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若干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

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常识、逻辑缺乏之几例（以刘晓波、蒋方舟、陈光诚、李静睿、荣剑等为例） 1

流氓知识分子孔庆东、罗永浩、肉唐僧、五岳散人 2

关于满族知识分子、中共既得利益者王朔 2

关于押沙龙 3

对若干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评价（出于不得已原因，有删节） 4

对中国“公知”/自由派/反对派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简单归纳和述评 7

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常识、逻辑缺乏之几例（以刘晓波、蒋方舟、陈光诚、李静睿、荣剑等为例）

    相对于美国人文和理工知识精英均普遍鄙夷阴谋论、崇尚科学理性的价值选择，中国却有非常多（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知识精英笃信阴谋论及各种谣言和诽谤，起码对这些阴谋论及谣言诽谤半信半疑、没有全部的、彻底的否定。例如2016年至今中国知识界普遍拥戴特朗普及其右翼至极右翼宗教反智保守政权，就是典型的例证。此外，在各种国内外议题中，也时常可以暴露其知识的差劣、科学素养的低下。不仅自然科学知识不足，人文社科知识也极为有限、充满各种谬误。

    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将极端务实、手段肮脏的里根政权的外交行为称为“理想主义外交”，还称赞类似的小布什政权及其对伊拉克的入侵（萨达姆政权肮脏但尚未达到需推翻的地步，按专制严酷程度沙特显然胜于伊拉克，按屠杀弱势派别民众那叙利亚和苏丹也更糟）。刘晓波生前还赞誉普京政权，将之作为反共的标杆加以赞扬，与如今欧美极右民族宗教保守分子立场不谋而合。刘的其他各种知识错缪和价值观错位可以在其文章及言论中找到许多；

  “文坛新秀”作家蒋方舟，将大陆与台湾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简称服贸协定）》称为“服装贸易协定”，说明她完全不了解协议的内容和性质。除了这件事，她在各种访谈中的发言也能暴露出其知识的浅陋；

   著名异见人士、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在抵美不久后就投入基督教保守派怀抱，经常在推特等处转发对奥巴马、拜登及其他民主党人无根据的诽谤言论，以及涉及少数族裔/性少数/政治正确问题的各种谣言。他当年在山东的抗争非常值得称赞，后来与一些美国民主党人的恩怨也可以商榷，但不断转发甚至直接发表大量谣言和阴谋论，还有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侮辱性言论，显然与其作为知名维权者的身份不相称；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如女作家李静睿）将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比社会民主主义还要左倾）、从未明确反对共产主义、主要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乔治·奥威尔，包装成反共的右翼自由主义者。他/她们无意或有意的利用和篡改奥威尔的本心，达成其意识形态价值和利益目的，令人厌恶；

  中国自由派学者荣剑对话美国知华派学者黎安友时，谈到特朗普的褒贬，不顾基本是非而声称“基于美国政党政治，难以（对特朗普）形成客观公正的立场”、“（贬低特朗普经济成就的说法）太党派化了”，还对特朗普执政集团的“狗哨政治”伎俩懵然不知，对其玩弄诈术营造的“政绩”啧啧赞叹。而与他对话的黎安友则价值观正派、识见明晰，两厢对比，荣剑知识不足和价值观错位更明显。作为中美高层学者对话的中方代表，荣剑足以代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相关问题的立场态度……

   还有余杰、郭于华、萧瀚、刘军宁、曹长青、何清涟等人，更是不明是非乃至故意颠倒黑白，反智反进步反科学反人权之烈，在部分问题上中共都难以企及。（当然他们也在反专制反极权方面有些贡献，但是根本上只是两丘之貉罢了）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们连“老本行”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都严重匮乏，更难以指望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多少见识。这固然和他们长期生活在缺乏正常科学和通识教育的中国，又经历文革等教育缺失阶段有关，但到了21世纪他们还如此无知、不思进取，令人叹息。

