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
王庆民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为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发声者;致力于改善民权民生,做些实事

从满清对中华的影响,到当代中华儿女的理想与前路

中共和满清二者,都视汉族及其他弱势民族民众生命为草芥,崇拜暴力与强权、统治专横野蛮、手段残忍暴戾、为维持统治和社会稳定不惜一切残酷手段、制造不平等和划分尊卑等级(例如满清的满汉之分、八旗体制、“包衣奴才”和“旗下家奴”,与中共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悬殊的福利待遇差别)、形成庞大的剥削与食利者(满人和中共特权阶层;八旗子弟与当今“红二代”、官二代”)……

     关于历史与现实:从满清对中华的影响,到当代中华儿女的理想与前路 

      (前面其他学术讨论省略)

      我想重点阐述的,则是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满清的一系列问题;二是如今中华民族尤其汉族,以及中国大陆,面临怎样的危机(尤其外患,“内忧”我在其他文章已经说过很多了),以及如何应对。

    我知道您在文中重点讲述的是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专制与民主的问题,其中的史实性内容我大多都有所了解,也赞同您的观点。我想重点说的,是您提及的问题的支线问题,也就是满族统治集团与汉族、维回藏、西南诸民族的关系,以及满清政府的种族压迫、其侵占关内后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政策方向与原则、制定和执行的种族根源。

    首先,无论体制内外、中国大陆内外,普遍回避或极大的淡化对满清对汉族(一些时期还包括对回族、苗族、维族、壮族)的血腥屠杀,以及满族对汉族实行的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您在文中提及的满清的种族政治已经是比较多了(虽然以我的立场认为比重还是不够大)。而其他绝大多数汉族(或者非满族)学者,因各种原因,如体制内的担心触及民族敏感问题、体制外的自由派反对民族主义等,以及国内外满族和亲满人士在学术和舆论上咄咄逼人的行径,还有隐秘但浸入大脑与内心的满清遗存的奴才思想影响,普遍拒绝大量的、全面的、本质性的揭示清代满族对汉族等其他民族实行的种族屠杀与压迫。

    甚至,还有一些历史界、文学界、文艺界的汉族人(汉奸)在为满清的血腥残暴的种族政治涂脂抹粉。例如90年代开始盛行的以赞颂满清“盛世”为主的“辫子戏(包括歪曲变造、选择性乃至制造谎言描述历史的所谓‘正剧(例如《康熙王朝》’);以及以戏谑化方式淡化满清罪行历史剧的“戏说剧(如《康熙/乾隆微服私访记》)’;为残虐统治抹上浪漫外衣遮蔽人民苦难的‘穿越剧(如《甄嬛传》’)”、如阎崇年、二月河(凌解放)等人对历史的歪曲与选择性记述,将满清血腥、专横、钳制自由的高度专制和野蛮政权刻画的爱国亲民(与描写中共领导人“打江山”、“坐江山”的影视剧颇为类似),且一概回避满族对汉人实行种族性质的屠杀压迫、清代的汉族人被歧视性对待的基本史实。甚至这种歪曲还影响到国外史学界和汉学界,例如孔飞力的代表作《叫魂》中就受满清史观影响,美化乾隆和满族亲贵、贬低江南知识分子阶层。据我所知,这并非孤例,相反国外史学界、汉学界尤其清史界严重受满清余孽影响。

    90年代以来满清余孽的日益得势,也反映了满遗很擅于利用汉民族虚弱之时兴风作浪。1989年底,正值六四镇压的白色恐怖肆虐之际,满遗却趁机建立所谓“颁金节”,公然庆贺其在皇太极建政、确立满族的历史事件,以此倡导满洲主义。歌颂满清尤其所谓“康乾盛世”的史学研究、书籍和影视剧大量出现,也正是发生在六四之后、中华的民主歌声戛然而止、中华民族陷入危机之时。每当汉族沉沦、衰颓、内部矛盾剧烈、处于黑暗中、前途迷惘时,满遗及汉奸就会趁机兴风作浪、耀武扬威。例如同样在民国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寇入侵等国难之时,满人和亲满汉奸都乘机逃脱了本应接受的历史审判和合理清算,还从中渔利。他们从来不老实,不甘心做中华民族的平等一员,而是千方百计趁汉之危,勾结狡诈恶佞的汉奸施展淫威、逞凶为恶,占尽汉人的便宜。

    满清入关之后,其对官民不分清浊良贱,一概杀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即便是横扫欧亚的蒙古人,也在攻击襄阳、杭州等时没有大行屠戮,对汉人的抵抗还有些许敬意。而满清以及他们的祖先金国时期的女真,则是对汉族极尽侮辱凌虐,从对宋代徽钦二帝和千百宗室女眷的凌辱,到扬州十日时“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满人用屠杀任何敢于反抗的汉人和奸淫汉人女性,来从肉体和精神上摧垮汉人的抵抗意志,让汉人如奴隶般屈服。

    满清侵入中原和江南200余年,不仅大肆屠杀和奴役汉人男性、奸淫和占有汉族女性,还将数百万满人全部变成剥削和食利者。满人常年仅为汉人的百分之一左右,但却占据了国家中枢和地方大员中的半数以上,且在核心决策职位(如军机处)和关键职务(如重要督抚、将军、钦差)上占绝对优势且比同级汉臣有权力优先。而八旗军队从军官到士兵的俸禄和供给同样远高于汉军为主的绿营。

    而这些满人官员与军人的家属同样依靠对汉族的剥削压迫,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满人中的男性更是普遍用各种手段占有汉人女子(就不包括战时的抢掠,只论和平时期),包括二月河这样为满清洗地的作家,都承认满洲旗人在四处“风流”,乃至始乱终弃并留下子女(而这当然同样是建立在满族对汉族的民族压迫之上的,没有满清暴力机器对汉人女性和她们亲属带来的恐惧,以及八旗子弟金钱的利诱,他们怎么可能得逞)。

    而即便最为低微的、没有权势的旗人,也可以不当差不纳粮,领着各旗的禄米和钱款,过着悠哉悠哉的日子。而这些钱粮都是从汉族老百姓那里征收和掳掠的。虽然在雍正一朝,曾推行过让旗人“自食其力”的政策,但后来无果而终不说,政策本身也是将大量肥沃土地免费划给旗人耕种(然后许多旗人并不耕种,而是雇佣汉人当起地主继续不劳而获),而汉族农民在康雍乾“盛世”时也经常遭受饥荒,其他年代更是饿殍遍地,“人相食”时有发生。

    因此,从满清皇帝到“底层”满族人,均作为统治民族成员享受着各种特权和优待。他们时常表现出所谓“豪爽”、“汉子”的一面并以此为荣。但这些都建立在他们的花销全部来自于汉人的劳动、他们得到的服侍无不浸着汉人的血泪(例如“旗下家奴”制度下,比农奴还要悲惨和没有自由的汉人奴隶要服侍他/她们的满族“主人”)的基础上。他们当然可以利用这些掠夺的人口和资财挥霍,赠送他人财货甚至女人以显示其“义气”的一面。这是比殖民统治更加残酷和直接的全面的民族压迫。但这一切,都被中共政权和体制内外的“精神奴才”忽视甚至美化。

    而满清统治对中华更深层次的伤害,则是在思想文化与民族气质上。如果说西方殖民统治在带来罪恶的同时,也辐射了文明进步,而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则扼杀了思想的自由、给士农工商都带上了臣民的精神枷锁。虽然此前的王朝思想自由也是有限的,但满清更彻底的进行了文化专制,在“康乾盛世”之时恰恰也是满清扑灭一切鲜活思想之日。虽然有个别残存的士大夫阶层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也只能通过隐晦的方式发表言论,并且无法得到有效传播。

