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80年代初蘇聯彼爾姆州人民來信

1978年11月克拉斯諾維舍爾斯克市“烏拉爾金剛石托拉斯”礦職工致克拉斯諾維舍爾斯基地區執委會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請求發行食品票證的信：

“由於食品供應方面存在的困難，蘇聯不少州和地區採取了憑票證供應肉、油、蛋 、香腸等食品的做法，這些票證由住宅公用事業處或房產管理局（所）按月發放。

懇請開會研究討論在我們克拉斯諾維舍爾斯克市也施行這種制度。

請將結果告知我們全體職工，並書面通知“烏拉爾金剛石托拉斯”礦工會委員會。”

（共67個簽名）

1978年11月24日克拉斯諾維舍爾斯基地區執委會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就礦職工要求發行食品票證問題致“烏拉爾金剛石托拉斯”礦總工程師Б.Б.普羅塔索夫的信：

“克拉斯諾維舍爾斯基區執委會向您轉交“烏拉爾金剛石托拉斯”礦職工的集體申請信，他們在信中要求發行食品票證。區執委會建議您找申請信的作者談話，解釋清楚實行票證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於產量不足和居民購買力提升之故，長期沒有肉類銷售。為了擁有豐富的此類產品，需要改善對國營農場的支援以獲取更多農產品。同時應採取一切措施保障公共食堂之肉類及乳製品，響應工人供應處的申請為他們調撥交通工具。

區執委會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

1979年1月克拉斯諾維舍爾斯克市“烏拉爾金剛石托拉斯”礦職工關於請求發行食品票證致彼爾姆州領導的信：

“蘇聯共產黨州委書記Б.В.科諾普廖夫同志

工會州委主席В.И.別古申同志

州執委會商業主席：

我們懇請州各位領導結合勞動者肉、油、蛋等食品保障方面出現的困難，解決憑票證供應食品的問題。我們之前已經向克拉斯諾維舍爾斯基地區的領導提出申請，現將他們的答覆隨信交給你們。我們認為這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敷衍了事的官樣文章，因為許多蘇聯城市已經有了憑票證供應稀缺食品的制度。我們要求在克拉斯諾維舍爾斯克市也實行這種制度。

至於信中所言我們應當幫助國營農場收割莊稼的問題，答覆如下：我們每年都對國營農場提供協助，前去收割乾草、穀物和馬鈴薯。1978年本地區的《維舍拉報》多次發表文章表揚礦工們在國營農場的工作。”

勞動者簽名（共1234人）

1980年2月22日別列茲尼基市化工廠職員、工人致《紅星報》、《真理報》編輯部的信：

“我們是化工廠總實驗室職工，經常去“森林”國營農場支援農業生產。1980年2月21日我們到該農場第三分部：沃洛金卡緬村分選馬鈴薯，途徑牛棚，驚訝發現外表破舊無人打理，走進棚內，一副慘狀赫然映入眼簾。飢餓的母牛站在齊膝深糞尿中，活的直接從死的屍體上踏過，數了數共有四頭死牛，兩頭腐臭了。尤其令我們憤慨的是，一頭產犢母牛的犢子已凍硬了，而它自己也處於死亡邊緣，飢餓虛弱到無法站立，甚至乳房都凍結在地面。我們把隨身帶的麵包全部投餵，又去小賣部買，當然這也不夠。又鏟了牛棚的飼料（青貯飼料和乾草）來餵，母牛見了這點吃的，簡直要跳出圍欄拚命。同國營農場工人談話得知，這些飼料原準備吃到2月25日，因為24日是選舉日，開農機的人都會喝醉，飼料運不來。牛無人照料的原因則是，負責牲口的是個女酒鬼，被從別列茲尼基市攆出來，跑到這裡找了份“差事”。俗話說辦法總比困難多，這種情況也能解決。我們可以指定這個牛棚跟工廠結對子，把食堂的殘羹剩飯給牛吃。這樣一來或許就不會出現城市商店奶油缺貨、乳製品不足的問題了。乳牛遭殃的地方距離城市30分鐘車程，如果餵飽、照顧它們，它們就會報以奶油、奶渣和鮮奶。

見信請採取具體措施並答覆我們。

1980年2月22日

魯多伊、謝里科娃、瓦西耶娃、馬特維耶娃、科羅別伊尼科娃、葉若娃、加爾楚什京娜、克羅波娃、科洛季、尤迪喬娃、沃季諾娃、福米納、阿波羅諾娃、加比杜林娜、伊薩科娃、舍爾斯托比托娃、索特尼科娃、舒姆科娃、謝緬丘克、馬什科娃、基姆、濟甘辛娜、科熱夫尼科娃、洛日金娜、米羅諾娃、烏索姆托娃、托卡列夫斯基”