流氓知识分子孔庆东、罗永浩、肉唐僧、五岳散人

孔庆东、罗永浩、肉唐僧、五岳散人这些东北五毛和“公知”，特别喜欢使用肮脏言论侮辱女性和他人女性家眷。他们看起来嚣张，但都欺软怕硬、狡诈阴险，并不率直。

你们看看他们敢不敢同样编排彭丽媛、习明泽？他们前脚说完，国安局马上就能找到他们，然后赏他们一百耳光、撕烂嘴，然后下面零件可能也没了

其实不要说彭丽媛习明泽，就是孔庆东肉唐僧们家附近派出所长妻女，他们都不敢如此口嗨。这些流氓最了解权力的可怕、其他流氓的可怕。所以对待公权力和其他流氓，比一般人更加谄媚。

所以他们也就敢对着一些女知识分子发一些肮脏言论和行为，对更强更流氓的都毕恭毕敬，一句不干净的话都不敢说

还有，他们也是利用了中国这种缺乏法治、对于侮辱诽谤往往不予惩罚的丛林环境。他们这些所作所为，正常国家早拘留百八十遍了，但是在中国警察不会管，或者和稀泥。

还有像这些人的朋友不加V，声称要lj方舟子女儿，放美国直接判刑了。但是她在中国还是逍遥法外，还有白拓宽给他辩护，那几流氓也打掩护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污言秽语，还骂的很激烈。但是骂的对象都是非常恶的、品质败坏、作恶多端，而且是无法正规途径解决的。对这些人，只能破口大骂。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正常人，没有深仇大恨的纠纷，我当然不会这样骂。孔庆东这些人骂人侮辱人，大多数都因为一些小事，甚至自己不占理的事，且故意侮辱女性

孔庆东助理刺伤批评孔庆东的新京报编辑，又涉嫌动用黑社会人士威胁曾经的朋友、出版商。虽然孔庆东否认其指使，但起码是纵容和默许的。换成其他教授必受连带，不是开除也会被处分、淡出学界传媒界。但是孔庆东迄今活蹦乱跳。

这当然是因为其有背景和势力。在中国有各种潜规则，同样的事有的人做了就事业完结甚至人生毁灭，有些人做了却可以一推二净、逍遥法外。那些有背景、门路、擅长耍流氓和擦边球的，就能如鱼得水，没权没势老实守规矩的，就被排挤、欺负，没有话语权和丧失利益。

在这篇文章中（《孔庆东：我干的是划破黑暗长空的闪电那样的事儿》），孔庆东公开承认其打人、辱骂他人并以之为荣，对助理伤人也予以辩护。此人各种作风就是黑帮流氓。

其实如果他不这么流氓，仅仅是持毛派观点，倒未尝不可。中国毛派势力很大，他们是需要有一个代表和声音，这样社会才能观察了解沟通。就像美国红脖子、福音派教徒，让他们暴露在大众视野下反而好一些，在私底下各种阴谋、主流社会丧失警惕才更可怕。

孔庆东批判章诒和、说她写《往事并不如烟》是贵族矫情，并没有人给矿工写《往事并不冒烟》。这话貌似有理，然而回避了毛时代国民更加不平等的现实。之所以没人给矿工写《往事》，难道不正是毛泽东把能写人民苦难的都斗残整死、幸存者也噤若寒蝉了吗？经常为包括矿工在内工农发声、冒着地方政府阻挠报道矿难等悲剧的，恰恰是反毛的南方系。

孔庆东的各种言论、毛派分子、五毛小粉红的言论，基本都是这种无视事实、逻辑不自洽、颠倒黑白的。大同小异

孔庆东指责他人“用文革的方式”对付他，且不说并不是事实（又没抓他戴高帽游街、打翻在地），即便真是，那也是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孔庆东使用暴力、威胁、羞辱方式对待他人，其他人这样对他，才恰恰是合理合适的，文明反而不合适。

孔庆东熟读鲁迅，不知《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鲁迅如何主张的吗？

我跟孔庆东等四人并没有私仇（暂时），只是看不惯他们污言秽语、强凶霸道、欺凌弱小。

一些人对他们印象还好，大概是因为价值观和言行方式类似，或者说是他们的粉丝、朋友。这些流氓对朋友的确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对不是朋友的就很恶劣了，甚至二者互为因果。这又是黑帮流氓的一大特征。

