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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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时代的劳工命运:(2)灵活就业与返费诱惑

按:本文是卷土《大变局时代的劳工命运》系列的第二篇(第一篇为《失业与闭环生产》)。本系列试图从事实出发,驳斥某些对于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做粉饰的论调,记录和梳理自新冠疫情以来,世界局势与国内防疫政策带给中国的产业链、劳动力市场以及,最重要的,中国劳工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劳动关系的恶化必然带来劳动者的团结与抗争。

今年以来,受奥密克戎疫情爆发的严重影响,珠三角和长三角多个制造业城市采取严格的封控管理措施限制人员和物品流动,导致电子和汽车供应链长时间中断,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特别是位于深圳和苏州的苹果供应链电子元器件生产和组装企业,如富士康,欣兴,纬创,和硕等都因为暂时关闭而推迟产品交货,给苹果公司在当季度造成超80亿美元的损失。对严格执行“动态清零”的地方政府来说,防疫是首要的政治任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因此他们可以短视地无视企业的损失。

对跨国企业来说,由极端的、不科学的防疫措施导致的供应链瘫痪损害了中国制造业的吸引力,因为政府官员只用下达一份文件或一个口头指令就能封锁道路、关停工厂,但是要重启一条供应链却很困难,可能耗时数月,因为供应链会因为缺少某个末端的中小企业而运转不了。因此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供应链的稳定性,而把过去几十年一直追求的成本优先放在一边。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电子品牌开始改变把生产环节集中在中国的做法,加快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从劳工角度来看,供应链的转移必然带来失业率的上升、灵活用工比例的增长。这种转变对于手停口停的工人来说无疑是无法承受的,也必然会引发工人激烈的抗争。

供应链转移

近几年苹果公司计划将其总产能的15%-30%转移出中国,带动富士康、英业达、和硕、仁宝、立讯精密、蓝思科技、德赛电池等台资和中资供应商近年来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投资,而且2020年苹果已开始在越南大规模生产Airpods。此外,苹果在2021、2022年相继推出印度制造的iPhone 12和13,并计划到2025年,包括Mac电脑,iPad, Apple Watch 和Airpods在内的所有产品,约有25%的订单在中国以外生产,这个比例远高于目前的仅5%。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会有越来越多中资和台资电子元器件和代工厂在越南和印度设厂,同时位于中国的供应链企业获得的苹果订单也会明显下降。

根据广东中小企业协会的调研数据,今年上半年有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出现订单下滑的现象,下滑幅度普遍超过20%,给生产经营带来不小的压力,而且近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认为下半年订单会继续下滑。从行业角度分析,除了在供应链上占有优势的汽车零配件、新能源电池等产品的订单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纺织、制鞋乃至家电、电子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市场需求萎缩和物流成本提高的影响,订单流失严重,导致生产旺季不旺,很多中小型外贸企业停产歇业。这表明传统制造业缺少订单很可能演变成为一个长期性问题,背后的原因毫无疑问是极端的不科学的防疫措施带来的供应链的不确定性。

传统制造业订单的持续下滑与结构分化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深刻影响,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出现了明显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化、不稳定性以及用工周期短期化的趋势,首当其冲的是正规就业机会的减少,因为工厂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管理负担,开始大规模使用弹性雇佣制,将流水线普工的招聘任务外包给劳务公司,用劳务派遣或临时雇佣的方式让用工企业与工人在劳动关系上脱钩,实现就业的高度灵活性。

返费诱惑

返费是灵活用工在中国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具体表现,也是劳资关系冲突频发的一个领域。在生产旺季,企业订单比较多的时候,劳务公司纷纷采用返费策略招募工人并提高工人留职率。返费是劳务公司给工人进工厂务工的额外奖励, 其高低取决于工厂用工需求是否迫切。每年的九、十月份和临近春节, 工厂用工缺口最大, 返费水涨船高, 最高可达上万元: 而四到六月则是用工需求淡季, 返费额度也随之下降, 甚至低至几百元。此外, 返费的多少亦与工人在厂时间长短密切相关, 工人在厂时间越长返费越多, 反之越少。返费不是立马结算给求职者, 而是需要求职者在工厂内满足一定的上班天数, 达到劳务公司规定的一些条件, 才可以获得。返费不仅仅是劳务公司招聘工人的重要策略, 更能解工厂燃眉之急。

