來買柴火,給上學的孩子買書、買課本和練習冊。

與此同時,另一些家庭身穿卡拉庫爾羔羊皮或海狗皮襖,用綢緞、薄天鵝絨、風衣呢、波士頓呢打扮自己,在豪華餐廳一擲千金,購置汽車、摩托車、收音機,雇女傭,看戲長踞一等座。

當前出現了某種對立,雖非社會秩序的對立,但終究是對立。前述兩種家庭互不往來,縱然接觸也是貧家婦被富家主雇了去洗衣服、擦地板、鋸柴火,即所謂”黑骨頭和白骨頭“的接觸。

高收入家庭的主婦通常不工作也不持家,低收入家庭的女人既要上班賺錢又要打理家務。貧家婦女活到60歲自稱”紐拉“或”達莎“,無父名;富家千金19、20歲的時候人人都知道她芳名叫”瓦列里婭·阿爾卡季耶芙娜“、”莉拉·伊萬諾芙娜“或”瑪麗亞·彼得洛芙娜“。

貧家小孩(尤其兄弟姊妹多的)大多成長緩慢、面黃肌瘦,衣衫破舊,沒什麼玩具。

瓦連京·奧維契金在他的文章《論文學的迫切需求》(《文學報》1954年7月31日第91期)中提出:每年都將沒經過時間考驗的文學作品提名史達林獎不合適的問題,他建議5年評獎一次以減少公款開支,確保對文學作品進行更客觀更嚴格的評價。該文還談到有必要重新思考版權的某些問題,如稿酬數額與過高的版稅。例如一部多少還算成功的作品的作者可以通過再版獲得金錢(當他們多次出版自己作品損害他人利益時總要耍些”手段“),就能把自己家布置得富麗堂皇,買各種古董家具,進門如同走進博物館。

理應嚴格規定此類收入,設置每年最高限額。瓦連京·奧維契金把這種作家的收入稱作公共資金管理不善。我們不能容忍某些人有機會想怎麼奢侈就怎麼奢侈、想獲得什麼就能獲得什麼,而仍有相當數量家庭(這話就該大聲大膽地講出來)面帶菜色、步履維艱,缺乏基本用品——比如應季服裝。

富人家、窮人家都有孩子。每個孩子都有權利且應該能夠享受快樂童年!倘若我們客觀上還未給全體蘇聯人提供真正豐富的物質幸福,那就必須對現行的分配做一番嚴肅調整。

我國應該把低薪勞動者——清潔工、護理員、洗衣工、看門人——的工資從210-300盧布提高到400-500盧布,重新審核高薪專家的收入,限定最高工資2000盧布(特殊情況2500-3000盧布)。這個數綽綽有餘!這樣做將是公平的,腦力勞動者不至於感覺委屈,如果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肯定明白同甘共苦的含義。社會不能沒有清潔工、護理員、洗衣工和看門人,也不能坐視他們極低的生活水準。他們沒受過多少教育不是他們的錯,但以目前工資他們的子女也沒辦法接受充分教育。當然在教育普及的情況下,簡單的體力勞動終歸需要人去從事。我重複一遍,有覺悟的蘇聯人不會因自己過高的工資(以目前標準)被降低而抱屈負氣,醫生拿600-700盧布、教師拿700-900盧布足夠生活了(他們的工作也是有創造性的)。

寫信者:Г.Н.涅日丹諾夫,1917年生,偉大衛國戰爭殘廢軍人,圖書管理員(莫洛托夫市(彼爾姆市)布爾什維主義街35號)

摘自《真理報》編輯部收到的”現行工資制度在實踐中的缺陷及違背按勞分配原則“的群眾來信

195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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