关于满族知识分子、中共既得利益者王朔

王朔的这句话（“世上的坏人，都憋着劲教你学好，然后由着他们使坏”），陈述的事实没错，坏人确实是教别人老实、守规矩、付出乃至献身，以便他们更方便的作恶。但是，这句话导向的价值选择，是要人们也不学好，也去学坏，这样坏人就不能占便宜了。这就是王朔之流和鲁迅的根本差别，也反映了其与他们口中的坏人只是两丘之貉

王朔还批评汉唐无盛世，再看看他怎么评价满清？他又为什么骂金庸？再看看他民族身份。屁股歪的很呢

关于押沙龙

押沙龙批判“政治正确”，觉得各种政治正确太过分了，不应该为了尊重一些群体而扼杀言论自由。然而他被别人骂的时候，还有他孩子被批评，他就疯狂回击，满嘴脏话。

双标的真是……

不过他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其他各种中国知识分子更恶心

刘仲敬虽然心术不正，但是评价国人一些特性是非常准确的，和鲁迅不相伯仲（只不过鲁迅是哀其不幸，刘仲敬是幸灾乐祸）。

押沙龙以及更多国人仇视“白左”和鄙夷“政治正确”，也都是中国人的典型心态。他们在残酷的社会里已经丧失了良知和同情心，甚至达到不能理解善良的程度了

“甚至可以说，他们（文化左派）似乎有一种自戕的冲动。”

如果人家不付出实际代价，那就是虚伪、“圣母婊”；如果付出了，就又阴阳怪气的讽刺，认为是精神病要自我毁灭。作为饱读诗书的押沙龙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不能理解，更不用说其他中国人了。

多么恶心的国人心理

对押沙龙这种人，鲁迅的话非常能反映：“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不懂中国和马来语，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然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他是被生活太过宠溺的孩子。对自己身边的恶非常敏感，但是对自己生活圈子之外的恶缺乏认知。”

人家见过的险恶未必就少，也并不是只关心身边的恶。并不是一个人经历各种险恶之后，就非得变得麻木不仁、丧失良知和温情

恐怖袭击算是大恶吧？但是可以看看西方很多民众是如何对待恐袭的？巴黎暴恐案后，受害者说“你的暴力换不了我的仇恨”；挪威枪击案后，受害者家人反对死刑；美国左派对911也比较低调，也是为了避免穆斯林恐惧症蔓延。

面对这些大恶，人家完全做到了表里如一、逻辑一致

对于反对“政治正确”的，就应该对他的各种缺陷、他家人的各种软肋不断谩骂攻击，反复攻击，直到他明白“政治正确”的重要性（虽然这是气话）

反对“政治正确”的，都欠比他更强的人收拾，尤其有权有势的，侮辱他家人或者其他最亲密者，他又无法反抗。那时候就知道“政治正确”多好了。

押沙龙也就敢骂陈亚亚那样没权没势的女性，换成某些权贵侮辱，他敢公开反驳？即便反驳，敢各种污言秽语？他敢用对陈亚亚和陈岚之类的话问候下第一夫人和长公主？

押沙龙已经好于80%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90%以上的中国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东西

我批判押沙龙这么多，并不是说他多么坏，相反是因为他还值得批判，还有商榷的余地，还讲道理通人情。还有许多恶人、流氓，那就没得必要具体批判了，一堆那啥难道还要挖出来掰掰吗？（后来觉得还是应该掰一掰）

