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
王庆民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为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发声者;致力于改善民权民生,做些实事

致张千帆教授的信(也是变相的遗嘱的一部分)

这信并非私人信件,属于为了公共利益和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讨论。所以,公开发布。而且,也算留下一些东西。以后说不定没有机会发了。我希望此信能够激励更多后进者,为中国汉民族的民族独立、自由民主、民权实现、民生改善,不畏艰险和死亡,奋勇前进。

张千帆教授好,

我是王庆民。首先祝您新年快乐。

我最近又在想此前和您的争论,以及相关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您说“人民”、“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往往是那些野心家煽动和利用人们的借口。某种程度的确如此。中共从起家到执政,尤其毛泽东时代,就是利用那些听起来美好的言语,欺骗知识分子和大众,让人们支持他们。但他们掌握了权力,其腐败和残忍,超过了国民党乃至外国列强,所有美好的言辞,都是谎言和遮羞布。

但是,难道就因此不再追求社会正义和人民幸福了吗?我们的确不应该再重蹈覆辙,但也不应该放弃对更加公正普惠体制的追求。在欧洲和美国,基于民主法治、和平非暴力的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已经可以说明许多理想其实是可以实现的,只是要有合理和可靠的方式。

您说过,那些革命者、政治犯,因为付出太多,以及人性缺点,往往是心理不平衡的,希望革命胜利后索取更多的。虽然这听起来刺耳,但是也的确如此。中共又是前车之鉴。毛泽东和中共干部阶层,经过几十年风餐露宿、出生入死,一旦掌权,就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享受女色,掠夺各种资源,并且世代相传,都能证明这是事实。

当今中国那些民运人士、维权者、政治犯,包括我自己,或多或少也有不良心态。这的确是人性缺点,但更多也是现实环境造成。这个社会就是“笑贫不笑娼”,弱者就是被鄙夷欺凌的对象。

而政治抗争者中,除了上层得到一些优待和国内外支持,绝大多数是长期在非常贫困、压力、各种伤害和鄙夷讥讽中生活的。即便自身想安贫乐道,环境和风评也是不允许的。

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不公不义和贫穷匮乏状态下,人们总是要为基本生活发愁,尤其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些基本需求,政治抗争者也不例外。不涉及这些基本生计,还能相对心平气和。但是如果基本生存处在危机,看不起病、家庭子女就学出问题、老人无人照管,那必然产生愤懑和怨恨。而看到那些权贵精英拥有各种特权特供、享乐无极,那更是心理不平衡。

正是在这样情况下,许多国内外民运人士和维权者,才处于愤世嫉俗乃至精神不正常的状态下。从那些入狱的人权律师,到海外吵嚷几十年的民运人士,再到国内各地活跃的政治异见者,看看他们言行就能轻易发现这些问题。甚至有些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包括杀人、伤人、强奸等行为的也有。如果革命真的成功,这些人掌了权,的确可能重复毛泽东和中共干部们的那些丑恶行径。尤其补偿心理和暴发户心态下,会比前朝权贵更加疯狂的掠夺资源财富。

如果是这样的历史循环,的确不应该。但是难道因此要反对革命、拒绝改朝换代、让现状持续下去吗?这好像也是不对的。这些抗争者的确会有私心,乃至其他一些更加扭曲变态的心理,但归根结底都是专制统治和恶劣的社会环境所致。而且其他的身份群体和阶层,其价值观、心理、言行,并不比他们好到哪里去。或者即便比较良善,难道不是建立在已获取了非法的既得利益,所以才可以相对从容生活吗?

无论这些政治抗争者品性如何,在专制高压下的呐喊和反抗,还是值得敬佩的。如果人人都是精致利己者,的确可能相对而言较为文明理性、心平气和,但是这国家也会越发腐烂、败坏,弱势群体更加艰难绝望,因为无人发声。虽然说政治抗争者应该有更高的道德自律和个人修养,这样才能在道德和大义上压过统治者。但是现实里是不易做到的。无论是物质贫乏,还是不公和欺凌,以及政权的骚扰,都会让他们变得极端、神经质、判断力弱化,以及其他各种负面思想言行。这些应该更多是理解而不是鄙夷,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抗争的代价的一部分。