    如您文章所述,满清的文字狱达到了史无前例、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其统治稳固时期)。这在现代极权主义以前,哪个政权都难以企及满清的思想控制。“文字狱”的背后是“思想狱”、“灵魂狱”,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汉唐气象、魏晋风骨、明代忠臣谏诤与士大夫苦守清流,乃至如《儒林外史》中那些明代平民“士人”的狂放自由,在清朝则全部成了辫子奴。文字狱不仅残杀“反清复明”和疑似反清分子,连尊奉清朝、在顺治哭庙前为民请命的金圣叹等文人,也惨遭杀害。只有如方苞那样奴颜婢膝侍奉满清帝王、曾静那样自我阉割,才能苟活于世(曾静在乾隆朝最终还是被凌迟处死)。还有如纪晓岚那样的表面狂放本质奴性的“家奴式文人”,成为参与篡改历史、为皇帝插科打诨(这不是电视剧而是历史)的乾隆的奴才。如鲁迅所说“满清之于中国,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

    当然,不止是文化专制,还有让汉族胡化、野蛮化、厚黑残虐化。例如中国北方尤其东北,社会风气、民众习气,普遍是野蛮暴力、奸滑顽劣、冷漠残忍、欺软怕硬、媚上欺下……而这些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满人恶毒暴戾的民族习性和治理方式,在这些地区实现了普遍的传染,并将这些奸诈、野蛮等恶劣习性传染给了附近地区的汉人,并遗祸至今。在中国,东北人的各种恶习尤其暴力行为众所周知。事实上,满人及其影响的东北汉人,不仅暴力在各地“首屈一指”,阴毒更是冠绝全国。还有,政治犯和维权人士在东北也饱受残酷虐待和折磨,也就是说体制性的暴力,东北同样领全国之先。虽然劳教所曾在全国都有,但论暴力、阴恶,东北首屈一指。建三江事件,四位维权律师被打断24根肋骨;王全璋律师被强迫按手印、蒙头暴打;记者被各种跟踪威胁……马三家事件,劳教所男女管教人员对女犯的各种殴打、欺凌自不必说,还有普遍性的性虐行为。据作家王藏的采访,女性维权者朱桂芹说,“她走出馬三家後就絕經了,有次在截訪車上被強暴過。強暴她的人邊做邊問她“爽不爽?我的雞巴大不大?”种种暴虐不胜枚举。

    在满人所谓“龙兴之地(准确说是最为肆虐之地、蛊毒的源头)”,强横野蛮是通行证,正直善良是墓志铭。而东北人一举一动中都充满着野蛮和强横,言行举止把“暴力”和“侵犯”体现的淋漓尽致。还有许多满族“知识分子”也将其野蛮狡诈带入社会、污染中华,例如满族的“公知”“五岳散人(姚博)”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人爱好约架、暴力威胁、撒谎、辱骂,将满人的胡虏言行展现的淋漓尽致。如一个网名叫“马前卒”的满族媒体人任冲昊,则是那种表面客观中立,实则暗暗为满人种族压迫洗地、尊奉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高知理工社达工业党。任冲昊这类东西,比“五岳散人”之流危害更大,前者为代表的满清余孽长期控制着中国北方舆论、恶塑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品性,并侵凌着中国南方温和典雅、正直清明的文化。其他如专门霸凌弱势替强权洗地的记者张洋(“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另一洗地记者王志安、满嘴脏话且纵容手下伤人和威胁他人的北大教授孔庆东(其人还在正式采访中公然声称自己有“死士”)、骗子企业家罗永浩、不要脸流氓公知徐志戎(肉唐僧)等在互联网上最活跃的流氓、阴毒恶佞的汉奸国奸,也是东北出身的。这些都是因野蛮残暴无耻的满人野蛮文化未被清除造成的灾祸。

    满清作为一个异族政权,为了控制有其百倍人口的汉人,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满清以暴力屠尽有反抗骨气的汉人,尤其摧毁有独立思想、民族精神的士大夫,让汉人丧失了启蒙者、先驱者、领导者,将反抗扼杀在萌芽中,并精巧的使用类似于商鞅的“弱民之术”和“剿抚并用”的毒辣手段,使得汉人平民分散而难以团结,汉人在一盘散沙、任其欺凌与愚化;另一方面,如鲁迅所言,“他们(满清皇帝)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即以榨取汉人的文化成果为他们自己所用,并选择性的方式利用汉文化,剔除那些自由和反抗的思想,鼓吹其中主张顺从的礼教纲常,并拉拢愿意与满清王朝合作的汉族士人,让他们居于满人之下、其他汉民之上,以满治汉、以旗治士、以士治民,以经过加工、歪曲、筛选的“汉文化”,建立新的文化道统。这与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乃至列宁主义加以彻底改动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曲同工。满清入关后的屠杀与征服,及一系列的制度化奴役措施,摧毁了汉人的骄傲与骨气,切断了汉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扼杀了汉民族的民族性,也是汉人普遍丧失民族精神、大规模死心塌地充当汉奸的开端(蒙元时期不仅短暂,而且也没有进行精神上的全面征服,而满清却摧毁了汉人的民族特质与国风民骨),并如浸入骨髓的毒药一样,为祸至今。

    满清还打断了明朝中后期中国文明开放的风气、文化、政策和倾向。在明代中后期,中国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例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民本、”工商皆本”、”经世致用”、“天下为主君为客”等进步主张。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取得惊人进步,宋应星、徐光启都是世界级的科学家。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也在朝海洋发展,正成为一个外向型的开放包容、经济发达、人文兴盛的国家文明。然而这一切都被满清入关所打断,满清为维护其统治开始了严厉的思想控制和闭关锁国,以及压制资本主义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将科学技术称为“奇技淫巧”加以禁制,实行残酷严厉的皇权专制统治,让中国倒退到一个封闭落后、高度专制高压的封建主义国家。

    同样,满清对于历史的篡改、文献的破坏也是惊人的,同样引用鲁迅先生的话“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篡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其政权湮灭和篡改汉人的史籍书目,毁掉任何批判满族入侵、屠杀和实行种族统治的著作。因此,像扬州十日等屠杀才没有非常正规的当时史书流传,而这反而成了今日满清余孽否认历史罪行的借口。他们只说“没有正史记载(其实是有正史性质的侧记的,例如外国人的见闻《鞑靼战记》)”,而回避当时满清高压统治下,根本就不可能允许书写和流传记载屠杀的正史。在这方面,中共又与满清异曲同工,拼命淡化和抹杀历史,禁止对历史罪行的调查和记录。只是由于当代文化普及与印刷业、传媒业的发达,尤其影像时代的到来,中共难以像当年满清那样完全控制主流舆论和历史典籍、不能彻底抹除罪恶罢了。满人和中共都希望让人们忘记他们的历史罪行,“一切朝前看”,压制对真相的探索并试图以时间淡化罪恶(某种程度他们的确已经得逞了),避免激发愤怒与反抗、被清算或报复,以维护既得利益。而他们制造的累累罪恶,屠戮的亿万生灵,则都沉冤于地下了。

(而民国建立后,尤其民国初期,中国思想文化“井喷”、“百家争鸣”重现,更从另一面体现了满清专制压迫之严酷。试想,如果没有满清二百多年的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篡毁历史,中国还会承受数百年的外敌屈辱吗?还会被列强的科技、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打败而没落吗?甚至如今的中国,都会因17至19世纪很可能的文化再兴,早已处在民主法治之中了。隔海而对的日本,在一部分方面就是成功的镜鉴。而中国却因蒙昧自私残暴的异族统治,失去了更早文明开化的机会。)

    陈寅恪曾经说过,“道德交替的时代都会出现两种人。‘巧者’会利用新规则的权利逃避旧规则的义务,利用旧规则的权利逃避新规则的义务。‘拙者’则会放弃新旧规则的权利,承担双重义务。”满人就是典型的“巧者”,既在民国之前通过血腥屠杀和疯狂掠夺获得了特权和进行了压迫,又在民国时期和当今利用近现代文明社会反对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宽容和解式道德,躲过了原本应该经受的剧烈惩罚。满人给汉人带来了极大伤害和屈辱,却并没有付出应有的代价,甚至还利用其“少数民族”身份博取国内利益和国际同情。