押沙龙在评价肉唐僧和作家陈岚的纠纷中，也是对肉唐僧的辱骂言辞不闻不问，而是攻击陈岚道德和言行如何，并且对陈岚赢得与肉唐僧的“名誉侵权”案表达不满。

而正常社会里，即便一方在具体事情上是错的，但是人身攻击尤其对女性的羞辱，那也是错的。中国知识分子好像都不懂得这个道理，缺乏最起码的素质

肉唐僧押沙龙他们眼里，女性只是工具，是被利用的。揭露被侵害的事情，就是屎尿之类的肮脏。

这种人都不配被metoo批判了，因为脏的已经无法下嘴

押沙龙谈论反性骚扰头头是道，但他一些朋友例如肉唐僧，就是经常污言秽语侮辱女性，也没见他出来反对。最近史航性骚扰事件，同样如此甚至更甚一步的辩护。其实中国很多公知反性骚扰、批判男性油腻什么的，都只不过是嘴上讲讲道理，现实里可并不是矫正朋友的恶行。 当然不仅性骚扰问题，其他例如朋友灰色收入、各种腐败、钻空子，也都是嘴上泛泛的骂相关现象，对朋友行为则是沉默、保密、辩解

对若干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评价（出于不得已原因，有删节）

    关于“整体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女性受暴力和精神侵害问题及女权主义争议为例，并首先评论一下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对“整体主义”的麻木乃至反感和否定。有的中国中产阶级地位的女性文艺界自由派活动家，一方面主张女权，日常也非常具有女性主义立场和女性自主意识，批判男性的自大猥琐颇为犀利，还嫁到对岸享受自由民主，但另一方面却反对波伏娃和萨特的整体主义观念，也对其他左翼集体行动主义的女权思想嗤之以鼻，似乎维护女权是个体选择而非社会共同的责任与义务、也不需改变整个社会环境及自身之外他人的处境。这是非常幼稚的，且其反对“整体主义”却支持台湾身份认同和本土独立，也是在逻辑上存在矛盾。而且，其看起来是缺乏阶级意识的、不能与人民大众包括平民女性充分共情的“香槟女权主义者”（当然她关注支持中国大陆人权和女权，仍然值得赞扬）；

   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女性，出身贫困地区农村，历经家庭宗族、极权体制、男权社会、外国种族歧视和上层对劳工的压迫，受害于右翼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受益于进步主义、工人运动、女权运动，却拥抱安兰德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和坚持保守主义立场，拒绝进步一翼的工团主义和身份政治，反对激进政治运动，对家乡更多苦难的姐妹兄弟没有同情同理、关怀帮助（乃至充满非同情之鄙夷，虽然情有可原，如果不理性思考和纵观全局，的确会痛恨恶劣的生长环境中的人们），父辈们和孩子们的生活与命运也被忽略（虽然同样情有可原，我自己也是无法顾及家人，也对家人一些低下价值观反感，乃至时常激烈冲突），贬抑科学理性（且耽于经验主义）、抵制社会革新，为缺乏恩义品德的人士辩护缓颊，甚至有时支持美国极右倾向的政治人物和保守势力，对践踏人权和罔顾科学的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颇有好感（当然其记录中国历史劫难、代中国政治受难者发声、为中国人权呐喊，还是非常值得赞扬和敬佩的。她书写和转发的许多好文章也让我受益匪浅。不过这批评她看见后，大抵会将我拉黑的）。这更是令人感到悲哀的现象（如果她没经历那么多苦难，所以不认同对抗苦难的价值观，尚可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但经历那些，却还反对进步，就更显知识和逻辑的不合理。而她善良的本性与错缪的价值观，更是形成强烈反差，且我无法完全理解为何有这种反差（但可以部分理解））。（虽然后来通过更多了解，发现我对她的认知有些偏颇，有些先入为主了）

    有的女性，为反叛国家的专制压迫、父权的规训束缚，表达对政权和男权社会及具体群体个体的不满，故意和主流舆论宣传相悖、对父权要求叛逆，原谅曾经在自己家乡制造酷虐杀戮的敌国，乃至称赞对方国政民风，甚至对回避历史责任、美化侵略和悼念战犯的敌国领袖遇刺表达同情，并不在乎同为女性的许多前人，从儿童、青年妇女，到中年女性和老人，都被这个敌对民族极残忍和具羞辱性的方式凌虐，且犯罪者及其遗族乃至民族中大多数人迄今皆不悔罪。

