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为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发声者;致力于改善民权民生,做些实事

关于我个人情况的说明(兼答与我沟通的各位社运人士)

诸位社运人士:

    为便于你们简单明了的了解情况,我就逐条的讲一下,现在脑子很乱,可能写的不很清楚明白,就这样能看大概意思就行了。

    1.虽然我的事情许多已经过了很久,但是我受到的伤害持续至今。就像在2008年和2012年在滑县和新乡市发生的事情,却在2014年的济源市(离那两个地方数百公里)再次造成恶劣影响。我都已经尽力逃避、躲避了,可是谣言与诽谤、以及当年事情留下的心理阴影和恐惧感焦虑感、抑郁症、心理创痛……都还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不解决根本问题,不搞清事实和惩办欺凌我的人,问题就永远存在,尤其那些照片的传播和散布,迄今仍旧存于我认识的人圈子里的流言蜚语,就会让我永远生活在歧视与孤立之中(还有可能被直接暴力伤害,因为歧视等冷暴力,我更易与他人冲突)我就永远无法正常生活。尤其那种被孤立、歧视、威胁的滋味,只有真正经历过的才知道多么痛苦,文字根本无法那么有力的表述出来。且这些伤害下,无人声援并反复发生,我这么多年还能坚持活下去,已经是奇迹了。

     因此并不是我放弃、放下仇恨,就可以重新生活了。不澄清真相、不惩办恶人,我就一直处于被伤害和被伤害威胁之下。我不可能一辈子躲在出租屋不出门、不接触人、不建立社交圈子。但是只要做这些正常生活的事情,立马就会被伤害,因此我自己必须做现在做的这些事,也就是追责、曝光和哪怕没人帮我,我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因为其他路更黑。

    2.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就像举报信中所说:“2018年的我,如果没有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伤害,我可能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看看我在2013-2014年的成绩,尤其2013年底那几个月,老师和部分同学都可以作证),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开学仪式上,或者已经在一些媒体、中国社科院或其他社科研究机构实习、工作,实现远大理想,通过学习和分析研究、实践,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走出困境,无论做社科研究员、记者或编辑、律师,还是大学教师,都能发挥一技之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优秀公民。但是现在呢?我的前途毁灭,精神崩溃,抑郁症日益加重,且永远无法消除以前网络暴力、校园暴力的各种谣言、曲解、诋毁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及引发的伤害,整日逃避现实,浑浑噩噩,在麻木与回忆痛苦中度过,曾经受到的伤害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摧毁了我的人生。”

    此外,我家庭因此也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因为转学、在外地各种费用,以及我这些日子维权,花费累计至少十几万,对一个县城工薪阶层、家庭又有病人(祖父母长年卧床和一年几个月去大医院看病,祖父已于2016年去世,我父亲2015年脑溢血,现在还没好利索,我自己也有抑郁症)的家庭,已经是耗尽积蓄了。如果没有这些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我早就正常考入名校学习、工作了,有了收入回报家庭、维持自己生活,乃至做更多的事情,就如上面所说。可是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毁掉了这一切。

    这样的仇,怎能不报?这样的冤,怎能不诉?这样的伤害,怎能不反抗?

    3.我以前的忍耐,都是为了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高校之后,再利用影响力去做现在做的维权的事情,毫无疑问那样做更好,因为我有了身份、地位、人脉和各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现在难以实现了,只能就现在这样没身份没地位的做。

    其实这也是许多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各种青少年受害者共同的困境、悲剧:人生刚刚开始,就被摧毁了正常的学习、生活,被摧毁了学习能力、人的精神被击垮、毁掉了人际交往的意愿、无法正常的进行学业和工作,自然也没有充足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反过来,那些校园暴力加害者、旁观者,却因为没有被欺凌,没有受到以上这些损害,甚至从欺凌受害者中得到心理的满足与愉悦,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甚至取得很好的社会地位与收入。他们是青春期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愿意提及曾经的校园暴力,甚至轻描淡写、歪曲事实以打压受害者的控诉。青少年受害者的话语权,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摧毁在萌芽中。