    满清的“奴才文化”不仅在其统治华夏的二百多年灌入汉人人心,还遗祸至今。即便在激烈批判满清的民国,满清遗老遗少还通过篡改历史,编撰了美化满清专制、淡化历史罪行的《清史稿》,为祸甚大。而中共建政后,更是连同盟会和国民党当年主张的反满思想都进行否定和批判。毛泽东时代杀人如麻,无论知识分子、进步学生、前国民政府人士、党内反对派……都遭遇血腥杀戮,对维、藏、蒙各族也肆意镇压,但对于与汉族有“屠祖之仇、夺女之恨”的女真和满清,包括当时还活着的满清原当权派和贵族,却惊讶的宽大,从末代皇帝溥仪到载涛等遗老遗少,都在政治动乱中得以保全。文革中明陵、岳飞墓袁崇焕墓,以及徐锡麟、秋瑾、章太炎等反满抗清志士的墓葬都遭受严重破坏,万历皇帝遗骨被拉出示众,而清朝皇室的陵墓如清东陵清西陵乃至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等人的陵墓却均未被破坏(起码没有被严重破坏),甚至建国前参与盗挖清陵的人还被中共政权处决。毛泽东甚至还自称曾是满清和溥仪的臣子,赞誉满族“了不起”,言辞间对成为满人政权的臣民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血腥的文革中,从民国知识分子到中共党员纷纷遭受迫害,满清遗老遗少却以最幸运者的身份躲过了运动打击(最多有部分皇族被下放劳动,在当时已经属于非常幸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被批斗致死,满清的皇帝却得到善终,何其讽刺。(此外,中共政权迫害国民政府人士,迫害民国时代汉族优秀知识分子,客观上也是替满清做了报复,并一定程度接续了满清的衣钵,切断了打倒满清、恢复中华的民国的国脉)

    而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恐怕和他本来(至少在晚年)就对满清那套专制制度和“奴才文化”很认同有关。而其后的邓江胡习时代,均默许甚至鼓励歌颂满清的作品登堂入室、禁止关于反映满人对汉人及其他民族屠杀暴行的题材上映,除了“维稳”、“民族团结”的现实政治需要,还在于中共统治集团,与满清及满族遗老遗少“心灵相通”、“相互谅解”、“惺惺相惜”,有着共同的统治形态和内质的高度共通。(当然,还有就是,满人和东北汉奸在中共取得政权过程中出力甚多,例如中共在东北的经营和辽沈战役的胜利,以及后来大批干部“南下”,都有满人和东北人出力的影子。例如有一个叫“关山复”的满人后来当上了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从其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复辟之志(且其原名为“关恩吉”,“关山复”是后来改的))

    具体说来,中共和满清二者,都视汉族及其他弱势民族民众生命为草芥,崇拜暴力与强权、统治专横而野蛮、手段残忍而暴戾、品性奸狡而凶狠、为维持统治和社会稳定不惜一切残酷手段、对最具骨气和能力的反抗者毫不犹豫的剥夺生命与肉体摧毁、建立系统化制度化且软硬兼施的以奴化国民为首要特征的社会管制体系、制造不平等和划分尊卑等级(例如满清的满汉之分、八旗体制、“包衣奴才”和“旗下家奴”,与中共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官民(乃至“官”内部和“民”内部)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悬殊的福利待遇差别)、形成庞大的剥削与食利者(满人和中共特权阶层;八旗子弟与当今“红二代”、官二代”)、摧毁人性尊严和建立臣民和等级社会、以经济发展掩盖戕害人权、对民众分化瓦解和“分而治之”、核心统治阶层总体“斗而不裂”且关键时刻一致对“外(被统治者)”、纵容贪腐和压榨以拉拢官绅阶层巩固统治、得势前四处“统战”许码得势后翻脸不认“卸磨杀驴”(如满清对待三藩、汉八旗、蒙古诸部;中共对待农民、知识分子、国民党投诚人员)、禁锢思想扼杀自由、全面篡改历史扭曲真相、严密控制舆论和封锁负面信息、大兴文字狱毁灭事实与罪证、戕害独立知识分子、培养奴才式文人、愚化奴化民众、“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对外出卖国家利益以维护统治阶层利益、对待海外侨民冷漠无情乃至见死不救……中共与满清有太多相似,不胜枚举。(虽然以上问题中的一部分在其他朝代也有,但是都没有满清和中共突出、恶劣)

    习近平时代,体制内对于满清的吹捧再度达到新高。由包括阎崇年、李治亭在内专一为满清种族屠杀和压迫洗地者主编的《清史》,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政权都大力拨款和提供人才支持,习近平时代更是达到高潮,将修撰《清史》当成政治任务,习还亲自为《清史》的编撰做批示。人民日报等官方喉舌还公开发表高度赞颂满清统治、鼓吹要“牢牢把握清史编撰话语权”的文章。无论内政外交的历史记录与评价,中共都显然承袭了满清而非民国的道统与内质。如在涉及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役时,皆以满清为代表中国的正义一方,而故意忽视满清政权同样是殖民者且远比英法等国暴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镇江之战中屠杀成千上万汉族平民的满人海龄,因抵抗清军而死,被中共中国官方定为“民族英雄”加以称颂,就是中共史学以满清为本位和正义为立场最突出的例证。

    还有游离于体制内外的如以“战争史研究”自称的粉满清统治的历史学者阎京生,也是典型的既维护其满族特权、为满清统治涂脂抹粉,又歧视穆斯林、贬低黑人的典型的满清余孽。中共还纵容为满族洗地的满人和汉奸学者肆意篡改历史,如李治亭将满人通过血腥屠杀实现的“剃发变服”是“满汉融合的成果”、“剃发留辫”恰好证明清朝满洲人的做法取得了完全成功”……”种种无耻之言竟可登堂入室、公开宣扬。满人利用中共的“民族团结”政策来遮蔽自己的历史罪行,并半地下半公开的保留和增加自身的特权。满清王朝都灭亡一百多年了,如今却还凌驾于汉人之上。一个人口不到中国1%的民族,却骑在人口百倍的十多亿汉人头上,何其讽刺。(此外,据报道,2017年中国官方教科书废除了元朝“四等人制”的论述,同样是中共为了所谓“民族团结”取悦蒙古人和满人(当时的“色目人”),以及防止人们将之与现在的户籍制度比拟,而美化蒙元、歪曲历史的举动)

    而自恢复高考以来,满清余孽及其盟友仆从附庸人口最多的东三省(尤其辽宁省)的重点院校(一本)录取率一直仅次于京沪津及西部地广人稀省份,是人口众多的省份中高考录取率最高的。而众所周知,东北地区民风恶劣、国民素质总体低下,教育出的学生“才”不见得多高,但“德”却远低于其他任何省份尤其长三角地区。而在具体高考录取和自主招生中的猫腻则远较其他地区恶劣。但东北地区却能长期保持非常高的重点院校录取率,而且满族普遍得到作为少数民族的高考加分(虽然只加5分,但是在中国高考过的都知道那5分多重要。当然相对于东三省在录取率上所占的便宜,这个加分的影响的确是相对“小的”)。这很明显与中央和东三省的主政者的政策偏袒有关。而众所周知,在中国,高考对人生命运有巨大影响乃至决定性作用,各省的高考录取比例及名额分配关乎各省考生前途命运。