    这样的反叛或许在基于个人主义的感性动机上情有可原，但真的好吗？当然作为个体和追求自由的人，有权这样选择，国家和民族不应该束缚个体，父权力量不应该以保护个体为由限制其思想和行为，不能强求感恩戴德、顾及全局。但作为个体，难道不应该考虑同样性别的受难者（以及对加害者嫉恶如仇），不应该为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辱考虑吗？不应该努力去呼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避免历史悲剧再重演或变相和分散的重演吗？

    虽然国家、民族、家庭一定程度是枷锁，但同时一定程度也是庇护。没有国家民族的屏障和滋养，个体女性又如何在和平安定中追求女权？如果是在1937年，还能活吗？还有尊严吗？看看中东地带和半岛南部受难民族女权主义将女权与民族解放（伊朗女性挥舞象征波斯民族主义的太阳狮子旗帜追求女权）、国家强盛（韩国妇女民族情绪有时比男性更强烈、更激进的强调韩民族的尊严与利益，也为韩国崛起和参与国际竞争出力甚多）进行结合与统一，以及欧亚大陆西缘对女性权利受害的深彻反思、大洋彼岸女权运动的波澜壮阔，难道不是应感到汗颜吗？（当然她一直为中国人权呼喊，包括救助维权人士、不惜孤身犯险，也值得敬佩）

   有的女性，（出于一些原因省略）

    还有许多支持女权的女性，日常谈论女权头头是道、言论万千、著作甚丰，但在涉及其熟人圈子的女性被圈子里的更有势力男性或女性伤害时，也都放弃原则和是非，而是按照亲疏和利益选边站队，对受害女性、弱势一方恶语相加乃至落井下石，且很多言论显然是男权社会中谴责与孤立受害女性的典型话语。这些情形令人心寒，也反映了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在内的妇女界，对于女权问题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真正的践行（当然，以上这些女性优点都大于缺点，本质上也都是好人、善良之人，所言所行大多数也都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人权与女权。但这些缺点乃至负面的东西，已经表现的较为明显，违背了道理、逻辑，与良知和道义产生冲突，是应该修正更改的）。

有许多女性，虽生长于中国大陆，却因在港台欧美日等地求学、工作、交际，逐渐与大陆疏离。她们忘却或淡化了对中国大陆的认同，也不热切的关心祖国人民的疾苦，而是基于对港台欧美日等地的认同，以及与这些国家地区人士的熟稔关系、利益连接，与这些地方的人在情感和利益上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些地方与中国大陆冲突时，无论是非对错皆倾向于“第二故乡”及那里的人群。即便对中国大陆及中国大陆人民有些关心的，也是非常有限，且在冲突中几乎必然站在现活跃地一方（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已经站在敌人一方，那这种人就连商榷必要都没有了）。她们一方面反对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却时常支持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无论逻辑还是道义上都是谬误。即便中国大陆统治者及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野蛮残忍，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民是受难的弱者、被利用的对象，而非当年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几乎全员直接间接参与作恶的国民。而她们却并不完整了解和仔细思考，以致以貌似正确但并不系统完整的价值观，得出错误的结论、做出悖谬的行为。

    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固然是她们个人自由，有的人也有一些合情合理的缘由与不得已的苦衷，但并不代表无可非议。当然我反对各种感恩之说，但作为中华儿女，难道不应该为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在国内外奋力而争吗？即便出于无国界的国际主义精神，难道不也应该关心比港台等地苦难更深重、更急迫需要自由与正义的中国大陆人民吗？这些因为种种幸运而得到自由幸福的人，对同胞的苦难置之不理，甚至以鄙夷乃至敌视的态度和言行对待之，难道不是一种应被谴责的态度和行径吗？即便认为中国男性是压迫者，那么对中国各阶层女性尤其中下阶层女性，有过多少真诚的关怀与实际的帮助呢？（而这些人的成功，其实都某种程度借凭了中国大陆的资源，在与其他国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且往往凭借其阶级、家庭、“贵人”、运气等非个人努力因素取得优胜，甚至恰恰是依赖于其反感的体制、痛恨的潜规则、不齿的特权，才有了今天。虽然大多数人也是体制受害者，但是其实相对大多数中国人，反而是相对受益者，是不自觉的在不公不义中取胜的既得利益者，客观上甚至主观上损害了其他中国人民的利益与机遇，有责任反哺和补偿中国大陆人民，尤其当年与其在相同处境下却未像她们那样成功的其他女性，并促进中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当然她们也仍然为中国的人权与进步做了许多事，要比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男性，都更加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人民有贡献）