1980年3月丘索沃伊市女居民關於食品和基本生活品供應亂象致《真理報》編輯部的匿名信：

你好，親愛的《真理報》！

我想請你們幫個大忙：幫我尋求真理。告訴我這個笨腦筋的女人，我究竟生活在哪種制度、什麼社會。大家都講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可我不信。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賦予人自由和富裕的社會。確實有人過得挺好，但不是每個人。我一整月買不到肥皂，就是那種最普通的粗洗衣皂，香皂更別提了，這算哪門子富裕？我有三個孩子，老大8歲，老小9個月，我怎麼給他們洗澡、洗尿布？請幫幫我，除非全國就我自己這樣。而且不僅沒肥皂，也沒有洗衣粉和牙膏。我沒多少東西餵小傢伙，因為買不到碎麥米，也無奶油可煮粥。牙膏、牙刷都沒賣的。2年沒吃肉，最近我們每人憑票買了0.5公斤，這是一年一次的供應。另一回我們憑票買了雞肉，半隻雞兩人分。就連骨頭都不常賣，一旦上貨了也買不著，因為每人限購2千克，我排隊排35位輪不到。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我如何養家養孩子？今天在市場遇著投機倒把分子賣1盧布一塊的洗衣皂，買不起。時至今日和平了三十年，這些東西都哪兒去了？沒魚，什麼無須鱈魚、比目魚、大西洋鱈魚都短缺，偶爾有明太魚，也是很少啦。巧克力根本不存在。麵粉斷貨。勞駕解釋一下是只有我們城市這個樣，還是其他地方也這樣？我排長隊給家裡買回1千克香腸，多了不賣。市黨委完全漠視民情，群眾口口聲聲叫他們“白宮”。當然人家用不著操心，畢竟共產黨員吃特供餐廳，天黑才營業，免得引人注目。就連市委看大門的也過得挺好，能往家帶4根熏腸和煉乳。這批人眼裡看不見貧苦，直接坐小車進餐廳，想吃什麼吃什麼，可平民百姓呢？請解釋解釋我們城市的情況吧，這些亂象我們忍無可忍了。食品缺，基本生活用品缺，商店唯獨伏特加酒敞開供應，男人全成了酒鬼，上班也拎著瓶子，頓頓不落。

香腸每週銷售一次，工人們排著隊買；伏特加天天賣不光，所以除了喝酒還能吃什麼幹什麼？流氓壞蛋充斥街頭，謀殺、強姦、奪人衣物，警察無法破案，他們自己膽怯了。我沒時間繼續寫，也不能落款簽名。那就匿名信吧，只是我再難保持沉默。就算為真理我也不能坐牢，我有孩子。懇請你們，採取措施，幫幫我們彼爾姆州丘索沃伊市。

1980年4月11日彼爾姆州執委會商業管理局副局長И.Н.沃爾科夫關於檢查丘索沃伊市商業情況致蘇聯共產黨彼爾姆州委的信：

針對《真理報》編輯部收到的訴苦信提出的問題，對丘索沃伊市國營商店食品銷售情況進行了檢查。檢查時發現有下列商品在售：5種通心粉製品，1-2種穀物，1級麵粉和餡餅麵粉，3種油：植物油、豬油和骨脂油（譯註：從豬、牛之長骨、海綿骨提取的混合動物脂肪，形似融化的奶油），散裝奶，酸奶油，立陶宛起司，蔬菜罐頭，3公升罐裝蔬菜湯，酸醃高麗菜，咸黃瓜肉湯，酸黃瓜，番茄，3公升罐裝果汁飲料。新鮮馬鈴薯、甜菜根、鹽醃番茄及黃瓜有貨。

糖果點心類：5-6種硬糖，1-2種蜜糖餅乾，4-5種酥餅乾，華夫餅乾。魚類：非洲鱈魚，冰鮮沙丁魚，罐裝及散裝斑點莎瑙魚，五香小沙丁魚，“旅行者早餐”牌魚罐頭。

每天有5-6間商店（共27間商店）出售香腸製品，平均日銷量1.5-1.8噸。1977年2月開始施行憑票證向居民銷售肉類的制度。

根據資源情況制定畜肉和家禽售價。

1979年庫存肉類453噸，向居民銷售240噸，供應戰爭殘疾者和糖尿病患者60噸，供應社會福利部門153噸。今年1月-2月受肉類限額80噸影響，每人每月憑票購買0.5公斤，共售出70噸。