    这种极不合理的录取政策,一定程度继承了满清时代科举考试民族和区域录取不公的现象,也延续了满人及北方各遭胡化浸淫政权实行的“重北轻南”的录取方针,尤其极力压制教育质量极高的江浙地区的录取比率。而在北方的录取率中,东三省录取率远超陕冀晋鲁豫等其他所有非直辖市省份;满遗和亲满汉奸中的精英集中地--北京,更是有全国最高的一本录取率。这种对录取率的规定,显然是教育部乃至国务院资源分配决策的一部分,东北学生和北京学生获取的这些不正当的巨大利益,是建立在牺牲中部刻苦学习的弱势学生前途、挤压江南地区德才兼备的优秀学子权利的基础上的。这还导致了大量流氓恶棍跻身重点院校,继而进入党政和企事业单位高层,权钱皆得并代际传承其恶;而江浙及中原地区大批的善良、刻苦的学生,却因低录取率无缘名校。于是,劣币驱逐良币,满人及其传染的汉族东北和京津野蛮人取得了控制中国的优势。满清已被推翻百年,但满清余孽、其附庸们的余孽却还在继续剥削曾屠杀过的江南和中原人民,在高考这一当今中国教育的核心领域挤占录取名额、危害其他地区每年数百万累计上亿考生的核心利益,这多么无耻,又多么讽刺。

    其实,何止高考,包括政治中枢、权力结构、资源配置倾斜方向、财政转移支付、文化政策……都是“重北轻南”、分配不公、设置不平的。满人并没有真正融入汉族,也没有平等的参与进“中华民族”,而是嵌入在汉族人口为大多数的政权之中,保有其相对于汉人的独立性特异性,鸠占鹊巢式的跻身高层统治集团,谋取满人及与被其胡化的汉人的利益。满遗就像入侵正常肌体的癌细胞,如寄生于生产者身上的寄生虫,极大的影响乃至作为关键势力参与操控中国政治权力的中枢,大批满人及亲满东北和京津汉人成为大权在握的国家官员和公务员。南方被东北野蛮残暴者疯狂的吸血,每年得到南方的转移支付以数千亿计,供养的则是如当年八旗子弟那样的东北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特权阶层(其实改开之后还好些,毛时代则是宁可饿死上千万河南、安徽、四川的农民,也要供养北京、东北的干部和工人)。看看现在富得流油、大讲排场的东北权贵、土豪,就可见一斑。这是一种“国内殖民主义”。而这,自然有利于满人得到更多特权,且将其阴险狡诈、残暴恶毒的文化传染更多地区和个人,如无制约的黑社会对平民的危害那样,造成更大伤害、更多人成为这种阴险与暴力俱备言行体系的加害者和受害者。他们在获益的同时,还在不停的谩骂、伤害着为他们“供血”的南方人民。这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这已经不止是历史问题,还是当前的问题。

    而同时,中共从毛泽东至习近平时代,始终压制汉民族意识、阻止汉民族的觉醒,以“中华民族”代替、抑制汉族民族主义,封杀、限制关于汉族抵抗满清等蛮族入侵的学术研究和文学作品(而如前所述,同时却极力纵容乃至支持满遗和汉奸编撰美化、赞颂满清的各种研究),千方百计防止所谓“大汉族主义”思潮并远远矫枉过正。江泽民主张“闷声发大财”,而满遗也在“闷声渗透中华”。作为江苏扬州人的江泽民,却纵容歪曲历史、粉饰满清的“辫子戏”到处上演(虽然他曾经表达过对史可法的敬仰之情,但是现实中并没阻止满遗各种类似于复辟的行为)。相对于“辫子戏”的轮番上演,反映明末清初汉人抵抗的影片不仅大多胎死腹中,即便拍摄出来,也被封杀限缩,如《大英雄郑成功》等哪怕只是支线内容带有反满、反清复明的电视剧,也被撤档停播。央视拍摄的纪录片中涉及到了《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宋应星一家包括他本人都是抗清英雄,片中扮演宋应星的人却蓄了辫子。甚至连有的网络游戏中的“汉”字旗帜也被“和谐”掉,变成无字的空白旗帜。只有反映更久远且为数很少的带有弘扬汉民族色彩的影视剧才得以幸免(如《汉武大帝》),且凤毛麟角。在绝大多数场合,作为中国主体民族、占人口90%以上的汉族人民,居然不能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自觉意识,而是被裹罩在“中华民族”的大而不实的躯壳下丧失民族灵魂,何其不公、何其讽刺。

    总之,中共千方百计抹除汉族的民族意识,跻身中共政权党政高层的满人更是通过各种手段抑制汉族人民的苏醒和复兴。一个占有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民族,居然没有自己的独立民族意识、不能纪念自己民族的英雄与死难者、不能为历史上受难的民族同胞伸张正义,这是多么屈辱的事啊。“靖康耻,犹未雪”,而满清奴役中华近三百年的历史同样没有洗雪,让汉族被其压迫而成的奴性没有祛除,汉族应有的荣光也没有恢复和发扬、发展,汉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色因此丧失,这是每个炎黄子孙的耻辱。

    当然,这也不只是中共的问题。满清和中共对汉民族的压迫政策是一方面,而汉族人民自己缺乏觉醒意识也是一方面。除了清末民初的汉族觉醒,汉族再无重新凝聚、复兴的意欲与信心。而满清统治后期和中共统治前期,正是民族主义在世界勃兴之时,但中国的汉族却被异族/专制政权压抑,错过了提高汉民族凝聚力、团结一心开拓进取的时机,导致汉民族没有像世界许多民族那样,争取民族尊严和自由解放,而是继续一盘散沙、民族认同感低下,甚至出现大批的汉奸、逆向民族主义者。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中共建政后以至今日,汉族中的民族败类就层出不穷、比例远高于任何其他民族。例如抗战中中国伪军不仅数量世界第一,占被侵略国家人口的比例也是最高的,而且还是在汉族遭受日军大规模的屠杀、奸淫、抢掠、摧毁,二战中平民受害最深的情况下。这可见汉人的软骨与凝聚力之低下,离心倾向之严重。

   (值得说明的是,中共如今对包括维吾尔人、藏人等西部诸民族的镇压,更多出于宗教而非民族因素,主要出于维护统治而非民族主义因素,且与当年满清对新疆、西藏乃至西部回族聚居区的政策趋于一致,某种程度是对满清对维藏回等民族压迫的继承。我当然坚决反对对维族和藏族的压迫,尤其痛恨对新疆的集中营政策。因为维族藏族回族都从未全面压迫过汉族,没有像女真/满人那样对汉族进行单方面的血腥杀戮、奸淫和奴役,汉族和维藏回等民族只是互相有过冲突而已,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反而当年满清时,满族作为统治阶级,驱使汉人、利用汉人去镇压维藏回等民族,让汉族和维族/回族双方死伤枕藉,而满人自己坐收渔利。而那时也没有因之产生大汉族主义。如今虽不是满清掌政,但中共与满清颇多类似,同样压制汉民族主义。因此新疆集中营的建立、对维藏回等民族的压迫,并没有代表汉民族主义的崛起。而且,这也是汉民族的耻辱,我们不应该在受满人压迫后、现在受满人遗害和余毒未消时,同时又做对另外弱小民族的加害者,针对没有单方面历史血债的民族进行如此残酷迫害。这是罪行,未来必须对维族道歉、补偿、清算(包括对刽子手处以极刑))

    (有人看了我反满言论后说我是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者,还因此意淫式联想出我支持中共对维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压迫。而我恰恰是反种族主义的,既反对满人对汉人的种族压迫,也反对汉人对其他民族的种族压迫。这些指责我的人还列举中共对维藏回蒙等民族的镇压行动说明中共是大汉族主义者、相关行为是汉族迫害少数民族。可是至少在“前30年”时期,汉族同样受到残酷压迫,许多汉族省份(如河南、安徽)被饿死杀死人数远远超过少数民族聚集区。而且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恰恰满族没有受到清洗压迫(甚至轻微少量的杀戮都没有(老舍之死显然与其民族属性无关,相反恰恰是其比较明显淡化满族身份、与满族圈子疏离,才被当成一般知识分子整死,像满清皇族反而被保护起来了),惊奇吧。隔壁内人党事件中蒙古族死伤枕藉的时候,吉林延边朝鲜族地区被大规模破坏(但是没怎么杀人)的时候,不远处的满人却毫发无损)。满族是反右、大饥荒、文革期间受损最小民族(比汉族都小得多),东北是受损最小地区(小于全国几乎所有其他地区)。以上这些信息及各族各区域受难情况对比都可以很容易通过历史常识判断,以及搜索资料查到。