   以上这些只是我认识或略有了解的女性知识分子，但是我想其他我不认识乃至完全没听说过的女性，也好不到哪里甚至更糟，一般而言，不太知名的女性问题应该更多，因为她们更不需要顾忌“政治正确”和言行形象。

    我与以上女性皆无仇怨，相反其中一些人还对我有支持帮助。但是为了公共利益、基于是非曲直，我不应避讳其缺点与不足。我不提名字也是出于尊重，而非含沙射影讽刺。她们或许感到冒犯，但是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她们感觉不适，那么因她们立场言行而直接间接受害或起码难以得到支持帮助的更弱势受害者尤其弱势女性，难道没有尊严、不应有话语权和代言人吗？她们的确是相对男性和统治阶层而言的弱者，但是相对于其他女性、低阶层、被伤害和孤立的人士，就又处于相对强者乃至压迫者地位。她们得到一定地位和声誉，本身就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大责任，接受更多非侮辱式的、非诽谤内容的批评。

    还有，我都是据理批评，没有使用针对女性弱点的方式施加羞辱攻击。仅这一点我已经强于绝大多数男性包括绝大多数自由派人士。而且与我批判其他更强势恶毒的男性的激烈言辞相比，我对这些女性批判已经非常委婉温和，颇有保留。我批判过的中国男性不计其数，仅知识分子就有数百人，自由派圈子起码数十人。难道女性就应免于批判了吗？而且，如果她们遭遇更强势一方尤其男性权势者欺凌伤害剥削，我当然也会站在这些女性一方批判那些男性恶人，且已经这样做过、现在还在做、未来也会继续这样做。另外，我也不是什么有权有势、人脉广泛和手段阴毒的人，这些批评并不会给当事人构成压力和打击，相反是类似于公民对公务员、选民对议员的批评那样，是人民对精英既得利益者的一种建言。

    最重要的是，即便她们有这些缺点和问题，她们也拥有完全的不受他人侵害尤其男性又尤其有权有钱体格强壮男性欺凌剥削伤害的权利，且无论其自身如何，其他人都应该帮助、支持、保护这些女性，而不应袖手旁观，更不应由于她们这些缺点和理由而冷嘲热讽、羞辱受害者。如果批判这些人，请先批判比她们更强势和有地位的男性。而这些女性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存在问题，并不是否定女权的理由，相反更加证明中国社会需要女权的发展和完善，女性利益也要更积极的伸张，女性及全体国人也应该得到更系统全面的启蒙。我也一直认为，女性整体上的良知和底线，都明显高于男性，中外皆然，且中国相对更明显一些（当然这是整体而言，个体当然因人而异）。

而且明显的，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男性、女性，她们已经是最好的那0.001%的中国人或“前中国人”了（以上涉及群体，不包括缺乏反抗能力、知识、地位的弱势者，很多弱者连表达能力都没有，更不可能发出负面言行，无法计入），但是并不是完美无缺，相反同样需要批判。但即便这样的人都有各种严重问题，可想而知中国整体多么肮脏、国人人心多么败坏。尤其是中国既得利益群体，又多么无耻和令人厌恶。还有，在如今的中国与世界现实状况下，我是可以理解她们的局限与不足，以及对她们有限但可贵的、折中和局部化的努力表示赞赏支持的。但是如果从完全的真理和彻底的正义立场，那她们还是有许多需要被批判的。基于以上的前提，我想我完全有权利对这些女性知识分子进行有节制的批判（我承认我的总体德行、贡献、能力，尤其现实言行对国家民族及他者个体的利弊影响，都远不及这些女性，但是我仍然有权利批判））

对中国“公知”/自由派/反对派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简单归纳和述评

中国的主流“公知”不仅过去和现在难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和代表，未来也很难在中国得势。原因除了不言自明的因素，还因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