1979年庫存動物油337噸，向居民銷售265噸。今年1月因貨源匱乏未銷售奶油。2月-3月限額37噸，售出20噸，每人每月憑票購買200克。

檢查發現洗衣粉和牙膏無銷售，但該商品第一季度儲備已全部售罄。

責成主管貿易的市商業局局長Л.И.博揚京娜同志增加代售豬油的商店數量，確保不間斷銷售“小孩”牌混合奶粉、大米和魚罐頭，加強麵包的品質控制。

管理局副局長И.Н.沃爾科夫

（譯註：丘索沃伊市位於彼爾姆州東南，1979年人口56447人。）

1980年8月彼爾姆市“捷爾任斯基”機械廠工人致《真理報》編輯部的信：

“敬愛的編輯部！

彼爾姆“捷爾任斯基”廠的工人向你們致信。貴報寫道暑假來臨，其實對我們來講是苦難來臨，且年年如此。去年我們就想寫這封信，後又覺得可能會有變化，尤其黨做出決議後，可如今情況更糟糕了。事情是這樣的：我們認為，彼爾姆歪曲了幫助集體農莊採購飼料、收割莊稼這件事的本質。六月底廠裡派許多人去集體農莊，每25位工人去一個，一直幫助到11月10號。但一個人不可能在集體農莊連著幹4個月，充其量1個月，那就是說實際要去5、6個人。但你得知道，很多人基於健康狀況無法前往，或者家裡有孩子、老人需要照料等，因此所有的不幸都落在我們青年、中年肩上。即使快退休的也得去，卻只拿50%工資，幫集體農莊做事都賺不夠買麵包的錢（一小撮人確實賺夠了）。這還不要緊，關鍵在於集體農莊並不需要我們派出這麼多人手。派人的事務工組長和主席直接說了算，寧可多派不肯少派，因為通常是不能補派的，集體農莊領導一旦跟不上計劃就抱怨缺人，可明明有人閒著沒工作干。

今年情況依舊如此。而我們苦惱的另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工人不願去集體農莊的原因在於：集體農莊領導變得蠻橫無理，根本不考慮我們的安置情況，到了那邊待遇竟不如牲口。村裡住房不夠，就打發我們睡條件很差的房子，既無收音機也無電燈。街上放個公用爐子燒飯。沒地方晾曬鞋和衣褲。他們甚至叫我們住沒窗的房子，男女混宿，拉個床單當隔斷。

總之我們過得就像石器時代原始人。貴報文章描述別的地方宿舍如何如何、食堂如何如何、供應如何如何，我們是不信的。我們大部分人賺錢很少，甚至欠著債，因為我們不採購飼料，而是做打掃畜欄、拉運糞肥之類，幫那些閒人做事。

州裡也有保障工作、住房、餐食的集體農莊，但數量太少，奧爾金斯基地區就沒有這種好農莊。你們可能會說應該多幫助，少叫苦，但有時連續幾天沒麵包吃，我們不認為這種情況下還必須去幫助。雖然我們給你們寫信，其實沒指望你們做什麼，因為這些事對你們而言太不真實了。我們理解（集體農莊）需要支援，但很快就會失去耐心再不去了，因為去了掙不著錢，白白損失工廠上班的工資。

最後講幾句幫農的事吧。我們秋天去郊區的集體農莊收馬鈴薯，人家自己都忘記時候到了該收。再說說被幫助者的行為，我們幫他們做事，他們不給我們送水，連個裝水的桶都要不來。田野廣闊不見一棵樹，想生火卻沒劈柴，下雨必須趕快跑，否則淋一天。聽說在烏克蘭，幫農的人甚至有牛奶喝，我們卻飲水不足。這些話若是30年前公開講，可能會被判到遙遠的地方，我們不相信今天還這樣，這也是寫這封信的唯一原因，但願只是個別地區的問題吧。

謹啟

全體職工，（代筆）科納科夫”

1981年12月彼爾姆市專業設計與工藝局職工致《真理報》編輯部的信：

“1981年11月，根據彼爾姆市蘇維埃執委會的決定，企業職工、市各級單位職工和彼爾姆工學院學生被集體派往市果品蔬菜貿易組織基地採收蔬菜。我們是彼爾姆專業設計與工藝局的職工，分配在波利尼薩溫斯基高麗菜儲藏庫工作。我們所有人對倉庫幾十噸、幾百噸高麗菜腐爛、而市內商店無菜可賣這一事實深感憤慨。我們不得不把腐爛的高麗菜運出倉庫，在院中堆積如小山。我們認為，那些負責妥善保管農業收成的人應當承擔蘇聯法律所規定的最嚴厲懲罰。（因為）國家遭受了巨大物質損失，上百人的勞動成果被毀。

究竟誰對此負責呢？

諾爾金、蘇博京娜、馬爾科芙斯卡婭、費多謝耶夫、庫茲涅佐夫（共16人簽名）”

1982年1月5日蘇聯共產黨彼爾姆州委書記В.А.科濟奧羅夫關於“彼爾姆果蔬”聯合公司倉庫高麗菜腐壞的情況致《真理報》編輯部的信：

“蘇聯共產黨彼爾姆州委通知貴報，經審查彼爾姆專業設計與工藝局職工關於“彼爾姆果蔬”聯合公司倉庫高麗菜腐壞的聯名信，證實了信中反映的部分情況。目前材料已遞交州黨委協助調查，以便將重大過失責任人繩之以法。所採取的措施容後補充通知。聯名信作者已於1981年12月31日獲得州委商業和生活服務部指導員Б.А.鮑爾琴科同志口頭答覆。

蘇聯共產黨彼爾姆州委書記В.А.科濟奧羅夫”

（彼爾姆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