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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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新人打卡|20岁的思想史,一份与所有人坦诚相见的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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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生于江苏无锡,目前在北京念书。这是一篇自白,既是我作为迷茫中的大学生对过去二十年的精神审察,也希望成为我作为一个人,代表一群人,想与所有人坦诚相见的邀约。

我是Toothbrush,2003年生于江苏无锡,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前十八年,目前来到北京念本科,刚刚度过了二十岁的生日。

在同龄人中,对未来的迷茫成为共性体验,我也并不能例外。与此同时,我也渴望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在友人的评价中,会出现自己从未意识到的特质。因此我深感有整理自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希望沿着过去二十年的生活历程建立起线索,通过回望“是什么使我成为了现在的我”,指向未来“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另外,我也希望我的剖白能够提供陌生朋友观察理解这一世代特定一群人的切口。

故这一篇自白既是我作为迷茫中的大学生对过去二十年的精神审察,也希望成为我作为一个人,代表一群人,希望与所有人坦诚相见的邀约。

无论是依赖自我的感知还是外部的评价,理想主义、向往自由、善良勇敢都占据了重要的比重。何处是我理想主义的滥觞?我的自由主义的倾向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要解答上述问题,我觉得不妨从生活史展开。

首先提供一些基本的背景。在来到北京读大学前,我成长于无锡城市中心,钢筋丛林中的现代生活整齐划一,足以让我隐入尘烟。一年级始用电脑,六年级开始拥有智能手机,网络在成长中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同步增加。生活于核心家庭,父母生于七十年代初,教养方式不专制,也不算放任。他们作为金融从业的白领,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是政治冷感的城市中产。在我的记忆中,几乎从不在家庭谈话中论及政治与社会新闻,也不会谈论文学与艺术。我所在的小学与初中系本地一所的民办学校,身边的同学背景相仿,家庭大都重视教育,才艺兴趣班与学科补习班流行。苏南作为“写规范字,讲普通话”推广与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作为母语的吴语,在校园中被大规模系统性灭绝,以至从幼儿园入园到高中毕业,在学校里我没有讲过一句无锡话,大多数同学不愿说不会说,不少本地同学甚至听不懂。在主流叙事中,素质教育雷声大雨点小,难以挣脱以选拔为目的的应试体制,学校的价值在公众认知中被窄化为提供升学服务的机构。从升学结果来看,除了少数同学选择留学,大部分同学悉数通过高考进入了中国的精英大学。我一如挤在罐头里的沙丁鱼,面目模糊。

关于童年的思想状态,不妨讲述至今留在记忆中的三件小事:一是外婆常常被老年保健品公司诈骗,那时我会怒不可遏,彻夜难眠,记得曾写过长长的檄文抒愤,认为世风凋敝,说打印店就不应该为骗子印刷宣传品,酒店就不应租场给保健品公司开会等等;二是在网上冲浪时读到一篇日记,写的是“润”美成功后宣誓入籍的场面,语言洋溢着骄傲,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不适,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困惑;三是初二的数学老师因家庭变故而消极怠工、性格暴戾,上课抠脚吃零食打瞌睡,在课堂上当众扒下男女同学的裤子打屁股。我愤怒地给教育局写信举报,事情传开引起了家长之间的小风波,父母为我承担下了背后的闲言碎语。

如果一定要概括小学与初中时的我,那应该也可以用“有朴素的勇气、正义感的小粉红”来牵强赴会。但当时由于思想资源的匮乏、理解世界的能力不足。周遭的校园环境如果只提供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选项,尽管难以理解,但也并无其他选择。总体来说,可能只是缺乏主体性的表现。

幸运的是,这一阶段我的成长环境大体上稳定和谐。中国社会的问题在高速发展下被隐藏,恶性裂变被家庭与校园层层过滤,只留下纯净善良。这一方面让我失去了观察共情社会的身世浮沉,从而构建全面世界观的窗口,一方面也使我不曾对命运发出无力与隐忍的叹息,没有形成“逆受不理想现实,寻求局部的有利处境”的朴素底层情感。相反地,我得到足够多的关于爱,勇气,人道主义的生命体验,积累了足够多“明天会更好”的自信。这在后来成为了我面对过载的信息时价值评价的重要坐标。从现在看来,是一颗理想主义的种子。

2018年通过保送,我顺利进入了本地一所寄宿制的公立高中。高一文科名列前茅,但最后分班时选修理科,有基于高考招生的功利的考量,也有当时觉得人文社科学习提升是终身的事情,不着急,但学了文科再想从零进入STEM的世界恐怕就不容易了的模糊思考。但无论选课如何,高中是我思想启蒙的重要时期,我向往自由的理想主义形成与此阶段接触的许多思想资源息息相关。