很多人只注意到“公知”反体制、骂政府、亲西方，没注意他们具体的价值观是什么。中国主流“公知”是广义的自由主义者（相当一部分是狭义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也同时是保守主义者，主张的是承认现状和既得利益、自由放任（消极自由）、法治宪政与习惯法/判例法、原教旨倾向的市场经济、低税收、小政府、高度强调私有财产保护、地方自治、温和渐进、约定俗成墨守成规、自发秩序、多元宽容尊重差异等等。

如果从意识形态光谱看，他们大多数都是右翼，一部分是中间派或无特定左右立场，只有一小部分是左翼。而且这一小部分左翼，主要是社会自由主义者，而非社会民主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相对于平等更强调自由（虽然相对比右翼更强调平等）。

比“公知”们支持什么更能反映其价值观和立场的，是他们反对什么。他们不仅反对现行体制，还反对或抵触（起码不热衷）社会革新进步、阶级斗争、民族主义、大政府、高福利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平等、国家干预、中央集权、强力管制与广泛社会动员、标准化和人为规范化（如公制而非英制）、逻辑一致性、顶层设计、成文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及相关法治理念等。

他们其中起码很大一部分（至少三分之一）还反对女权、LGBT权利，即便不强烈反对但也不热衷；对劳工、农民、个体户、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权利也很不关心，或者起码没有额外关心，而是认为应该不管起点和条件的差异，“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国民。或者他们只关心如小贩夏俊峰、农村服务员邓玉娇这样的个案个体，但是并不想给这些弱势群体更多系统性的权利和保障，仅仅是允许他们自谋生路、自负盈亏（虽然这也比政府强，政府连他们自谋生路都不允许）。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自称左派且的确有些左派观点的，同样持类似立场，其仅仅在国外议题等各种与自身利益无关问题上左倾，但涉及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议题时，就变成维护自己和亲朋好友既得利益的保守派了，如拥有北京或东北户籍及相关特权、与满清后人有密切关系、在蓟辽东北等地人脉广泛情感深厚的“公知”杜延林、王斌（此人为张艺谋参赞人员）、圣地亚哥商人王玮等人。而如民主人士周舵等人也鄙夷大众民主、反对进步主义，虽然有各种看起来也有道理的理由，但本质是其既得利益阶层的阶级身份决定了其价值观和主张。还有像学者贾葭、媒体人张洁平，价值观似乎也是左倾进步，但是却缺乏对中国大陆受难人民的共情，总是站在港台日欧美等非大陆角度看问题，无视“房间里的大象”般的各种谎言、丑恶、不公（如日本对华罪行、如今日本从官方到民间对战争罪恶的粉饰和对所获利益的继承；香港人相对大陆的优越和系统性歧视）。

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宗教信徒，以基督教保守派为主（而非大多数国家有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那样是倾自由派开明派的），有些知名“公知”甚至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领袖，观点和立场极为保守，保守顽固程度与塔利班“不分伯仲”（甚至在理念层面“更胜一筹”，只不过没能力像塔利班那样付诸实际）。王怡、余杰、冉云飞等人就是典型，人权律师中也有大量类似意识形态者。而“公知”中的穆斯林和藏传佛教信徒，同样很多是保守派（虽然有时表现出进步自由派一面，但仅仅是为了反中共、取悦西方而表演为进步派，或只在部分议题上是进步派，而非整体思想和从头到尾都是进步自由派），而且还有强烈的反“大一统”和分离主义倾向。

另外，与人们一般的印象不同，中国大多数“公知”是反对革命的（所谓“告别革命”。而鼓吹“民主之后杀全家”的是少数极端者，而且大多数是出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愤怒、和一些具体人的恩怨仇恨，而非为了正义的革命、伟大的理想。甚至可以合理推测，这些人一边要杀对头全家，一边同时反对革命），起码反对进步主义性质的革命（反倒支持一些反动的暴力，例如长枪党和佛朗哥政变、皮诺切特政变。上述那些主张“杀全家”者，有些的确出于意识形态，但其实他们是想杀阿连德聂鲁达们，而不是藤森魏地拉之流）。他们中大多数也都对“左”非常厌恶或至少不感冒。

