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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赌博 当权力挡住了自己的路

作者:Kai Strittmatter 译者:yxh66

 “听党指挥!”  2015年9月中秋节月饼上的题词


  党的有些计划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共产主义梦想一个数字化的新生,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前苏联的电脑专家们在五十多年前就在莫斯科和基辅尝试过,并发现了控制论。(注152)他们也试图实现梦想中的高科技,用来替代苏维埃体制中那些意识形态领域的不良现象(在当时,是自由市场经济),因为这个体制面临着重重危机。

  维克托·格卢什科夫(Victor Glushkov)在1962年提出了“全国性经济管理自动化系统”(OGAS)的方案,目标就是实现“电子化社会主义”。格卢什科夫试图建设一个全国性的电脑网络,用电话线把每一个工厂和公司都连入指令经济。它将成为苏联经济的智能神经系统,实时给出反馈,让理性的决策流程以至电子化货币成为可能。最后,格卢什科夫和他的同事们失败得波澜不惊,他们的计划被爱耍心眼的部长和官僚们碾得粉碎。

  这一次,时机要成熟多了。当然,脑子进水的官僚和耍心眼的部长在中国一样不缺,但这次高层的决心很大。即便这样,习近平也是在豪赌。他有能力一面管理升级换代后的独裁,一面把它带往他梦想的新高度么?到2049年,共和国的百年诞辰纪念时,中国可能成为“现代、繁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国家”么?像习近平对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鼓吹得那样?中国会继续在“更强大”的党的领导下,无远弗界,莫非王土么?一个“位于世界中心”的国家,在强国模式和繁荣经济的助力下,将成为“其他国家的新典范”,还能吹嘘出“世界级”强军,“随时准备战斗”么?这真的可行?还是这个体制将成为其自身最难对付的敌人?种种迹象表明可能后者将成为现实。

  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存在么?党还存在么?习近平那时是九十六岁--对于长寿的红色贵族,这并非一个全然不可能的年龄。习得父亲习仲勋活到八十九岁;毛泽东活到八十二岁,邓小平活到了九十二岁。

  这个党过去有过转世轮回的体验。这让它和其它的共产主义的兄弟党派区分开来。这也是为何中共还在继续统治,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要么寿终正寝,要么改头换面成了四不像。它的前两次重生--在1976年毛去世后和另一次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之后--都排除了种种困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党展现了自己的能耐:克服了自然法则,抗拒了地心引力。它一面引入了资本主义,同时还保持了真正的、虽然不是最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还继续着权力饥渴的列宁主义。

  这正是邓小平的功劳。中国人民热情拥抱全球化创造了经济腾飞,中国共产党之前对这个国家的破坏,留下了经济上贫乏的烂摊子,让国民经济奇迹般的增长率显得越发神奇。

  邓成功的关键是他把政治对人民生活的干涉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点。他谴责毛主义的个人崇拜,建立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他甚至开始讨论党政分开,至少在1989年之前;他还增加了经济领域以外的很多自由度。这就是中共经常自夸的实用主义,它不断改变和适应的神奇能力。这也是习所继承的经济持续繁荣,他打算在这基础上建立他梦想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今习背离了这一切。他复辟了意识形态,把权力定于一尊,禁止各种探索和实验。他试图让中国再次闭关锁国;他试图让全知全能的党再次成为核心。

  但习近平不是毛泽东,他也肯定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中亚窃贼。他的确对中国有所展望。许多中国人也钦佩他的铁腕,治理腐败并让国家更有自豪感。民族主义、举世皆敌的病态和对超级大国的梦想组合在一起,被宣传机器不停灌输给民众,效果卓越。只要这个体制能躲过重大的危机,习--和他之前的独裁者一样--毫无疑问对自己充满了自信,认定那些缺乏自由和信息匮乏的人民会追随自己。