    因此,这本身就是悖论:受害者话语权是不足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受的伤害,害得他们没有身份地位和各种条件。反过来有话语权、有能力与条件的,是加害者和旁观者,他们没有动机去讲防治校园暴力、甚至替校园暴力辩护。这在我发的《思考》一文中有详细讲述。相对来说,我是受程度较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中条件(尤其知识水平)最好的,这也是我能够做这么多的原因。

    4.校园暴力受害者数量众多、程度严重,但是都处于孤立无援、被社会严重忽视的状态。其他的受害者都有组织,无论是讨薪教师、上访退伍兵、女权活动者、基督教会成员……他们都有组织、能够互相通气和声援,一旦有人被捕被打,就能被社会广泛知悉。但是像我这样的校园暴力、家庭暴力之类的受害者,是没有办法被外面了解和声援的。一旦被抓,就出不来了。

     这也是我在建议书中提到为什么要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NGO、让校园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让公民们都参与防治校园暴力的原因。他们需要组织起来,更准确说是需要被组织起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组织起来,普遍处于孤立无援、眼睁睁看着、等着自己受欺凌却无能为力的状态。

     5.校园暴力受害者与《熔炉》中的残疾孩子类似,是属于必须有外力介入、他人帮助才能维权、正常生活的人(群体),他们与有自主维权能力的工人、教徒、退伍军人并不一样,他们缺乏求助、组织、谋生、对抗的能力,无法自己去维权,必须要有非受害者也就是作为成年人的社会活动人士、普通公民等的帮助与声援。

     

     

     当今中国社会乃至其他国家对于校园暴力(包括各种冷暴力、歧视以及扭曲化的人际关系)的轻视,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社会资源(权力、金钱、传媒舆论等)本身就是掌握在以前在学校属于旁观者、霸凌者以及远离严重类校园暴力(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市区户籍人民)的校园环境下成长的人。这个虽然我没办法统计,但是根据直观感受以及通过在现实以及互联网的一些了解,似乎是这样的。一些曾经在学生时代是流氓混子的学生毕业之后很多也比被欺负的人混的好,有些还是当地地头蛇、小干部(当然也不乏“大干部”)之类,其他地方官员、富豪恐怕也是旁观者或者霸凌者居多吧。至于被欺凌的人,在校园习惯了被欺凌,麻木不仁,到了社会上可能还是被剥削、受他人管理乃至被边缘化的人。对学习成绩的负面影响本身就几乎阻断了他(她)们进入社会上层的可能,甚至社会中层都不见得能给他(她)们多少席位。而掌握国家更高权力的官员、学者以及影响力很大的传媒的校园工作人员更多也是在沿海大城市市区重点中学学习,不了解大多数学校残酷的校园暴力,所谓“何不食肉糜”嘛。而且类比体制内与体制外、老板和民工、城市和乡村完全不对等的资源、地位以及与不对等的资源地位极为“对等”的话语权轻重,这个推论(社会资源包括话语权被校园暴力中的旁观者、霸凌者,以及远离校园暴力的“蜜罐人”控制)恐怕也是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

   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难道确实比中国大陆整体的校园暴力水平严重得多吗?从常识就可以否定。只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弱者有了话语权,强者中也出现了更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者、同情者,加上新闻、电影的开放度,才有那么多反映青春期阴暗面的相关电影和新闻。一个不重视家庭暴力、校园暴力问题的社会,并不是家暴和校园暴力问题确实很轻,而是这些受害的妇女、儿童、青少年、老人、残疾人的弱势群体已经被排斥出社会既得利益群体了,没有足额得到应得的教育或经济收入、没有得到平等的社会地位、没有与既得利益者公平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充分的话语权,没有为这些弱势群体支撑的舆论阵地(或者虽然有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平台,但是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他既得利益者冷漠以对)。相反,那些没有经受(或者受害很轻)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的人,或者校园暴力就是施暴者、旁观者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经济权力、政治参与权、社会文化制定权、社会舆论主导权,加上自身身体优势的暴力力量,又缺乏公平正义、平等博爱、扶弱抑强、同情心同理心的教育,这样环境中弱势群体所经受的痛苦和不公对待很容易被湮没,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很坦然很不在乎。既然这些人并没有在校园暴力中受害,自然总体上改变它的积极性就不是那么强(当然一些人例外),甚至一些人不觉得它是错的,虽然这些人中大多数恐怕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处于校园欺凌的被欺凌一方。