以新一代iPhone14手机量产为例,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旗下负责苹果iphone组装的业务部门iDPBG事业群7月份发布消息称,今年生产高峰期已提前,郑州厂区自7月17日起,有效出勤55天且在职90天的新员工,根据不同岗位有不同奖金,而制造部门关键岗位奖金为每人9000~9500元,最多能拿到10000元的返费,这个数字高于正常时期的返费,最高只有7000元。同时,深圳厂区仍在持续招工,奖金为每人5280元。

第二大代工厂和硕旗下的上海昌硕工厂的返费也是通过劳务中介发放,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正常获取昌硕薪资及加班费的情况下领取返费,在职90天内,只要打卡满55天便有10500元左右的返费;第二种模式,每小时领取较高的薪资,按工期上涨,打卡30天只返1000元上下的小额返费。今年7月昌硕只有小时工模式,价格为每小时26元,低于富士康的每小时28元,预计8月份才开始大规模加价招聘,到9月底、10月初返费是最高的。

返费的发放要经过“线长—工厂管理人员—劳务公司—黄牛—劳务中介”五个环节,最先由工厂中的线长核对每位工人的工作量,再将符合条件的工人名单上报至管理人员;随后,管理人员将“返现”与人员名单交付劳务公司,由劳务公司将“返现”打入黄牛账户,黄牛再打钱给劳务中介,最后由劳务中介分发给工人个体。由此可见,工人是处于返费分利链条的最底端,而用工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往往会导致返费被克扣,不断滋生所谓的“黑中介”问题。

高额返费是当下企业生产订单的季节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表面上看,工人在短期内获得较高的收入,对用工企业、劳务公司和工人来说是多赢的结果。但深究来看,这一现象的迷惑性在于它并不意味着工人劳动权益的提升,相反,无论是从劳动过程还是从劳动力再生产方面来说,这种临时性的高工价实质上损害了工人的长期利益,会导致劳动力市场极化并阻碍社会升级的实现,因为它既反映了工人基本工资水平太低,又阻碍了工资增长制度的改善。

高额返费是季节性的,生产企业只有接到大量紧急订单式才愿意用高工价来招募临时工,而在正常情况下,工人面临的处境仍然是低工资低福利的。随着供应链重组的加速,像苹果这样的高端客户给中国本土工厂的订单必然减少,相应的返费周期会缩短,工人获得高工价的机会降低。另一方面,工人获得高工价的前提是长时间、高强度的流水线劳动过程,并且车间管理是典型的泰勒制,简单粗暴,这种专制型生产体制在富士康工人连环跳楼自杀事件中受到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但过去十年间,电子业工人的劳动处境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反而在高额返费的激励下更加容忍和“同意”现有的生产条件,至少得坚持90个工作日。

用返费的方式通过劳务中介招募临时工在电子业已经很普遍了,这种方式不但为工厂提高招人的速度,而且能极大地降低成本,因为工厂不需要向工人提供全面的劳动保障,即使跟工人产生劳资纠纷,都交由劳务中介处理,工厂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劳务中介是工厂和工人之间的桥梁,正常来说,派遣工的工资分两部分,工厂发放跟正式工同工同酬的待遇,劳务中介发放额外的返费奖励。但要想拿到全额收入并不容易,因为工人必须完成规定的打卡天数,等劳务公司统计出名单后工人才能拿到返费,如果工人被开除或自离,返费就打水漂了,这是劳务中介克扣返费的一种方式,也是最容易与工人产生冲突的地方。

