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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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钟摆或再次回家?拉美新一波的“粉红浪潮”

套回钟摆的类比,拉美新一波的左翼力量的确还是面对跟上一波粉红浪潮类似的结构性难题,而很可能他们还是会在几年后下台。但乐观的是这次左翼能重夺,甚至扩大力量,本身就反映了它的韧性,不然钟摆也不会自然而然的“摆”回来,如何扩大和巩固力量则是所有左翼要共同思考和实践的问题了。

不久之前,Gustavo Petro在哥伦比亚大选中胜出,成为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左翼总统。连同之前的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宏都拉斯、秘鲁、智利等国的新当选左翼领导人,国内外媒体都形容拉丁美洲再次卷起左翼浪潮。然而这次左翼力量在拉美的崛起,跟二十年前的粉红浪潮有什么不一样?拉丁美洲到底是持续在左右政治势力之间钟摆,还是有更根本的改变正在发生?拉美左翼领导人上台对中美在国际影响上的角力又有什么影响? 本文尝试拓展一下华语媒体在这方面的讨论。

透视新“粉红浪潮”

这次之所以为被外界形容为新一波的粉红浪潮,最主要是因为从2018年墨西哥大选开始,左翼候选人相继在拉丁美洲的总统选举中取得胜利。其中去年底的智利年轻学生运动领袖Gabriel Boris和上个月哥伦比亚大选中前游击队成员Gustavo Petro的上台最为惊喜。前者是夹着2019年的反公共运输车票加价运动和紧接的重新起草宪法公投而起,后者则是在美国长期在拉美的后花园里成为第一位执政的左翼总统,毕竟美国曾经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给哥伦比亚政府打击毒枭和左翼游击队。到目前为止,拉美23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16个由左翼或中间偏左的领导人执政。如果我们把下半年的巴西大选一起看,目前前总统卢拉在民调大幅领先现任的Bolsonaro,很有可能再度执政,届时拉丁美洲人口最多的几个国家都会是由左翼政府带领。

(图片来源:香港01)

这一波拉美国家有左翼领导人连续上台,被称为新一波粉红浪潮,是因为20年前,90年代末的拉美也经历过一段类似的政治现象。简单来说,当时拉美爆发大规模反对新自由主义抗议运动,促成不少反私有化、主张增加社会福利的左翼/中间偏左领导人上台。所谓粉红,是因为他们跟传统的左翼红色政权相比,显得更实际或民粹一点。当然这只是个笼统的说法,拉美各国之间的政治历史和结构还是有差异。然而到了2014年开始,粉红浪潮开始退潮,拉美各国连续上演政权易手,不少右翼领导人打着反贪污、发展经济的口号上台,直到今天,政治风气又扭转了过来。

我们当然有理由替拉美的人民感到高兴,毕竟右翼上台后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过去几年的疫情更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都造成很大打击。拉美人口占全球大约9%,但该地的新冠死亡人数占全球比重逼近三成。IMF指出,2020年拉美经济萎缩6.9%,缩幅高居全球之冠。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迫切改变现实的愿望和左翼领导人上台是符合现实的结果。

不过对未来非常乐观可能也为时过早。政治上,左翼领导人要执政和推行改革都面临诸多掣肘。比如,虽然智利总统Boris在选举中比他的右翼对手得票率高出11%,但其所属的 “赞成尊严”党(Apruebo Dignidad)并非两院多数党,占多数的是右翼联盟Chile Vamos,这就让争取中间偏左的联盟New Social Pact对Boris而言至关重要。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中,Gustavo Petro的支持率只比对手Rodolfo Hernández多3%,可想而知,在一个长期被国内外右翼力量主导的国家夺权后,面对保守的行政官僚和国家机器,一旦改革失利,很可能断送辛苦建立的左翼力量。正如Gustavo Petro在当选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为什么哥伦比亚真么久才出现一个左翼总统?你担心一旦你失败,你可能会是最后一个吗?“Petro回应道”如果我失败,黑暗将会来临,并卷走一切”。

Petro在选举前还担心被暗杀,当选后很快就跟对手合照,表示要团结哥伦比亚;同样的,作为国会的少数派, Boris要推动改革,无可避免要跟和传统的中左政党合作,这已经引起学生运动的反弹,在他们势必要做出各种妥协的时候,改革的速度很可能落后于人民的期望。

侍从主义的钟摆,还是“搞搞新意思”?

事实上,无论是Petro还是Boris的处境,都是典型多党政治选举经常会出现的情况,而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论者认为这波拉丁美洲国家的左翼候选人连续上台执政,不过是政治力量的钟摆:人民觉得当权者过去几年没有带来改变,碰上一些社会政治契机,就很容易政权易手。这几年是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破坏。上一次拉美整体右转则跟2014/15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后,来自中国的大宗商品需求下降  的时间点重叠,后者导致拉美以出口石矿、大豆等原材料、农作物和矿物的经济模式面临危机,引发社会保障难以为继的连锁反应,加上右翼动员,就成功推翻了几个粉红浪潮的政府。

2000年前后出现的拉美粉红浪潮的左派政府的确逆转了一些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明显缓解了贫穷问题,为当地人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能力进行更深入的经济改革,只能持续依赖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遗留下来的采掘主义(透过开发并出口原材料来获得收入)。这个结构性限制影响的不单止是经济-社会政策的关系,它同时把选举和人民动员停留在一种侍从主义(clientelism)的交换关系:左翼夺权后没有办法进行经济民主改革,总是依靠社会运动抗争式动员来争取选票,在重点产业的组织工作不深入,没有办法把粉红浪潮的社会基础从城市的穷人拓展出去。关于粉红浪潮的结构性缺点,左右翼的分析精要的捕捉了核心:右翼决定粉红浪潮太过民粹,无视了经济发展;左翼论者就觉得不是改革的太快,而是不够“革命”,停留了在民粹。