  然而,在习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之际,有信号显示绝对权力有了自我摧毁的逻辑,让习近平和党对自身的计划产生的破坏要多于建设。在习之前,即便是中产阶级中最自由化的那部分人也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只要它能提供开放社会也有的各种优点:财富日益增长,有效的社会管理,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不断扩大,私人生活的自由度增加。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契约始终都是一种不成文的默契,但--至少对于城市人口--这并不意味着它更没有效力。在过去四十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希望和乐观贯穿在他们的感情生活中。每年都有微小的进步,这让人们相信未来。这一永恒的希望也保证了,针对环境恶化、明显的贫富分化和贪婪权贵们肆无忌惮的腐败的反抗一直都很轻微。长久以来,虽然你觉得自己被忽视、被剥夺,你始终在内心安慰自己,总有一天自己会时来运转。或者你的孩子会出人头地。

  对美好未来的信念--这种美好部分是因为更加自由--始终如一。"每一次换新的领导人我们都以为是一弯新月,“一位自由主义作家在2012年中秋节写道,这是习近平将要接班的时刻。”我们充满自信,这一次的月亮会逐渐饱满变成圆月,即使领导人一次又一次让我们失望。“

  习上台三年后,中秋节出现了新月饼。它们是警方制作的,上面印着”听党指挥“几个字。再过三年,习近平修改了宪法,允许他终身连任。在百度上对”移民“这一类词语的搜索飙升。五年以来,习一直在取消中国民众的各种自由,一点又一点--但修宪这个动作使得许多人的幻想破碎了。现在他们觉得没指望了,他们终于不再相信党的实用主义,党的改革意愿。是的,他们一直生活在独裁体制下,但至少它一直在努力使统治制度化、规范化,试图让权力运作更有逻辑和有迹可循,试图在利益冲突时有责任有担当。如果党对各种实验的意愿,对变得更灵活、更有适应性的愿景,都成了过去式,那么支撑政治稳定的支柱也就垮掉了。

  习近平恢复了一致性--但却是一种毫不留情的一致性。最近几十年的中国一直是个‘差不多’的国家。‘差不多’意味着大约;还有点偷工减料的意思。‘差不多’意味着法律通常不会百分之百被执行;审查也不会仔细地检查每一段文字;当局也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是党对日益自我觉醒和情况复杂的社会的一种妥协,给予民众更多空间的一种方式。对许多人来说,这也养成了他们对自由的幻想。

  习近平不再给任何人喘息的空间。僵化的体制会变得更脆弱,绝对权力不仅导致腐败--还难以理解。2017年,北京的一份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名字是“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北京臭氧层中的应用”。这个论文当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整体学术水平,但这同样是一个时代的信号:上一次学术界奴颜屈膝生产这种狗屁论文还是在毛时代。

  许多清醒过来的中国民众会试图移民。从数量来说,还不会让党有所触动--反正,如果不满意的人都离开,那么维护稳定就更容易了。要是移民吸引了最聪明的精英们呢?习的讲话一直坚持“创新”和“创造力”对中国的未来不可或缺。在那些感到挫败和失望的移民里面,很多都有创新和创造的头脑--在习的封闭体系中,他们是最先感受到限制的。这样的体系很快就压制了能量的流动和那些理论上被视为计划最关键一环的创意观念。对于这个正在快速老龄化的国家,这样的风险就更大了:2019年初,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六十岁以上人口(2.495亿)首次超过了十五岁以下人口(2.486亿)。

  习的一党制国家很强大,党的领导人正竭尽所能让它更强大。党有各种压制手段和金融工具,把任何党的统治以外的政治可能性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手段都保证了精英阶层的忠诚和来自大众的支持--至少是冷漠的服从。在公开场合,习散发出无比的自信,但压制的程度,前所未有的监控密度和一直在加强的安全机器都告诉我们另一个故事。党很清楚人民的默许是摇摆不定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公元前三世纪的儒家学者荀子写道,“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党非常清楚民众的支持首先来自于经济的持续繁荣增长,这也是最要紧的,但也来自于信息管控,思想控制和对异议者的压制。如果要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吸取教训,从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中吸取教训,那么就是船翻起来很快--就在统治者变得软弱的瞬间。在水面下涌动的不满的潮流将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危险就潜伏在习近平现在选择的道路上。未来必然有更多的压制,也有更多精心设计的个人崇拜。不过一个领导人一旦不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哪怕它来自最忠实的朋友,他周围就只剩下马屁精和跟屁虫,因为缺乏纠错机制,他制造了一个对错误非常敏感的体系,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学术界和知识分子的沉默,公务员们因为恐惧而呆若木鸡,意味着来自各个省市、各个社会和经济利益集团的重要反馈,只能以缓慢和扭曲的形式传达到党的领导层--或者压根就没能传达。AI技术从理论上说可以用算法来填补这个漏洞,把所有临近危机的各种信号直接传达到习的司令部。但实际上,AI机器的效能不可能超越它们接收到的信息:如果在底层算法收到的是垃圾信息,那么顶层显示的也是垃圾。在中国,本地的干部和行政人员都是数据操纵的大师。