当然,未来民主中国,这些人的确不适合当权执政。我是认为未来应该由温和渐进的改革者、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掌握权力和运作国家,而不应该论功行赏式的由革命分子主政,以免重复中共的悲剧。

但是,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对于那些虽然有瑕疵乃至负面言行,但为反专制、推动民主人权事业的人士,在批判其错缪言行同时,也要肯定其功绩,并且更多同情帮助。他们所承受的苦难,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是替那些没有足够勇气和牺牲精神的人所负担的。不应该让这些人心寒。

对我自己而言,经过这些年曲折苦难、各种生死经历,已经对生死和得失看淡。虽然有时愤怒,有时绝望,但是冷静下来,觉得事已至此,就放下那些已不可能实现的诉求,利用自身的条件为国家和人民做些事,不计较得失名利。

我也在想,自己写这么多东西,其实影响还是有限,且都停留在口头,无论勇气还是道德,远不及其他许多遭遇牢狱之灾乃至丧失生命的抗争者,也不能报答各路人士包括许多平民大众的帮助关怀。我自身也有许多缺点和错缪言行,也曾经伤害过他人。

因此,无论是出于理想,还是为了报偿,我都应该付出更多。在一个丑恶社会,不仅不应该同流合污,还应该去牺牲奉献,改变不公不义。即便无力让现实变好,但自己的付出要无愧于心。

我人微言轻、影响有限,也难以登大雅之堂。自己身心经过各种创伤,也不可能再去有更高地位和影响力。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正因如此,我愿意牺牲生命,去做“革命军中马前卒”,去当革命的炮灰。中共红二代们都说了,要推翻他们,需要“拿两千万人头来换江山”,如果平民百姓没有牺牲的勇气,不舍命追求民主人权正义,也不配得到这些,也更是无法得到。

如果人们都不肯牺牲,都等着他人去牺牲而摘桃子,那民主正义永远不能实现。我愿意去。我现在已经有了一点影响力,写了一些文章,如果我回国坐牢或者死去,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响动,在历史上留下淡淡的名字。当然即便籍籍无名,那我牺牲也无愧于心。我愿意做这样的革命小卒和炮灰。

清末那些革命者,也是抱定这样的信念,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换来辛亥革命的成功。当今的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革命者,不怕身死名灭,只求革命早成。

一百多年前,革命者吴樾对陈独秀和另一位革命者赵声有过对话:“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赵声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樾道:“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

我愿意做吴樾这样的人。当然我不想使用暴力,也无力做暴力(但是自卫反击,杀死一些挑衅者,还是可以做得到)。但我愿意坐牢、再进精神病院,或者被其他酷刑折磨而死,以为革命尽力,卷进历史洪流。而更难的更远的民主宪政、天下大治、民生幸福,就由张教授您,以及其他人士尤其知识分子,来承担、筹划、执行。您和其他许多学者学识渊博、理性平和,更能承担建设国家的大任。我就当革命炮灰就行了。

我也自认不如吴樾、徐锡麟、邹容、陈天华、史坚如、沈荩,但愿意做如萍浏澧起义、广州惠州起义中那些无名烈士,“拼将廿二烈士血,浇得辛亥共和花”,即便湮没历史长河,也无愧国家人民及自己内心。

但愿你们执政之后,能够更多考虑人民大众的疾苦与关切,让中国人民世世代代都能有尊严和富足的生活。

王庆民

2023.1.2




















正是在这样情况下,许多国内外民运人士和维权者,才处于愤世嫉俗乃至精神不正常的状态下。从那些入狱的人权律师,到海外吵嚷几十年的民运人士,再到国内各地活跃的政治异见者,看看他们言行就能轻易发现这些问题。甚至有些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包括杀人、伤人、强奸等行为的也有。如果革命真的成功,这些人掌了权,的确可能重复毛泽东和中共干部们的那些丑恶行径。尤其补偿心理和暴发户心态下,会比前朝权贵更加疯狂的掠夺资源财富。


如果是这样的历史循环,的确不应该。但是难道因此要反对革命、拒绝改朝换代、让现状持续下去吗?这好像也是不对的。这些抗争者的确会有私心,乃至其他一些更加扭曲变态的心理,但归根结底都是专制统治和恶劣的社会环境所致。而且其他的身份群体和阶层,其价值观、心理、言行,并不比他们好到哪里去。或者即便比较良善,难道不是建立在已获取了非法的既得利益,所以才可以相对从容生活吗?