换句话说,拉美这一轮的左翼上台是否能成功,是否真的“新”,正正在于是否能摆脱粉红浪潮的侍从主义,这也是为什么看起来智利和哥伦比亚左翼政府一些新的主张有些意思,如果处理的好,就有迈向更民主经济结构的可能。

比如哥伦比亚的新总统Petro提出承诺停止勘探新的矿山设施和海上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并期望用农业、制造业和洁净能源来代替。如果我们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出口状况就知道为什么这个经济转型这么重要。2020年,石油产品占了该国出口约3成,这个数字如果加上采矿就会超过5成,占GDP约8%,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Petro提出要打击这个产业的时候,一些石油和天然气产业都支持他的对手。的确如Petro自己所说,对于哥伦比亚来说,煤和石油就像可卡因,这三样主要出口物都是有毒的。这有毒不但是经济上,还是社会政治层面上。到底Petro有多大空间处理国家经济对开采业的依赖呢?

一方面,打压开采业短时间内肯定会对减低政府的税收,马上影响社会再分配政策的推动,加上疫情以来经济本来就不好,虽然新政府还没有提出政策的细节,但可以想像改革将会非常困难。

另一方面,从政权的社会基础来说,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哥伦比亚新政府的副总统Francia Márquez正正就是当地反开采业运动的领袖,她最广为人知的一项成就就是在2014年当矿业跟非政府军事合理打算开发家乡的金矿的时候,组织当地的妇女从当地的高山游行到哥伦比亚首度波哥大,长达350公里,抗议非法开采,并成功迫使政府压止非法开采。Márquez之后成为了哥伦比亚女权运动的领袖,再加上出身农村的非裔身分,使得她成功动员传统安第斯山脉中心区域以外的加勒比海、大平洋和亚马逊等边缘地区的人民,三地的投票率都有明显上涨。

换句话说,新政府的统治基础已经拓展到城市以外的群体,比起20年前的粉红浪潮,人们的意识、要求、对未来的想像——社会整体明显的已经发生变化。社会变了,政治自然也会改变。如何把这个基础巩固,动员他们连结城市里的工人运动,继而动员在传统开采业的工人一同投入绿色转型和经济民主化,会是新政府如何真正摆脱殖民和新自由主义遗留的结构性限制的关键。起码在这个角度看,摆脱粉红浪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夹在中美之间

过往一旦拉美政权左转,不论外媒还是官媒,都普遍认为对中国有利,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会更接近中国(或因为反殖离美国更远),另一方面中国提出的“南南合作”也比美国和IMF等牵涉政治交换或经济紧缩政策的合作更有吸引力。

目前中国已经是南美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的贸易额从2002年的180亿美元上升到4500亿美元,同时拉美也是中国第二大海外投资目的地,占了总额的19%。33个拉丁美洲国家中起码有21个已经加入了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国未来在拉美只会有更多的投资。美国当然不会眼睁睁看着拉美落入中国怀中,然而他们对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持续排斥使得他们跟拉美的关系充满障碍,上个月在洛杉矶举行的美洲峰会就起码有8个拉美国家没有出席。

然而如果结合上述拉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需求来看,中国很可能并不是拉美左翼政府的救世主。中国和拉美的贸易虽然是互补,但中国需要的原材料和粮食正正是拉美国家极力想摆脱的开采业和低端农业经济结构。再来,这些外国投资的开采业往往伴随相关的污染和土地争议,这对政府来说如何平息——支持你上台的——环保运动的不满,达成绿色转型,同一时间拿到中国投资的钱和基建,支持国家的福利和社会政策,将是难题。

在这个问题上,新上任的智利总统Boris和哥伦比亚总统Petro都表示不会选边站,而如果卢拉能在未来再次当选巴西总统,即便中巴关系会比现任的狂人Bolsonaro要好,还是要面对同样的“经济转型—出口依赖”的问题。但出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限制,他们能在多大程度坚持住自己的立场,值得进一步观察,而这也将进一步决定拉美能否摆脱侍从主义的钟摆。

结语

以上透过交代进步政治实践的复杂性,算是简单澄清了一些主流媒体对拉美新一波政治变化里的狂想,对于我们来说,这反映了从左翼当选,到夺取整个国家机器、经济民主化和国际关系上争取自主都困难重重。但从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来看,美国的Sanders、英国的Corbyn、法国的Melechon等人的成功(哪怕现在前两位都已不再第一线的选举政治)都显示左翼能卷动很大的政治能量。

或许在地球的这一边,这些问题看起来太遥远,毕竟我们连从运动到夺权的可能性看起来还是很渺茫,但看到拉美的新生左翼运动和女性、环保运动成功结合(起码暂时来说),证明左翼的分析是正确和可行的。虽然暂时来说,中国的女性运动和环保运动都还没有办法出现有组织性的政治力量,但从我们过去一直关注国内的女性主义发展和渐渐的更留意经济发展造成的污染和激发的环保抗议来看,像拉美民间反抗那样的结构性关系已经存在。近几个月疫情防控、政策失误导致的经济危机,引发的越来越频繁的抗议活动更加印证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境下,拉美的经验给中国内地左派提出了急迫的问题:这些力量要结合那些重要产业的工人、被边缘化的人群?又有什么策略把机会转化成政治意识?

套回钟摆的类比,拉美新一波的左翼力量的确还是面对跟上一波粉红浪潮类似的结构性难题,而很可能他们还是会在几年后下台。但乐观的是这次左翼能重夺,甚至扩大力量,本身就反映了它的韧性,不然钟摆也不会自然而然的“摆”回来,如何扩大和巩固力量则是所有左翼要共同思考和实践的问题了。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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