    还有,如前所述,维回藏蒙被血腥压迫最惨痛的时期,恰恰是满清掌政时期。无论是清准战争后对蒙古准格尔人的种族灭绝(杀死和间接致死了蒙古最强部落准格尔部落约80%人口),还是镇压新疆穆斯林大小和卓(霍集占)反叛、镇压吴八月等人的苗民起义、镇压杜文秀的云南回族穆斯林起义,以及挑动陕甘回汉互相杀戮及镇压白彦虎、马化龙起义,及这些镇压中伴随的带有种族性质的血腥屠杀,都是满清所为。而直接指挥、主导这些镇压和屠杀的,是满清皇帝康熙、满族将军费扬古、福全、佟国刚、兆慧、福康安、何琳、多隆阿等人。公开下令灭绝准格尔部的是非常强调满族独尊地位与满汉区隔的乾隆。即便为数不多是汉人将领指挥的镇压,如左宗棠率军进军新疆造成维汉冲突和冤仇的“湖湘子弟满天山”,真正决策者不也是满清皇室吗?在西藏开始实行高压统治的也是满清,派驻了驻藏大臣实行实地控制,并武力镇压藏人反叛。满人统治的清朝是汉蒙回藏苗等诸其他民族共同的地狱。

   相对的,汉人王朝明朝却对边疆异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并不实际控制,只是令其臣属纳贡。只有在遇到入侵时才反击,如对蒙古和女真,并且也没有进行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屠杀。明朝汉人也对西南苗民有征服,但是没有种族屠杀(当然一定有对平民的伤害包括杀人、强奸,但是规模程度都不能和满清相比),反而带来文明教化。而与维藏几乎没有军事冲突。这并不是说明代就多么伟大文明,但是的确比满清文明太多了。就像美国和苏联都入侵过阿富汗,但是两者做的事性质和程度都大相径庭。后来汉民族主导的、带有强烈汉民族主义色彩的民国也没有刻意迫害少数民族。

    如今中共对维回蒙藏的镇压,起源都是满清时期的征服,中共也在编修清史在内各官方史书及编写历史教科书中公开承认清朝对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贡献,对以上提及的包括准格尔屠杀(平定准格尔)、镇压大小和卓(平定回部)都予以正面评价,间接承认民族政策的继承性,并且以此作为中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的法理依据。加上前面我所叙述的其他方面中共与满清的一致性、继承性,可以说,中共政权就是满清政权的延续、借尸还魂。汉族和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包括种族性质的杀戮导致的数百年恩怨,也是满清时期起源、由满人的征服和挑唆引起的。满清/满族/女真是汉蒙回藏苗等诸民族的共同敌人,不仅过去是,现在那些死不悔改从事政治、思想各种路径复辟满清的满族也还是敌人。即便不管现在满族人对民族压迫的参与,即便现在的确存在一定的汉人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尤其在新疆),起码是不是需要论清楚历史责任、事情渊源乃至起码的是非对错?始作俑者是谁,是从哪个年代开始的?那些指责我是“大汉族主义者”、认为中共镇压少数民族行为是“大汉族主义”的,应该睁大眼睛仔细看清事实,看看这个账最需要找谁算。把满族和维回蒙藏苗等民族等同看待和对待,就相当于二战中把美英法这些反法西斯盟军和纳粹德国及日本当成一路人。如果同情维回藏蒙等少数民族,那更应该痛恨满清,痛恨现在各种为满清统治粉饰甚至美化辩护,甚至以满清为荣的满族及亲满汉奸、东北及蓟辽特权汉人。

    还有,那些指责我的人说我这样的“大汉族主义者”类似于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完全颠倒了黑白。那些满人和亲满崇清汉奸才类似于美国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显然,满清统治下满人类似于白人的地位,汉人类似于黑人的处境,而不是相反。强调汉民族主义,是为了反抗满族的压迫,就像黑人反对白人压迫一样,怎么可能是相反的关系。满清时期汉民族虽然是中国的主体,却并不是主导者。至于现在虽然满人已没有清代那样的绝对主导权,但是却和亲满汉奸勾结“各取所需”,并且继续实行类似于满清的暴政、称颂满清的“功绩”,并与满清政权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些我前面都详细论述过了),执政者不是血统上的满族却是精神上的满族。即便是极端的汉民族主义者,也不过是像黑人中的“黑豹党”那样虽然政治不正确甚至破坏稳定和谐,但也情有可原。起码应该在批评他们同时也要批评三K党,就像批判“皇汉”也应该批判“满遗”。

    我以上所说这些全都有据可查,而且非常方便容易的就能搜索到相关信息,甚至有些就是将一般知识分子都了解的一般历史常识稍微加以对比思考就可以得出来的结论,不知道那些指责我以及反对汉民族主义、反对反满的人,究竟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

    而在体制外、海外,满人篡改历史、粉饰和否定血腥屠杀和种族统治的行为也越发猖獗。例如具有相当重大影响力的中文维基百科(英文的我还没有去仔细分析,但是也可以看到满人篡改历史的迹象),在涉及满族、满清屠杀等方面的条目上,多是由反华反汉主义者编撰,选择性的、歪曲事实的方式叙述,还删除包括我在内的汉族编撰者对相关条目的纠正。这将直接影响数亿已浏览和潜在会浏览维基百科者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对满清历史的认识。

    此外,还有如台湾的一个叫富察延贺的很知名的满族书籍出版商,创立了一个叫“八旗文化”的出版社,经常性出版歪曲历史、美化满清等游牧民族对汉族的入侵、屠杀的书籍。而这些书籍还成为蔡英文上任后阅读的书单中的一部分(蔡英文在Instagram上张贴的她一年中要看的一个书单,二十部书中的七八部都是“八旗文化”的),可见其之毒害深重、为祸之广之烈。“八旗文化”出版社显然是满族人出资出人创建、背后有满人提供各种支持的,目的就是为了歪曲历史、分裂国家、解构汉族和中华民族、宣扬满人在内的各蛮族至上主义。而富察延贺本人也经常在Facebook等平台发表种族主义和蔑视汉人、为女真/满清及匈奴、蒙古人洗地的言论。例如他将冒顿骚扰吕后的行为称为“文化差异”,还将饱受屈辱的宋徽宗的“后代”称为“满族人”,为金人奸淫宋王朝嫔妃无耻辩护,还污蔑化称汉人为“尼堪”(相当于日本将中国称为“支那”),字里行间以其民族历史的残暴为荣。而富察延贺虽然宣扬这些乃至激烈反共内容,但这些年能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来去自由,也充分说明其得到政权或起码政权中一部分人庇护,更能反映中共政权的性质及重要支持群体。

    还有一些满独分子在海外到处挥舞满清和伪满洲国的旗帜,宣扬种族主义、粉饰满清屠杀(反而声称辛亥革命屠杀满人。辛亥当然有对满人的攻击,但是那是有情可原的报复,绝大多数遗老遗少得以存活乃至被优待,所以他们现在才有机会跳出来篡改历史)、颠倒黑白,许多其他政治反对派(例如一个叫“古懿”的在美国乔治亚大学留学的满族学生,就在包括推特在内的各平台疯狂攻击汉族,发表露骨无耻的种族主义言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都是恶毒攻击汉族、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这还是在他们Facebook、Twitter等公开贴上看到的。而私下和非公开场合又有过多少如此的种族主义和颠倒黑白、污蔑汉族受难者的言论,可想而知。但这样的毒瘤,却得到许多中国大陆自由派和港台“知识分子”的支持、亲近,还有如蔡英文这样的政要、地区领导人欣赏和阅读其出版的书籍。这是极为可怕的事情。当然,在墙内这种满清余孽也普遍存在,横行于贴吧、QQ、微博及各种论坛平台,肆意发表污蔑汉族言论,还利用中共的民族政策和维稳体制举报反清主义者,在辛亥革命过去百年后还如此嚣张。这种嚣张是有中共政权倾向满遗、满遗有组织有团伙合作和支持作为底气的,这也反映了如今满人在中国的得势以及消灭其中极端分子的必要。