从阅读经历来看,我的高中有一个很棒的实践,将图书馆里千余本书搬进了每个教室后面的小教室,大大降低了借阅的成本。借此机会,我相当广泛地阅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与政治思想形成直接相关的有鲁迅杂文和小说,王小波的杂文和小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反乌托邦三部曲,更直接的是龙应台、刘瑜、熊培云、梁文道、柴静等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通俗启蒙读物,比如《野火集》、《观念的水位》、《重新发现社会》、《常识》、《看见》等。

从媒体角度看,给我带来影响的主要有后来停刊的网媒《好奇心日报》,常被我从图书馆里“窃”回教室的《三联》《南周》《南风窗》,找遍方法试图绕过付费墙的《财新》《端传媒》等。高中时的这些市场化媒体,尽管能力远不如黄金年代。但以其基本的新闻专业主义,一些有深度与广度稿子还是好看的。与自媒体浮躁猎奇的文案或是党报上面目可憎的官样文章相比,无疑还是它们更能俘获我的心。值得一提的是,在19年的香港,20年的武汉,一些冷静理性、富有社会责任的报道更是在媒介素养、媒体偏好养成上,给我带来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从此我有自觉地从持不同立场的媒体中获取信息,开始关注主流议题,尝试在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全球化与不平等,民主退潮,女权主义、性少数平权等当代大问题上把中国放入亚洲、放入世界理解。

毋庸讳言,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素养在我的启蒙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我在高中时任校电视台台长,同时有一间教室学化学竞赛,因此有更多机会在住校生活中接触电脑,也掌握了稳定的翻墙方法。此时,由于意识到世界上主流网站多被审查封禁,在简单比较了维基与百度百科词条质量后,隐约意识到防火墙阻碍知识与思想交流,影响深远,这与想象中“信息高速公路”联通地球村的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冲突。故此时,寻找自由新世界的渴望赋予了自己翻墙道德上的正义,反抗审查的英雄主义压倒了翻墙违法的担忧,禁果效应的窃喜超越了自我审查的桎梏。在探索自由互联网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以阿桑奇、斯诺登、电子前哨基金会为代表的密码朋克精神;以Zlibrary、Sci-Hub为代表的海盗党;以自由软件、开源运动社群为代表的社会治理联想(或许就是现在流行的DAO?)。来自硅谷的无数宣言,代表了互联网自由精神中最激进的,最近于安那其主义的理想。相比较简中互联网在监视资本主义和国家极权的夹击下,“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而不自知的失魂落魄,这些可能属于未来的理念不禁让我梦入加利福尼亚,在遥望中认真地思考赛博乌托邦理想。

在此之外,尽管老师同学们都离不开应试体制,但还是尽可能地给了我一个相对于自由包容的环境。江苏的语文教育中,有良好的批判性思维训练,这一点在作文教学中尤为突出。鼓励读写结合,鼓励关心真实世界并勇敢发表观点,老文青们面对千人一面的谀词摇头,选择为真诚的文学理想,戴着镣铐起舞的独立思考打高分,因此我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遵从内心的感召,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勇敢地越走越远。

进入大学后,社交媒体的深度使用,使得社会与校园无缝对接。与此同时,新冠疫情过度防疫,压抑的阴霾笼罩大学,时代感扑面而来。大学生作为社会心态的晴雨表,在2022年5月底与11月两次学生抗议敏锐地捕捉并放大了时代症候。在暴风眼中,“我在”的感受强烈,这使我第一次将自我置于时代浪潮的参与者位置重新审视。对我而言,在现场的观察与参与,如注射灭活疫苗,让我一下子共情八九学潮中我们父辈的理想主义,却没有堕入电影《颐和园》中那种创伤后的虚无主义。隐约可以感受到当今中国毕竟不致于是铁板一块,尽管短期看不到重启政体改革的希望,但专注发展自身与身边社群,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推动重建公民社会,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2022年底听了台大社会系一场讲座,主讲世纪学生运动与台湾民主化。从野百合到太阳花,从白色恐怖到彩虹飘扬。他山之石不仅令人羡慕,其实也非常有启发,尤其是青年身份下对于未来积极乐观的想象力,以及舍我其谁的变革世界使命感。更让我意识到自己过去在知识积累、解释世界和感知经验三个方面的严重不足与隐形割裂:没有扎实理论基础上的知识框架,无法建立解释世界的独立叙事,更没有在现实实践中的经验。

当然,20岁,成长历程未完待续。我感到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正变得敏锐,似乎时时事事都与我相关,每天都会有新问题等待理论解答,新想法等待身体力行。我不知道广泛的关注是否会失焦,从而使当下舒适圈中的生活失序。但贪婪的好奇心使我如海绵一样去读书、去体验,试图尽可能多地理解复杂性的每一面,与令人冷感、迷惘、孤独、压抑的时代力量拉扯,来眺望房间以外的不同可能。我知道,优秀的理想主义者是现实主义者,故我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热爱当下,热爱真实的生活。无论是渐行渐远的旧友,还是萍水相逢的新朋,我真诚地期待与所有人建立朝向理想主义的坦诚相见的新联结。

Carpe Diem.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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