     因此,必须有拥有较高社会地位、更多话语权、更多权力与权利、有较高知识水平和见识与视野、有更多进步价值观的人干预、帮助,才能让校园暴力的严重性充分被社会了解和重视。

    6.在大陆遇到的最大可能危险不是公安和国安,而是来自我举报的人的打击报复,他们涉嫌有黑恶势力背景(否则当年就不会那么嚣张),拉帮结派,有N多种方式可以骚扰、威胁、伤害我,政府和公安完全可能袖手旁观,“借刀杀人”,借助这些人变相“维稳”。如果我在网上遇到攻击诋毁,并且发展到线下,直接在我现在孤身一人的住所威胁和攻击,再次发生2008年时候那些事,我怎么办?求助谁?当年在学校作为学生都没有人管,现在我实际上已经不属于任何学校了,大陆警察又不愿意管理,那怎么办?

     7.你们提及的如果我在香港滞留、抗议,回陆后会受到巨大压力。这个我明白,但是过去、现在,我已经承受了巨大的伤害和心理压力,2008年和2011-2012经历的校园暴力的心理阴影、2014年高考那年我的心理折磨把我都要逼疯逼死了,还有什么不能经历的?现在我的情况差的已经不能再差了。

     8.我已经拖了4年,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思维能力也下降和退化,记忆力下降的也是厉害,经常丢三落四,正常学习和生活难以维持。而我家庭也因为变故而很快无法在经济上和思想上支援我。我没办法再等下去了,等彻底发疯、流落街头、自杀,就都来不及了。最多只能继续在大陆河南的出租房再麻木的呆几个月(还是在(6)不发生的情况下),又有什么意义?那时我还有机会来香港吗?

     9.我回去之后还是只能去学校或者政府游行抗议,然后就会被抓和限制出境。教育厅接受材料一个多月了(4月20日接收的材料),也没有回复。不闹的话,更得不到关注和回应,闹了就出不了境、人身自由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我回去肯定弊大于利。当然,也恰恰是现在的绝望,才让我抛弃一切幻想,重新维权、呼吁社会关注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此前我曾经犹豫的情况下放弃了南方周末一位资深记者的报道邀请,现在我后悔不迭,我绝不会重犯二次这样的错误,绝不放弃现在的机会。

      以我的个人情况,例如精神状况、身体状况,社会背景(没关系没后台,性格还比较偏激,又缺乏人际交往能力,进了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就很可能死在里边,出不来了。而且死前必然还会遭受欺辱,如果激烈反抗和抗议,还可能遭到残酷虐待。

     10.我现在非常需要媒体的介入。因为只有媒体的报道,才能让社会了解这些黑暗,引发人们对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关注。

      我希望有严肃的、擅长做社会新闻与深度报道的、有人文关怀的媒体进行调查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南方周末、凤凰周刊、端传媒等。校园暴力是很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黑白对错,想引发社会深入思考,更是要避免片面、激进、口号化。只有完整的展示了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前因后果、内因外情,挖掘各种校园暴力事件各方背后的故事、联系各种专家学者探讨和交流,才能有真正的成效。像打了鸡血一样用煽动性大标题怒骂一场,是没有持久性和深刻性的,对于社会解决校园暴力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我也不愿意用简单的标签与口号,以“热点推动情绪”的手段煽动民粹。