    这些满清遗老遗少正在利用中共所谓的“民族和谐”政策和设置“防火长城”与外部网络隔绝的状态,大肆篡改历史、混淆是非、指黑为白,影响亿万世界民众的认知,在国际上丑化汉族乃至中华民族。其行径可耻可恶可怕。

    还有许多满人,即便没有公开宣扬满洲主义思想,却足以通过其影响力遏制他人公开批判满清。如知名天文和建筑学者南仁东、医学学者巴德年,都是满族人士。这样的人虽然似乎是低调的,但是有他们在,其他人尤其相关专业领域的人士,肯定不方便公开提出对满人问题的批判。而曾担任美国华人“百人会(成员包括贝聿铭、杨振宁、张纯如等美国最有成就的华人)”会长、是美国陆军将军的满人傅履仁,其影响力显然也足以遏制美国华人界乃至美国社会对满人的批判,乃至帮助满人在美国学界及其他各界产生影响力和拥有话语权。这样的人虽不宣扬满人优越主义,却可遏制批判乃至提及满人罪恶(即便他们不主动遏制,其他华人汉人精英,在这样的人同在一个圈子的情况下,显然不方便提及满清罪恶等问题。尤其华人汉人含蓄、内敛、不善直白表达等特点,更容易因为人情世故而对满清统治的丑恶三缄其口,对当今满人的连带责任更是绝口不提),就等于让满人罪行无法被重视和批判,汉人及中国其他各民族皆因此受屈蒙尘。

    但可惜的是,中国自由派忙于“反共(有的是假反共真敛财)”,对于捍卫历史真相、维护民族尊严根本不关心,甚至还与这些满清余孽眉来眼去、有各种不正当关系。海外的华人多于满族数十倍乃至百倍,却依旧如满清统治时那样懦弱、麻木,没有几人肯站出来对抗这些为满人粉饰罪恶者。而被他们歪曲的历史、被污蔑的汉人,在当年被虐杀、强奸、奴役之后,在后世,在当今,却还要被那些刽子手的后代编排,继续蒙受冤屈。

    我们一定要改变这样的状况。我知道,越是站出来的人少,站出来的人风险也就越大。但是我还是希望各路学者尤其知名的社会活动人士,勇敢的站出来,捍卫汉族遭遇的历史真相、为汉民族的复兴、各民族的平等与正义呼喊,在学术和舆论阵地上击败那些无耻的否定罪恶、丑化汉人的满遗恶棍,让汉族得到理所应当拥有的话语权。

    汉人被女真/满清、蒙元奴役了共计数百年,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必须荡涤历史尘污、还原事实真相,洗雪民族耻辱,告慰祖宗灵魂,再造崭新中华。


(当然,其实现在中共各种邪恶,的确不能都怪到满清后裔头上。他们虽然得势,但是毕竟不是政权主力。

其实中国的情况更类似于俄罗斯,俄罗斯被蒙古(鞑靼)征服破坏,后来起义推翻了鞑靼人,但是自身文化和言行也鞑靼化了。

其实中共统治集团,就是汉人在文化、价值观、言行上满化了,和俄罗斯人鞑靼化差不多)


    其实何止是这些满清余孽,我从会“翻墙”后的数年,尤其出境后这一年多时间,我发现港台地区及世界许多国家,对中国大陆和大陆人民充满了恶意,而且是极大的敌视和恶意。

    我曾经很天真的认为,香港、台湾以及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的批评的内容是客观的、目的是真诚为大陆人好的。但是我这一年多来发现,除了少部分是真心为了大陆人民(例如香港的支联会)、对大陆友善,大多数反而是对大陆和大陆人民充满偏见、歧视、恶意。美欧的政界学界媒体界和民众相对还好,而港台及日本的各种反共势力(而且他们反共的同时还反华),则和中共一样冷血恶心,甚至更加阴险恶毒。无耻、下贱是他/她们普遍的典型特征,他们骂中共,并不是同情中国人民,而是幸灾乐祸、自恃高人一等;他们讲大陆不好,不是爱之深责之切,而就是为了羞辱和自我满足。

   

    类似的,大多数活跃的日本网民也普遍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慰安妇(其实准确说是性奴隶)”等历史事实,反而大肆侮辱中国和中国人民。在《纽约时报》文章《为什么日本保守派不愿意承认慰安妇问题》一文中,作者提到“他在电影中采访的保守派人士属于一个在日本政府最高层具有影响力的群体。他们参与构建了日本儿童所受的教育,决定什么艺术作品可以展出,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参与塑造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对韩国的外交政策……任何涉及这些女性的言论都可能激起保守派的愤怒。上个月,名古屋一场国际艺博会上的一尊象征韩国慰安妇的雕像招致恐怖主义威胁,组织者被迫关闭了一场展览……围绕他影片的诉讼表明,民族主义者想要让所有挑战他们的人不能发声……“许多批评慰安妇问题主流观点的右翼人士都是年纪较大的日本人,但在年轻一代善用社交媒体的日本人中也有一群活动人士,一见到有人称慰安妇为性奴就会发起抨击。”

   在纽约时报官方推特发布该文后,就有许多推特使用者在评论区攻击纽约时报这篇文章,为日本罪行洗地,例如一则评论声称“下做的纽约时报媒体!!污蔑日本!!慰安妇是自愿的并且是高薪职位,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强迫朝鲜人当慰安妇,并且还有严格的卫生检查,不存在强迫一说。所谓的慰安妇问题完全是支韩两畜的颠倒黑白,倒是韩畜在越南战争中强奸了无数的越南妇女,至今还否认!!”而这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在诸如《日经新闻》等提及“慰安妇”问题时,评论区的日本网民大多也否定历史,且得到更多的转发和点赞,而承认历史罪行的是少数,而且很少得到点赞支持。

    而如今,无论中共、体制内既得利益者,还是自由派、大陆民众、海外民运,也都有大量逆向民族主义者乃至历史虚无主义者(虽然这个词是中共的官八股,但是我认为还是比较贴切的。我在我的许多文章中也不避讳使用中共经常使用、但是的确有道理的词汇和语句),没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利益意识,在国家与民族利益面前自私冷漠、视野狭隘、因私废公,没有民族大义,只看蝇头小利。还有许多人甚至抛弃民族身份,以逆向民族主义为荣,这样的人您应该也通过传媒互联网乃至亲眼见过许多,我就不具体举例了。

    其中,许多不乏有身份地位的、体制内外的、中国大陆和大陆出身的亲港台、亲日美派人士(我与类似的人在网上有过直接接触(或者准确说是对骂))的种种言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比港台和日本人整体上还要下贱、无耻、极端,甚至疯狂,反华、反人类,思想倾向于乃至就是逆向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而且明显比他国的种族主义者更恶毒下贱,因为他们仇恨的是自己的种族。(当然,我对于其中的受极严重迫害且非常落魄的,不愿意痛恨。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不值得同情的,极少是例外)