  当系统按照压制的逻辑运行得太过火,那么它就经常会跳闸。二十年前的法轮功事件就是个例子。1999年,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发起了无情迫害这个宗派的运动。结果在几年时间里,一个组织良好、信徒大多是退休人员的境内宗教团体,就演变成由许多吵吵闹闹的运动份子组成的、遍布全球的网络。今天,法轮功运作着一个全球媒体帝国,只有一个目标:推翻共产党。

  和他的前任一样,习近平也偏爱通过搞运动和动员民众来实施政策和法律。原因在于全国的官员们都争先恐后的揣测上意来投其所好。如果习想要治理北京的空气污染,无所不用其极的干部们就会在冰冷的冬夜闯进居民家中,清理几百万只煤球炉子。如果习想看到“文明”首都,那么他们就会连夜把成千上万的外地民工赶出居所,拆掉他们的房子。这些狂热分子不仅毫无人道,这些暴行也给当权者造成了威胁。 

  越来越频繁的,你有一种感觉,这个体制在毫无必要的树敌。当它抓捕抗议性骚扰的女性主义者时。当党决定不允许用文字游戏来玩幽默。这是2014年,广电总局(总管出版、发行、影视、广播)非常严肃的对文字游戏、一语双关发出了禁令,宣布对成语和俗语的戏用导致“文化和语言的混乱”。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行动,因为中文有太多的同音同义词,比大部分语言都更适合玩文字游戏。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玩文字游戏,对谐音双关的热爱远超其他地区。

  2018年,电视和广播的主管当局下令字节跳动公司下架它热门的搞笑app“内涵段子”;当时有一千七百万用户在这个平台上分享有趣的图片、视频、短剧和笑话。审查当局认定这个app“淫秽”和“不当”。他们还发起了反对在网上八卦各种明星的运动,也禁止说唱歌手甚至职业足球队员展示自己的纹身。2019年初,他们还停播了火爆全网的电视剧“延禧攻略”,因为党组织投诉,宫廷戏的阴谋和奢华腐蚀了节俭勤劳的中国人民的美好心灵。在习近平治下,国家机器横行无忌,对娱乐充满了加尔文主义的仇视,在道德层面的狂热几乎和政治一样--这在前几十年闻所未闻。它令人如此恼怒,不光因为人们不能享受这些无害的乐趣,而且党还在赤裸裸的实行双重标准。

  每一种权力都包含着毁灭自身的种子,中国的历任领导人都深知这一点。如此陶醉于自身的权力,以至于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这对任何一个政权都是相当危险的。如果中共不再容忍娱乐,它也就不再能理解自己的人民--哪怕有人工智能的帮助也无济于事。而当它不再能理解自己的人民,这个有效服务了几十年的模型--主体们忙着赚钱、消费和娱乐,同时达成谅解进行自我监视--就有点危险了。

  虽然眼下看起来,中共的统治没受到任何威胁。也没有理由怀疑党有能力在未来几年建成史上最完美的监控国家。但问题还在:最终,这个国家会战胜西方,向前冲刺并引领这个世界么?


全书尾注:

152. 本杰明·彼得斯 “怎样让一个民族失去网络:苏联互联网的艰难历程” Cambridge, MA,2016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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