      我现在最缺乏的是影响力,因此才四处发东西。就像美国的“me too”反性骚扰运动,就是需要知名人士的鼓励和宣传,当然还有强大的公民组织和媒体的支持,才能让处于相对弱势的女性讲出自己的经历,为预防性骚扰努力。她们说的事绝大多数也不追责了,但是并不是没意义。通过这些活动让女性更好的了解和预防性骚扰,也让黑暗之处的丑陋见了光,让受害者不再羞耻而是谴责加害者,并且让社会共同努力去防治性骚扰、关爱这些被伤害的女性,让悲剧不再重演。

      让丑陋见光,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受到校园暴力伤害,一方面是那些伤害本身造成,另一方面(甚至我个人认为更重要)是由于这些伤害的隐蔽性,而且我因为反抗被冤屈,因为揭露(但是缺乏证据)被误解,然后我不断辩白和抗争,然后受到更多冤屈和误解……然后就抑郁了,甚至精神不太正常了。如果真相大白,让我受的污名化被洗刷,其实哪怕不追责也可以,只要查明真相,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走到现在这样,抑郁症和各种精神问题是外因还是内因,这本身对我就是巨大胜利。


     11.我希望利用香港这样一个社运发达,个人相对自由的环境,推动中国反校园暴力与反网络暴力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现在无论中国大陆还是香港,相对于女权、劳工权利、LGBT权利、残疾人权利的组织,关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弱势青少年(尤其男性弱势青少年)的保护组织、维权组织是处于几乎完全空白状态。而这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严重程度、男性弱势(包括体格、人际交往、家庭背景弱势)青少年受到的极严重的伤害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尖锐的矛盾。这些弱势青少年,占总的青少年比例,是比同性恋群体占比还多的,受害程度也更严重(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1990年代之后,同性恋受到直接歧视与暴力攻击的有多少?而程度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又有多么悲惨的遭遇?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因此,成立相关组织、并促使政府专门对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制定对策、把防治校园暴力纳入教育机构日常工作,成为教育领域一项常态与重要的任务,都是迫在眉睫的事。

      12.绝大多数校园暴力受害者都没有能力求助、甚至没有勇气、更甚至根本不懂得不知道没有意识求助。他们更没有知识、视野、经济条件、人脉关系来香港求助或在大陆维权求助。我可以说99.9%的比我程度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都没有像我这样的这么多渠道去求助、发声。但是这并不代表那么多校园暴力惨剧没有发生,只是他们无力、也没有勇气求助。因为我现在做的事并不是只为自己,我是代表几百万受非常严重校园暴力伤害的大陆学生(或许香港青少年也有这种情况,我前两天还听冯女士讲香港有因校园暴力自杀的孩子)来请求帮助、希望建立相关组织、以后源源不断的帮助、营救校园暴力受害者,为他们维权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

    13.我个人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特殊,造成我现在这样状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某种程度我遭受的校园暴力也比较“轻”,也就是说(暂时)没有残疾、彻底精神失常而发疯,但是那么多比我情况糟糕、且更为无辜、弱势、受到严重伤害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是急需、也更值得拯救。前面已经说过了,他们没机会求助和发声,因此我一定要为他们争到支持,为他们引起社会的关注,引起陆港两地政府和公民们的广泛关注。例如媒体不报道我,而选择更具代表性的、更悲惨的校园暴力案例也很好,我可以为其处境做些解释、说出这些受害者无力说出的话。