   (其实,体制内或者说处于现在中共政权下既得利益阶层的人的逆向民族主义最有危害和阴深,只不过他们没有像海外民运那样那么明显的站出来喊叫,所以不为人注意而已。而从实际危害上,这些有权有钱有势的,危害更大,他们就是当代的秦桧、洪承畴。而且,即便是政治反对派、海外民运中的逆向民族主义者,很多也都曾是中共体制内人士,饱受中共政权环境的“熏陶”,而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也基本都是在中共体制下完成的。例如傅希秋、富察延贺这些流氓恶棍都曾在中共体制内工作,余杰、王怡、刘仲敬也是中国教育的产物,他们是中共的镜像且更穷凶极恶)

    总之,无论我自身接触到的,还是耳闻目睹的,都证明中国大陆人遭到外部普遍的歧视、敌视,以及大陆人的麻木以及一些逆向民族主义风气,比当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看到的日本人对国人的歧视以及国人的麻木还要多、还要普遍。当然这跟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普通人可看到、搜集的信息比百年前的学者都要更多更广有关,但更与社会现实的变迁有关。如今的国人尤其社会精英和中上阶层比“五四”那个年代更加麻木、内讧、利己,在专制政治体制下,中国大陆全面腐烂,不仅港台与大陆矛盾重重、离心离德,大陆人之间、社会各阶层间和各阶层内的相互倾轧,导致民族向心力低下,仇视和斗争压倒了互爱与团结;而中共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半“闭关锁国(尤其互联网的封锁)”,导致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难以且也不愿理直气壮争取利益、国际形象恶化、丧失话语权,然后被日本美国等敌对或竞争国家趁机榨取中华利益、逃避其历史责任、占尽中国便宜。而中共则为维护统治,不断让利;人民不是麻木不知国家利益,就是无意或无力“内惩国贼、外争主权”,中国在国际上看似声势强盛,事实上却在到处丧失利益、讨好外国乃至港台,获利的只是中共权贵阶层罢了。

    关于以上的一些话,我在其他文章如关于中国“民族主义”那篇中也有陈述,在此就不多重复了。我想说的主要就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险恶、国家利益受损严重,从领土主权,到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军事竞争、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国民权利保护、历史问题处置和追责……中共政权全都在退让、丧失,只为维护其统治和权贵利益。而无论中国自由派,还是港台日美等国外多数人,不仅不明白(或者假装不明白)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长期吃亏、中国大陆人民一直受难,反而把中国大陆塑造成一个强势的、咄咄逼人和侵略性的、具有严重威胁的、四处扩张的、需要被防范的国家,并不区分中共为维护统治和权贵利益的行为和真正的民族主义、扩张主义的差别,且经常把中共政权及权贵特权集团、中国大陆及中国大陆人民几者混为一谈、同等恶待,这何其不明、何其错谬、何其不公?

    中华自满清入侵至今,饱受数百年磨难,近代史上遭遇的殖民掠夺、军阀混战(许多也是有外国扶植的代理人战争)、日军侵华屠杀与破坏、国共内战、国家分裂、反右、大饥荒、文革……这些中国和汉族的灾难,其中直接或间接(但却关键)由外国、外敌造成的占一半以上。海外华人在数百年间也遭遇了美加的系统性排华,以及墨西哥、菲律宾、印尼等国数十次针对华人的屠杀……而即便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依旧“韬光养晦”,在国际上畏缩不前(和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及印度日本德国比),对海外华人也未尽保护之义。

    日美及现在的港台,与中共权贵集团“不和而谋”的一同剥削和侵凌了中国大陆人民,利用中共的人权软肋胁迫中共出卖国家利益给他们,却同时在国际上将中国和中国大陆人民污名化,通过歪曲和变造事实,“得了便宜还卖乖”式的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让作为受难最深重的绝大多数汉族人民、中国大陆人民在受害之余还背负恶名。世界有史以来都罕有如此不公。犹太人历史上屡遭磨难,又被纳粹屠杀近半,毕竟还复了国、报了仇,还以仅数百万人成为如金刚石般的耀眼强国,在国际上保护所有犹太人权利;而十数亿人的泱泱中华却是受难又沉冤,旧恨难雪新冤又临,且习近平执政以来人民受压迫返折沉重,而受国际不合理责难又深。日美等国不仅不愿赎罪,反而加紧围堵中华,与港台人中的败类等仆从势力构成反华包围圈,国家再度面临清末民初列强侵凌的危机与创害。

    因此,中国、汉族的民族主义不是太强,而是根本连正常的、基本的民族团结与抵御外侮的意识和行动都不够,尤其缺乏组织和行动。而汉族团结起来共同对外、参与国内国际合理竞争、争取平等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我曾经在推特上多次讲过相关问题。例如我讲过,犹太人、突厥人、俄罗斯人、高卢人、爱尔兰人、日本人、朝鲜/韩民族人、越南人、普什图人、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都勇于维护自己国土内外同族人的权利,但为什么汉族人却不愿、不敢、不去维护在境内外同族人的权利?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吗?相反,维护本民族合情合理合法的权利,是理所应当的。还能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泰米尔人、藏人、锡克人、孟加拉人、高棉人、东帝汶人、亚齐人、巴布亚人……怎么到了华人/汉人这就不行了呢?

    汉人是逆向民族主义最兴盛的,这本来就是不正常的现象,是荒谬而可耻的。当然,它同时也有民族主义倾向,但是民族主义倾向许多民族都有,都很强烈,只有汉族逆向民族主义者比例很高,许多人还自以为荣。

    而更令人心痛的,还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利己麻木的国人。马丁路德金说过“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而在苦难与黑暗时期,这种沉默为祸尤烈。写下《现代性与大屠杀》的齐格蒙·鲍曼也在书中讲道“奥斯维辛的道路由仇恨筑成,但路上铺满了冷漠。”面对内侮外辱,大多数中国大陆人民、汉族人民,没有发出声音,更几乎完全没有行动去对抗、反击,甚至许多人是顺从了、成了帮凶,作了“平庸之恶”的。而有权、有钱、有知识、有人脉、有地位、有能力……的精英阶层的自利与堕落,决定了中国大陆整体的堕落、汉族正义感及民族与公民意识的丧失,是中国内部全面腐烂、社会不公、弱者不幸、以及对外丧权辱国的关键因素。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已经提及多次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进步青年人才的培养、准确说是中国大陆汉族进步青年人才的培养,是极为重要的、非常紧迫的。这些男女青年,代表着中国的未来、汉族的未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百年前梁任公所言言犹在耳。

    但我看到的现实是,当今中国青年人普遍的本质是“强健的堕落”、“成功的失败”、“文明的残忍”。如钱理群先生所言,中国如今培养的精英,普遍是“精致利己主义者”。钱先生说,“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我们大学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钱先生也说,“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

    钱理群先生这段话非常精辟、深刻,堪称这个时代最值得聆听的震撼的警钟般的教诲。我对此也完全的、深深的同意。我在这方面与钱先生的看法几乎没有二致。所以我在此就直接大篇幅的引用了。

    这样的青年,是非常可怕的。如今中国的青年一代,乃至说从90年代到可预见的未来数十年内的几代人,都比老一代人更加自私自利、虚伪不诚、保守因循、“外宽内忌”、无责任心、无同情心、无公义心、无革新心,实际上也没有许多外人认为有的爱国心。

    也就是说,无论当今还是未来很长时间内的中国大陆,还是会继续的腐烂下去,汉族还会一盘散沙、内讧内仇内耗不休、对内不能团结起来清洗国内胡虏和内奸,对外继续丧失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甚至会进一步沉沦、裂解,十多亿汉族人民沦为没有真正的祖国和归宿、没有民族精神和价值系统、丧失尊严血性与主权人权意识、只有物质(哪怕也不均和被剥削)没有灵魂的动物性臣民。

    中国大陆和汉族目前的状况、走向如此悲惨的未来,作为汉族的一份子,我是痛心疾首、忧虑至极的。哪怕我们没有能力力挽狂澜,也要尽力而为,奋力相挡,将历史的道闸转往正确的前路。

    如前所述,您在文中提到,过去汉人的“大一统”是为了生存的选择。其实,如今为了民族发展和国际竞争,也要坚持“大一统”。您在文中提到1880年代至1900年代,是国际关系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最盛行的时代,其实现在只是相对那时轻了,但国际关系依旧是竞争性的、排他性的,有时候甚至是零和性的。而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普京与莫迪的连任、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日韩民族主义的复振,都表明国际关系领域丛林化的还魂、加剧。

    因此,不仅古代的“大一统”是民族生存的需要,当今国家的统一,同样是国家存亡与发展的关键且绝不可缺的一环。一个统一的、领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才能立足于国际丛林。而且我们想要推动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也需要有强大的国力。您的文章中就有例子。如当年英国在是否发动鸦片战争的问题上,反战和揭露鸦片战争不义本质的托利党占据道德优势,但最终败给了维多利亚女王(如前所述,那时英国王权仍然较大)和当时风头更盛、占议会多数的辉格党。您还提到,美国在20世纪“建立了另外一种全然不同(较英国好的)国际准则”。那同样也是建立在美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基础上的。如果美国的领土和暹罗差不多、国力只有阿富汗的程度,即便其对国际秩序规划的再有道理,谁肯听呢?

