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川

写字的,不见得比卖小笼包的高明

「倦怠社会」哲学家同你讲,摆烂才是唯一的自由之道

自我剥削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一桩成功的许诺。但很不幸,那大概率是些骗你卖命的幻觉。


《倦怠社会》,作者韩炳哲,一个韩裔德国哲学家,在德国留学时痴迷海德格尔,最后皈依了德国国籍。不知道韩国人会不会骂他二鬼子,我看不懂韩文所以我也不知道,懂的朋友可以给我科普一下。

韩炳哲是个63岁的老哲学家了,但我们都知道在哲学这个行当里,活着就能算年轻。所以他也很关注当下年轻人们遇到的问题,动不动就教年轻人怎么摆烂,为什么要摆烂,摆烂可以过上多么美妙的生活。

他写《爱欲之死》鼓励现代人少谈金钱多谈恋爱,《在群中》号召大家下班立刻关微信失联,而今天我们要详细聊的《倦怠社会》,整本书就一个中心思想:

兄弟们别卷了,摆烂才是唯一的自由之道。


1、今天,你剥削自己了吗?

韩炳哲是怎么论述这一思想的呢?他首先抛出了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

现代社会已经从规训社会向功绩社会转变。

规训社会是福柯曾经下过的一个定义,指社会中的主要成员在各种禁令的规训下生活,可以简单理解为有个大爹一直举着鞭子,告诉你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做错了就抽你一顿,让你长长记性。规训社会的代表性场所是医院、疯人院、监狱、营房和工厂。

而在功绩社会,不但没有大爹抽你,而且你还被告知获得了自由,该去追逐美好人生了。但整个社会对美好人生的定义高度趋同,总的来说就是:更快更强更有钱。这一套标准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教育、媒体和日常生活场景中,成为社会无意识,最后又乔装打扮为个体的理想追求。

也就是说,你在自己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已经完美成为了功绩社会的一员,即使没有一个爹天天拿鞭子抽你,你也会自发地去追求更快更强更有钱,追求功绩最大化,根本停不下来。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就是所谓的功绩社会。功绩社会的代表性场所是健身房、办公楼、银行、机场、购物中心。

规训社会是由“否定性”主导的,“不允许”和“应当”这两个关键词控制着社会运行,农民就安分做农民,当官的就子子孙孙再当官,社会借此维持稳定。

而功绩社会是由“肯定性”主导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我能够”“我上我也行”,寒门也能出贵子,农民也能发大财,我要努力健身成为更好更自由的蛋白仔。

从单纯的整体效率来看,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功绩社会比规训社会更有效率,自我剥削比被人剥削更加高效多产,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掌控人生的感觉。

但韩炳哲认为,那种自由的另一面是更深层次的压抑。规训社会因为外部压迫,所以常常造就罪犯和疯子,但那还是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功绩社会却是自己压迫自己,把自身变成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

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规训社会下,人的精神世界接受了太多否定性,就想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反抗社会压迫,来证明自己肯定自己。但功绩社会的问题恰恰是肯定性和积极性太多,所有人都在鼓励你继续努力、奋勇向前,并承诺你将获得成功,这驱使你在没有外力逼迫的情况下不断自我剥削。

而当你把自身的情绪和精力剥削一空,无力继续工作时,可能性就丧失了,抑郁症在长久的疲惫中爆发,导向一种谴责性的自我毁灭和自我攻击:我好emo,我是个废物,我什么都做不到,我不想活了。

所以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工人受到压迫尚有反抗的欲望和可能,哪怕是飞蛾扑火也在所不惜。但在后马克思时代的今天,反抗精神成了稀罕货,因为人们要反抗的不是规训社会的外在压迫,而是功绩社会下内化为理想追求的自我剥削。面对自我剥削,你连反抗的对象都找不到,只能在挫折中自我责备、陷入抑郁乃至于精神崩塌。


2、无聊,我劝你感受

功绩社会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人类的注意力结构被迫发生了变化。快节奏的工作要求你形成一种“超注意力”,能够“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

技术岗位可能还好,但行政岗位或者创过业的朋友应该对“超注意力”这件事体会很深,每天要处理的工作琐碎繁杂,列成清单得有好几十条,但大多数工作都不需要投入太深的精力思考,只需要你能够保持快速切换的状态就行。和王总聊完和马总聊,和设计师聊完再和文案聊,公司的团建餐厅和活动地点也要你去联系,好像一部手机和一张嘴就是你的本体,堪称自我物化集大成者。