    14.我已经说了:“校园暴力的本质,是一种精神剥削,它与阶级压迫、政治迫害、种族压迫、强奸与性骚扰、历史上对LGBT人士的歧视与迫害(现在LGBT有很大改观但是还存在)、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剥夺与权益排斥等一样,都是一种伤害、压迫、迫害行为,会给受害者带来巨大损伤,包括现实利益的毁损与心灵创伤。”但是相对于阶级压迫、政治迫害、种族歧视与压迫、男性以男权夫权父权对女性的侵凌和压迫及性剥削、对LGBT人士的歧视与迫害、对残疾人权利的剥夺,校园暴力却明显处于被忽视、被遗忘的状态,尤其不被当做一种普遍性、结构性问题对待(只有占总数比例极少的个案会被关注,且只会处理个案,而乏有推动根本对策的反思)。但校园暴力(以及12-20岁的青少年对同龄人的欺凌问题,并不一定都是学生)的酷烈性与普遍性与以上这些伤害与压迫完全在同类程度的水平。校园暴力受害者数量庞大,但是因相对分散与孤立而无法同声共气的抗争与维权,无法让社会听到他/她们与其数量匹配的声音。

     还有摘一段给大陆社运人士许志永的话:“死于政治迫害、因为政治问题、阶级、民族和宗教问题被压迫、伤害、欺凌,甚至毁掉一生,和受校园暴力、家庭暴力伤害的,除了手段途径不一样,结果难道不是一样吗?难道前者就值得关注和拯救,后者就可以放下来以后再说?死于政治迫害、因为政治问题、阶级、民族和宗教问题被压迫、伤害、欺凌,甚至毁掉一生,和受校园暴力、家庭暴力伤害的,除了手段途径不一样,结果难道不是一样吗?难道前者就值得关注和拯救,后者就可以放下来以后再说?对一个人来讲,无论因为以上哪种因素受伤害,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伤害的过程而不是动机。您(许志永)也是河南省的,出身平民,应该知道基层暴力多么猖獗,这些年很多地方还是这样。在学校被天天羞辱性的殴打、甚至被逼喝尿、在厕所里被打的滚爬的那个县城中学都有不少,个别(虽然累计起来也是惊人的)被性侵犯(男性对男性),一个人人格、尊严都没有了,人性就在20岁之前18岁之前毁掉了。不是麻木就是逆来顺受、暴力沉沦,然后再循环下去,制造出家庭暴力、给社会增加暴力。还有一些以酗酒、抽烟、赌博还有各种方式麻醉自己,还有的就自杀了。还有的因为校园暴力尤其侮辱性伤害,发疯了,精神病,生不如死。我不觉得这些比死在坦克车下要好。而那些加害者的凶残程度,往往恐怕是要超过那些专政机器下的军警们的”。

     即便从2010年算起,受严重凌虐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也比南京大屠杀死亡的30万人要多。日韩和台湾地区都有校园暴力统计数字,至于大陆,我与许多人也都可以了解平均多少人中有一个被严重欺凌的,数字肯定超过如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集中暴行。而且相对于这种有历史纪念的、已经一定程度还了公道的,校园暴力受害者往往到死都没有得到道歉,更没有什么惩罚加害者、让世人了解这些散布在全中国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各种屈辱的冤魂在青春期的经历了。

    

      15.而校园暴力问题与网络暴力问题恰恰是社运空白,也是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忽视、却又严重的社会顽疾。西方国家虽然重视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但是重点是保护儿童与青少年不受成年人、国家体制的伤害,但是忽略了同龄人对同龄人的欺凌,或者为了保护违法犯罪、伤害他人的未成年人,而相对忽视了被伤害的未成年人。而美国频发的校园枪击案则是校园暴力的极端表现。因此,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尤其13-20岁青春期男性的暴力,必须要加大力度研究和防治,绝对不能放任一部分孩子成为另一部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牺牲品。

      16.我一个人能力有限,没有影响力,甚至连印材料都要自己提着两个大包到处找打印店,用很长时间才能修订好材料。我不懂香港话也是导致出现许多次交流障碍的重要原因。每去一个地方发请愿书和建议信、张贴宣传,都需要很多时间。当然最重要一点还是我没有地位、人脉和影响力,做多少都是茶杯里的风暴,作用很小。如果有相关的组织帮助、媒体介入、社会名人的呼吁,就完全不一样了。