    如果中国和汉族再次在新一轮的“大争之世”、“世界变局”中错失机遇,乃至再次落后、落败、重复曾经的“百年国耻(我认为是数百年)”,那将是现在和未来累计几十亿中国和汉族人民的悲剧与苦难。我们应该拼尽全力去阻止,哪怕粉身碎骨。争取民族的真正解放与振兴和国家的强大,应与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斗争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乃至互为目的、两相支撑、融为一体。

    因此,必须实现民族的解放和建立强大的国家,形成真正的汉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让中华儿女不再遭受内部胡虏的侵凌、平定反叛势力并统一祖国,击败外部日美俄印等列强的侵犯并清算其历史罪行、收复失地和争得补偿,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合情合理合法的利益,才能为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实现与发展提供坚强的保障;而必须有民主自由人权的实现,才能真正增强中国大陆和汉族人民的公共意识、促成汉民族共同的辉煌历史记忆与现实权利共同体的形成与凝聚、实现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平等,减少汉族内部相互间的仇怨、戾气与冲突,让中华儿女真心实意的团结友爱,让人民从专制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自由的发挥聪明才智、以思想和行动改变社会、集思广益推动变革与创新,让汉民族充满进取心与活力,为民族解放、国家强大、一致抵御外侮和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强基固本。此外,这也可以让国际社会看到世界文明真正的灯塔,愿意在中国的引领下共建公正世界。

    我还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但是显然一篇文章哪怕一百篇文章都说不完。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把这些思想、言论只流传于小圈子、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应该启蒙更广大的人民,将思想付诸实践,用行动实现我们所思所想所言。我并不是说只停留在言论上完全没有用,但是如果没有实践,它应起的作用就丧失了90%还要多。我们一定要行动。

    当然,行动的确是难的,但是不是做不到的。例如我对于香港此次动荡中的如黄之锋、罗冠聪、何韵诗等人的大多数政治观点及其目的并不赞同,乃至是反对的。但他/她们的行动力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这些人在美欧四处奔波游说,对于国际社会关注和支持香港起到了相当重大的作用。还有许多普通香港人,也在香港之外的欧美日乃至台湾到处展现强大的组织力和宣传力。而中国大陆人呢?代表中国大陆人民的海外政治反对派呢?在维护大陆人民的利益、推动大陆自由民主人权和国家利益方面,做了多少实际的事情呢?难道真的都是因为环境和条件所限吗?

    还有,像瑞典女孩Greta Thunberg,并没有什么非常强大的家庭背景(如果看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中国这样的家庭至少以千万计),唤起运动前也没有什么显赫的身份,但却推动了全球亿万人民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她充分运用了所学知识、和支持她的朋友们奔波联络了各方媒体和国际组织,以及每天执着的坐在瑞典议会外面,请求那些政要,唤醒人民的气候危机意识,最终掀起了席卷全球的关注和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运动,让危及人类生存的气候变化得到了数以亿计的人们的重视,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极大的舆论关注和民意支持等社会前提。而这个瑞典女孩能做到的那些基本行动方式所需的知识和物质条件,中国大陆有至少上千万人多则上亿人满足,海外政治反对派中的许多人同样有此能力。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行动呢?(当然我并不赞同她过于激进的主张,认为环境问题不能压过经济发展,不能操之过急过火。但是她的执着精神和正义感非常令人钦佩)

    我在那篇关于战略分析研讨会议题的评论文章中就提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民主化缺乏国际支持。内容很长我在此就不重复了。我认为我们要改变,一要有正确的方向,二是一定要行动,身体力行。例如欧洲议会750个议员,其中价值观正派的、愿意关注中国人权的,至少也有400多吧?有条件的,完全可以一个个去找他/她们,挨个敲门、堵门、游说、递信、呼吁、恳求……难道还会没有成果吗?另外,例如马克龙、默克尔、舒尔茨、容克、桑切斯、罗亚尔、图斯克……这些欧洲政要,难道中国大陆有识之士、海外政治反对派们,接触不到他/她们吗?没有机会在欧洲议会、欧美各国国会、各种国际人权论坛上慷慨陈词、为人民奋力呐喊吗?

    南希·佩洛西曾经为保护移民/难民权利,以77岁高龄在美国众议院连续演讲超过8小时,我们做不到吗?或者,我们连何韵诗那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两分钟引起强烈反响的演讲都实现不了吗?中国大陆数亿受难者比自由派政治反对派苦了不知多少倍,我们就算流血死亡,也不足以报祖国与人民以万一,难道这些奔波和呼吁还不应该做吗?

    当然,你们几位老师所做的,尤其做的实事,已经远远多于99%的其他中国大陆和海外反对派了。我所批评的,显然是那99%以上的,或者准确说是99.9999%以上的精致利己、不干实事乃至心术不正的国人。

    我作为一介平民,曾经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教育改革,奔波抗争近两年。现在我也在奋力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我藉藉无名,物质极贫乏,所以见不了那些知名人士,无法在举世瞩目的讲台上奋力呼喊,但我也会倾尽全力争取。如果我磕一百个头能换来一个欧洲议会议员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我会毫不犹豫以头抢地对几百议员磕上几万个;如果我流干鲜血能得到欧美进步政要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干预,我会立即切开动脉把自己的血放光;如果我接受对我最恐惧的事情(如《一九八四》中的“101房间”专门安排人承受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东西折磨)能够换取国际社会帮助中国弱势群体,我一定去承受对我个人感知上最难以承受的对我个体的伤害。当然,这些还是太过空洞,我会用行动证明。我也曾用行动包括流血和被关押证明过一部分,但那远远不够。

    而从中国大陆到海外,几千万乃至上亿有足够物质条件乃至身份地位的,是不是也要努力去做到自己能够做到的呢?当然,我没有权力要求谁强制做什么,对于中国大陆批量产出的新一代精致利己主义者更是看的很透。我所说的,只是我说到我该说的。我会为祖国、汉族、华人、中国大陆人民,尤其弱势群体、受难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呐喊和抗争到最后一刻,以报效祖国、无愧汉民。

    当然,还有更多的话,在我其他文章中说过,以及还没有来得及说的,说不完的。我就说这么多吧,已经很长,你们不见得有耐心看完。

    “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我有生之年无力实现、恐怕也看不到中华儿女完成民族解放、祖国再生、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理想了。但我相信,汉民族绝不会永甘沉沦,祖国人民终将雪耻复强,必会平定内患、殄灭外敌,在抗争与战斗中实现民族的重生。到那时,“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或许会“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在那无名烈士墓的坟顶吧。

                                                               王庆民

                                                    2019年12月2日

                                                    共和历228年霜月山葵日(初稿)

                                                    2019年12月

                                                    共和历228年霜月至雪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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