韩炳哲认为,超注意力的出现是一种人类向动物的退化,事先声明这是他说的,不是我在骂你们退化,你们如果骂我我就全部反弹。

超注意力是原始人类或动物的求生必备技能,在丛林里捕食的同时要注意周遭环境,以防止自己被吃,也保护伴侣和孩子。而今天的人类大规模进入这种状态,使得整个社会越来越像一个捕猎的丛林,而不是舒适安全的生活区域,人的精神始终维持着高度紧张不能停歇,这加剧了当下社会弥漫的焦虑和不安。

更重要的是,这使得很多人丧失了“深度注意力”,或者说“深度无聊”的能力,瓦尔特·本雅明把这种深度无聊称作:

“梦之飞鸟,孵化经验之蛋”。


经验是已有的,蛋却是新生的、新创造的,一味积累经验只会重复或加速已经存在的事物,而只有深度无聊才能创造全新的文化,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蛋。

例如我们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朝一个目的地行走时感到无聊,就会选择加速行走来尽快结束无聊,或者边走边玩手机来逃避无聊。但那些对无聊更有耐心的人,漫无目的享受散步的人,可能会意识到是行走的方式带来无聊,从而发明一种新的方式,如将行走的步伐改为跳舞。

花哨的舞步对到达目的地毫无帮助,不符合绩效原则,但带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甚至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如果你只是遵循绩效原则不断加速前进,忽视对无聊的深度观察和沉思,那么一切美妙的文化都不会诞生。

尼采也认为,“如果把一切悠闲沉思从人类生活中去除,那么人类将终结于一种致命的超积极性中”。而我们所处的绩效社会,正是一种过度积极,拒绝无聊的致命社会。


3、想自由,先摆烂

分析完功绩社会的特征和后果,韩炳哲用剩下三分之二的篇幅陈述了应对功绩社会的方法。他引用了很多名家文献,用了很多拗口难读的学术词汇,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想自由,先摆烂。

摆烂第一步,是要过一种有沉思的生活。他认为正是因为人们普遍丧失了沉思的能力,无法进入深度无聊的状态,绩效原则才会被广泛接纳,导致现代人的焦虑、抑郁和歇斯底里。换句话说,当别人告诉你“人生就是要不断奋斗”的时候,许诺你各种成功愿景的时候,你要停下来想想,这种成功我真的需要吗,人生有没有另一种活法,我能不能不跟这帮人一起卷了。这种沉思和犹豫,或许将阻碍你以更高的效率完成工作,但也有机会让你摆脱失去意义的劳作,帮你找到一种更加自由、更有个性的活法。


加图有句名言:

“当他表面看来无所作为时最为活跃,当他独自一人时最不孤独。”


我们今天也可以说:

“当他表面摆烂无所事事时最为活跃,当他开始沉思如何逃离人群时最不孤独。”


摆烂第二步是学会说“我不干”。按照尼采的说法,“我不干”和“我没有能力干”是两回事,因为当你说没有能力的时候,潜台词是我想要干这个但干不好,而“我不干”是从一开始就拒绝,不管能不能干,我就是不干。这听起来非常无聊,但又摸到了自由的真谛。因为如果一个人只拥有做事的能力,却缺少拒绝做事的能力,那么他将陷入致命的过度活跃之中,一个只能选择无止境的积极和活跃的人,还谈什么人生的自由呢?

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两步,我们就能将功绩社会变成一种更舒适的倦怠社会。功绩社会也会带来倦怠,但那种倦怠是一种暴力碾压之后的结果,它使得人们被裹挟进过度积极的浪潮之中,无法观察、无力思考、无能倾诉,从而形成无法排解的疲倦。

但舒适的倦怠社会,能让人重新放松下来,和世间万物亲密交流。书里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倦怠,在西班牙的利纳雷斯,有一群孩子每天都在玩抓东西的游戏,最初还在乎输赢,可玩到最后大家都疲乏了,只剩下为了游戏而游戏的松弛感。这倦怠感又如同作家汉德克写下的那样: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总是在下午的阳光里坐着,交谈或沉默享受共同的倦怠……一片慵懒的云朵,一种超越尘世的困倦将我们彼此联结在一起。”


这种倦怠的状态又被称作“无为”,这个翻译相当准确,也非常贴近中国人对此的理解,那不就是庄子在《齐物论》里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吗?而庄子通过这样的天人合一又获得了什么,不就是自由吗?

时间已经流淌了两千多年,今天我们遇见的问题、研究的哲学,竟然依旧能在庄子那里得到启发。怪不得有人说,人类最终极的洞见,在庄子的那个轴心时代已经发掘殆尽,我们今天所做的,不过是修补、推论和再阐述而已。

但即使这样,我依然推荐这本《倦怠社会》,因为它阐述得足够好,修补得足够妙,能让我们洞见新时代的那些旧问题,重拾在功绩社会中拒绝积极、寻找自由的可能性。

话不多说,兄弟们我先开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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