工人抗争

上海昌硕科技过去几年就多次出现过拖欠返费和无故辞退员工的情况,典型的套路是在入职之前骗人说做满45天就给6-7千返费,结果在员工离职时拖了一个月才给了不到一千返费。受新冠疫情和供应链转移的影响,昌硕获得的苹果订单的减少,于2020年4月计划在3天内裁员2万人。为了逼工人就范,自动离职,昌硕以领取返费作为要挟,声称如果工人能在4月20至24日数天内完成登记,并在其后3天内完成离职手续,便能获发还返费。但如果拒绝离职,工人会因停产而被逼休假,就要等到七月才可领回返费。同时,昌硕不断削减小时工和派遣工、减少全职员工的加班时数等,这些做法导致员工不满。4月20日,因不合理待遇,工人自发包围公司的服务中心,发起大规模地集体抗议行动,斗争持续了数天,最后在昌硕厂给了三分之二返费后,大多数工人离职。

同年11月底,电子业进入淡季,昌硕宣布生产线没订单了,没有加班,要“上四休三”,导致工人们只能拿到2500元左右的底薪,并且要延迟一个月发放返费。12月,昌硕厂又决定将工人强制调往昆山世硕厂支援,并声称到昆山后将享受与上海相同的待遇,并且到约定的期限仍能领到返费和差价;如果拒绝调动,则必须离职。12月13日,昌硕各部门临时通知去世硕的至少有一万人,因为已有一批员工前往昆山,有传闻说到调动后他们在上海的工时不被承认,不能够按时领到返费。考虑到厂方之前的种种行为,工人怀疑这是在逼迫他们自行提前离职。若是提前离职,昌硕结算工资只承认合同上的返费,中介那部分返费公司不管,而中介又立马发出通知,现在离职他们那部分返费就甭想要到了(因为昌硕也没有给中介发钱,工人如果提前离职,中介那部分返费需要中介垫付)。

为昌硕招工的劳务中介时许诺返费是主动给予的,只需打卡60或90天即可获返费13500元或者10000元。而到了发薪日,工友们拿到的返费要么数额不足,要么就根本没拿到。当初许诺的“高额返费”不过就是为了把工人们忽悠来而画的大饼。大部分工人是9月以前进厂的,已经工作超过3个月了。工厂要工人继续留在工厂里面,这样的话,他拿不到返费,还有差价。工资下降,返费也将因为没法满足打卡天数大打折扣,这样计算下来,工人最后得到的返费是原来承诺的50%,也就是一万多块钱要被昌硕扣掉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12月18日工人开始维权,被当地警方镇压。12月19日工人再次以更大的规模聚集在工厂门口,5号门、6号门、9号门均爆发了大规模示威,要求确保发放报酬。根据当地受访工人和商贩估计,聚集在秀沿路5号门工人有两三千,整条马路都被封锁了。当地警方出动警力进行镇压,有消息称现场的保安、武警约有数百人。根据参与工人事后描述,愤怒的工人在示威中向警方投掷了石块等,冲突不断升级,最后演变为暴力冲突,造成多人受伤,有工人被捕。12月19日晚,资方召集工人代表进行谈判,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允许工人们办理离职,并将支付部分返费和差价。最终昌硕厂至少一万多人离职,根据一些工人的描述,一条线上几百人,走的只剩下五六个人,昌硕23栋宿舍,每个宿舍走了七八个人,只剩下一两个人,每个宿舍差不多都走完了,能留下来基本上都是为了那点返费。

昌硕这个案例表明在制造业快速蔓延的灵活就业与返费诱惑的模式看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工厂招工难的问题,但实质上是绕开了已有的一整套保护工人的劳动保障制度,包括劳动合同、最低工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劳动关系是在恶化,而不是改善,因为年轻一代的工人的工作变得更加不稳定,“短工化”成为常态,随时面临失业风险,官方宣称的两亿人“灵活就业”不过是粉饰失业人口的托词,用来掩盖越来越多工人的工作困境与社会降级。

工人一方面厌倦制造业的血汗劳动,另一方面又被高额返费诱惑,背后反映的是政策功能的失效,劳动法律难以发挥保护工人合法权益的职能,使得制造业的劳动关系更加去标准化,而工人困在灵活就业中,更加原子化。尽管返费在短期内确实能够满足工人的生计需求, 但这种满足也仅仅是资金收入在特定时间段的暂时性增加,并不能发挥长久的保障作用。当工人被置于法律保护的边缘地带, 推向法外之地,一旦发生因返费拖欠而引发劳资冲突等问题时,工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集体抗争了。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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