这样的价值观和立场，就让他们注定不能得到大多数国人的支持，起码得不到那种积极的、强烈的、具有行动力的支持。这反而值得庆幸而非悲哀，说明人民还是有朴素的是非观（那些既得利益者和被政权洗脑而反“公知”者除外）。

正常情况下，想要推动正向的变革，变革者应该站在最大多数人的合情合理利益一边、站在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者一边、站在正义一边、站在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边（可简称为“四个站在”，在“四个站在”并非空洞而是有具体内容和指向，本文就已做了相对具体说明）。站对这四个位置，才能获得道义的正当性、现实的合理性、逻辑的自洽性，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积极的回应、热情的参与，最终实现顺势而为的成功。然而大部分“公知”起码站错了“四个站在”中的两个，甚至有些全部站到反面，那能成功才怪。而且如果成功了对中国不是福音而是又一种灾难。

再简化一点，“公知”在阶级和民族这两个涉及人数最多、涉及范围最广、最重要的问题上，违背了大多数中国国民潜在的、正常的情感与诉求，也与当今的历史阶段及现实环境所要求的选择方向相悖。

他们不强调劳动人民的疾苦，不在乎国家民族的尊严，甚至很多“公知”比他们反对的对象还要痛恨阶级反抗，逢“左”必反。在民族问题上甚至很多就是逆向民族主义（一方面反对中国人尤其汉族人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却支持对立面的民族主义，例如这些人对港台的本土主义非常理解同情甚至强烈支持，再看看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安倍晋三之死引发的“公知”集体号丧，以及2016年来对特朗普蓬佩奥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右翼国族/种族/民族主义势力的强烈支持）、心灵卖国贼。

除了这些，中国“公知”还普遍缺乏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常识都严重匮乏，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差（甚至有些人不是差而是完全“失能”，言论几乎没有任何逻辑和依据，充满着矛盾和双重标准，并且对各种阴谋论笃信不疑），不能全面客观正确的认识中国和世界，当然也就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正确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公知”的这种低素养不仅普遍，即便是得到国内外最顶尖荣誉、影响力极大、备受赞誉的那几个“公知”（个位数的那几位，是特指不是泛指。最典型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也不例外甚至还很严重，其各种文章和言论中的事实错误和价值观错位比比皆是。甚至有时让人怀疑他们并不是素养问题，而是智力和精神问题。

中国当代主流“公知”如此的价值观和立场，能成事吗？如果真的得势掌权，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尤其各种弱势群体是好事吗？

那么正确的方向和做法是什么？三百年来法兰西乃至整个欧陆的启蒙先贤、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至今美国倾向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和理性主义立场的知识精英、四十年来韩国从街头到法庭再到政坛奋勇抗争的进步派，以及拉美各国追求正义平等社会的男女老壮，已经缔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进程，为后人铺了走出蒙昧的前路、做了冲破黑暗的示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这些人士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开拓更加伟大前程的先导。

而一百年前的中国，那些“救亡启蒙”先驱，也早就践行过整体正确、大部分局部也正确的路线。虽然从后几十年的结果看，中国好像因此出了大问题乃至灾难，尤其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弊病，但不能连孩子带水一块泼出去，更不能忽视其实“救亡启蒙”是取得了很大成功、是对国家和人民及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积极作用的。之所以出现灾难，是一些偶然的（中共控制大陆全域和一党独裁、毛泽东和邓小平个人立场和选择）、外力的（日本侵华、苏联干预、美国勾兑）作用造成，不能因此否定“救亡启蒙”的正面意义。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摒弃“救亡启蒙”而是继承和发扬。

如今中国的主流“公知”背弃人民大众和国家民族，对中外先贤的先例与遗产嗤之以鼻甚至大加鞭挞，更与时代发展中正确的潮流及世界大势应行的方向相悖，反而去拥抱一些早被先发民主国家乃至一部分后进国家知识分子抛弃的陈谷枇糠。如果不败，义理难容；如果得势，对中国和世界，将是另一种灾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