无论这些政治抗争者品性如何,在专制高压下的呐喊和反抗,还是值得敬佩的。如果人人都是精致利己者,的确可能相对而言较为文明理性、心平气和,但是这国家也会越发腐烂、败坏,弱势群体更加艰难绝望,因为无人发声。虽然说政治抗争者应该有更高的道德自律和个人修养,这样才能在道德和大义上压过统治者。但是现实里是不易做到的。无论是物质贫乏,还是不公和欺凌,以及政权的骚扰,都会让他们变得极端、神经质、判断力弱化,以及其他各种负面思想言行。这些应该更多是理解而不是鄙夷,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抗争的代价的一部分。


当然,未来民主中国,这些人的确不适合当权执政。我是认为未来应该由温和渐进的改革者、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掌握权力和运作国家,而不应该论功行赏式的由革命分子主政,以免重复中共的悲剧。


但是,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对于那些虽然有瑕疵乃至负面言行,但为反专制、推动民主人权事业的人士,在批判其错缪言行同时,也要肯定其功绩,并且更多同情帮助。他们所承受的苦难,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是替那些没有足够勇气和牺牲精神的人所负担的。不应该让这些人心寒。


对我自己而言,经过这些年曲折苦难、各种生死经历,已经对生死和得失看淡。虽然有时愤怒,有时绝望,但是冷静下来,觉得事已至此,就放下那些已不可能实现的诉求,利用自身的条件为国家和人民做些事,不计较得失名利。


我也在想,自己写这么多东西,其实影响还是有限,且都停留在口头,无论勇气还是道德,远不及其他许多遭遇牢狱之灾乃至丧失生命的抗争者,也不能报答各路人士包括许多平民大众的帮助关怀。我自身也有许多缺点和错缪言行,也曾经伤害过他人。


因此,无论是出于理想,还是为了报偿,我都应该付出更多。在一个丑恶社会,不仅不应该同流合污,还应该去牺牲奉献,改变不公不义。即便无力让现实变好,但自己的付出要无愧于心。


我人微言轻、影响有限,也难以登大雅之堂。自己身心经过各种创伤,也不可能再去有更高地位和影响力。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正因如此,我愿意牺牲生命,去做“革命军中马前卒”,去当革命的炮灰。中共红二代们都说了,要推翻他们,需要“拿两千万人头来换江山”,如果平民百姓没有牺牲的勇气,不舍命追求民主人权正义,也不配得到这些,也更是无法得到。


如果人们都不肯牺牲,都等着他人去牺牲而摘桃子,那民主正义永远不能实现。我愿意去。我现在已经有了一点影响力,写了一些文章,如果我回国坐牢或者死去,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响动,在历史上留下淡淡的名字。当然即便籍籍无名,那我牺牲也无愧于心。我愿意做这样的革命小卒和炮灰。


清末那些革命者,也是抱定这样的信念,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换来辛亥革命的成功。当今的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革命者,不怕身死名灭,只求革命早成。


一百多年前,革命者吴樾对陈独秀和另一位革命者赵声有过对话:“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赵声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樾道:“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


我愿意做吴樾这样的人。当然我不想使用暴力,也无力做暴力。但我愿意坐牢、再进精神病院,或者被其他酷刑折磨而死,以为革命尽力,卷进历史洪流。而更难的更远的民主宪政、天下大治、民生幸福,就由张教授您,以及其他人士尤其知识分子,来承担、筹划、执行。您和其他许多学者学识渊博、理性平和,更能承担建设国家的大任。我就当革命炮灰就行了。


我也自认不如吴樾、徐锡麟、邹容、陈天华、史坚如、沈荩,但愿意做如萍浏澧起义、广州惠州起义中那些无名烈士,“拼将廿二烈士血,浇得辛亥共和花”,即便湮没历史长河,也无愧国家人民及自己内心。


但愿你们执政之后,能够更多考虑人民大众的疾苦与关切,让中国人民世世代代都能有尊严和富足的生活。


王庆民


2023.1.2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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