      17.我不仅希望社会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也希望做一些其他社会活动,尤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涉及到大陆和香港直接的民权民生的具体事情,例如推动关于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的进行;研究和促进中国大陆精神卫生体系的完善与文明化、帮助有精神疾病的公民维权;创建为例如弱势学生、重病患者与家属(相对于医院医生)、被黑恶势力伤害与威胁、遭受网络暴力的受害者、遭受家庭、校园及网络多重暴力走投无路的人、各种被歧视、孤立的人等发声的组织,给他们一个维权的平台、提供暂时留置和保障安全不受威胁与伤害的处所,让这些人不再像我这样求助艰难、有那么多的曲折而悲惨的经历,让这些弱势群体不再因没有话语权而被忽视,也能够有尊严的活着。更进一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说出他们的故事,让人们了解这些边缘群体的苦难,以促进这样的人群的境遇的改善,至少可以减少歧视和偏见。   

    刚刚大陆还有一个新闻,一家三口因欠债要自杀,后来鼓起勇气放弃自杀,却又因网络上的攻击谩骂而自杀身亡(两死一伤),可查新闻“北京一家三口在湖南自杀”,。这个例子并不是孤例。因网络暴力得了抑郁症、精神病、正常学习和生活被摧毁的大有人在。网络暴力给许多孤单的、弱势的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却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被惩罚。而自杀或苟活的受害者却承受了多少伤害啊。我之所以受这么多屈辱还不死,就是为了通过与社会公民的呼吁,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至少减少发生,让他们有求生的渠道,对网络暴力,必须有制衡,对网络暴力受害者应该有救助和保护,而且这种救助,就像医院救治病人一样常态化。(大陆如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环境,许多人毫无同情心、冷酷、缺乏人性,暴民很多,这样的环境我维权,不要说政府的打压和我举报的人的打击报复,冷漠、看笑话的民众就会让我丧失勇气)

    18.我还想去位于香港的许多机构,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平机会,还有一些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新闻媒体,递交请愿书和建议信,希望他们关心非政治性的难民、弱势群体、弱势青少年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时间,我现在离开香港怎么做这些呢?

      19.我现在有严重的抑郁症,焦虑抑郁,紧张度高,回到大陆面临那些危险、无力反抗和维权(只能忍耐)会加剧我的病情。我希望延期逗留在港,以便于求医治疗。

      20.我希望在香港或第三国(例如欧洲)做社运,现在中国大陆根本就不允许有维权活动,尤其无法进行街头运动,只有在国外才有可能。


     当然,我以后肯定会回大陆做反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运动的,第一,那是我的祖国,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公民责任上,我当然要首先为自己祖国的人民争取权益,为保护祖国的青少年而做出贡献和牺牲。第二,大陆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显然比香港特区和许多发达国家严重,在大陆学习和生活的他/她们更急需拯救和保护。但是我现在必须在境外活动,以引起媒体、政府、社会组织、国际机构的关注,并引发他们的参与,然后才能最大限度的推动中国和国际上对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的关注和参与解决。如果我现在什么都没做到就返回,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之所以没有自杀,之所以耗尽力量来港,就是希望在有关于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方面的请愿与呼吁有些突破。我忍耐了这么多年、逃避了这么多年,我就是为了现在,就是为了有发声的这一天,就是为了自由的呼喊、为了通过社会运动伸张正义,为受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发声和求援。这一次机会错过,永远都没有了。


                                              王庆民 

                                    2018年6月3日

    (注:本文写于2018年6月我赴香港求助、维权期间,距今已超过一年。有些事情已经发生变化,例如我已流亡出境,不在中国,并获得位于联合国难民署(欧洲地区)的帮助,有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保障。因此文中部分求助诉求已达成,但绝大多数情况仍存在,绝大多数长期诉求、关于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呼吁和思考永久有效。其余话语均在本文及其他相关文章中,不再赘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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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我的个人经历(截至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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