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恐懼的現場——我的光榮冰室手記（完整版）

1、從「在場」到「離場」

有一段時間，當抑鬱症成為了朋友圈的高頻詞彙，我開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也不幸命中。那段時間我對手機的依賴日益嚴重，深夜極度疲乏卻又因神經緊繃而難以入睡；有時又嗜睡，聽著室友的腳步聲在門外來來回回，房間裡嗡嗡作響的冷氣為我隔離出一個十平米的獨立王國。睡前越是思潮湧動，醒後就越是陷在一片白茫茫的虛無之中，覺得窗外世界與我沒有多大關係。

之前的我不是這樣。時間線往前推，十一月中大圍城，跟幾個陸生在垃圾遍地的校園裡搞過清潔；十月一日國慶遊行，和黑衣人一起如驚弓之鳥般奔逃；七月在沙田和西九龍高鐵站發過宣傳材料，告訴大陸遊客：香港“暴徒”，內有情由；六月兩次百萬級遊行和十二號的立法會衝擊，在太古廣場、巴士總站、添馬公園，中信大廈和教堂，我也都可以結結實實說一句：我在現場。

誠然，“在現場”不一定說明得了什麼。但如果一個內地人願意從熱辣辣的現場而不是從《環球時報》和《大公報》不可一世的報導中獲得關於這場運動的一手知識，如果一個內地人願意暫時拋開那些自幼被灌輸的家國情懷而去駐足聆聽那些令ta感到不適的憤怒青年的嘶吼，如果一個內地人沒有立刻不假思索地譴責“暴行”，那麼至少可以說，ta還在努力從甚囂塵上的政治宣傳中探出頭來，跟隨生命最原始、也是最神聖的那種好奇和求知的本能。

而我的好奇和求知本能似乎停留在了過去的某一個節點，然後便被無邊的虛無泥沼淹沒。

這一轉變，似乎累積自十一月看見中大校外公路上幾十棵大樹被示威者砍伐用來做路障時的心情，累積自我十月得知廣九鐵路在粉嶺站被迫停、車廂成為乘客面對暴力的唯一掩體、而朋友的朋友就在車內時的心情，累積自我七月發傳單被黑衣人誤解和嘲弄時的心情……這些時刻的瑣碎情緒匯湧而來，好奇和求知的收穫，一時抵不過辛辣的互動和被排斥的酸楚，心情也從想瞭解變成了不想瞭解，想訴說變成了不想訴說，想依靠變成了無所謂。我感到遺憾，卻無能為力、也知道，互動中的雙方處在各自苦澀的脈絡裡，無法單一論斷。

2、恐懼揮之不去

我的朋友南南最近給了我關於如何理解恐懼的新啟發。

作為一個藝術家，南南以超乎尋常的勇氣把自己每天會遇到的恐懼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來，再分享到臉書，通過這個思考-記錄-分享-反思的過程來完成一個藝術品的生命週期。我看著南南的記錄，一半是敬佩，一半是悚然。它令我意識到一件事：面對恐懼，我似乎從來想到的都是隱藏。

我想人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恐懼。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了來自同性的吸引力，但直到成年，這種朦朧又強烈的吸引力沒有結出任何具體的果實。青春期的我是頂著一蓬亂發滿臉青春痘的少女，陡然發胖的身材、中等偏上的成績和普通的性格令我近乎絕望地意識到自己缺乏吸引力。我害怕自己的隱秘欲望被人看穿，與此同時，在那些女生變得更女生男生變得更男生的日子裡，我也害怕母親為我挑選的過於女性化的衣物，為自己蓬鬆奇怪的髮型感到羞恥，甚至對於長大後必須化妝和穿高跟鞋這件事感到真切的恐怖。

大學畢業後，幾經周轉來到香港。這時的香港同志驕傲節已經舉辦了多年，比起在大陸，我上洗手間時更加無所畏懼。但將香港視為第二故鄉並不代表我在這裡沒有感到恐懼。15年香港本土勢力開始崛起，從3月的光復上水運動開始，人們似乎習慣了發生在講普通話人群和講廣東話人群之間日益激烈的衝突。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頻繁出現的“一帶一路”“大灣區”字樣和消失又出現的銅鑼灣書店職員，所有的新闻都像赫拉克勒斯的大掃帚一次次拍打人們的恐懼，直到那恐懼凝結成憤怒。

我在香港的一大恐懼是語言。在香港呆了好幾年，我的廣東話還是時好時壞，雖然過了“識聽唔識講”的階段，但要在複雜如天上繁星的粵語動詞中找到合適的那一個仍然還是夢想。我不怕用粵語點餐，但會擔心在龐大的購物人潮中，因為不那麼地道的粵語發音而收到來自店員輕蔑的眼神。我激烈地擁抱粵語：健身房裡教練以粵語進行指導，雖然我常常有不明白，又或者需要更多時間進行反應，但我傾向於點頭，暗示我和別人一樣清楚這個指令；在跟本地人談話時，我努力回憶學過的詞彙要使表達變得生動，因此也不免絞盡腦汁、失去交流的樂趣。和講粵語這件事的神聖化相對的，則是講國語（普通話）的屈辱化——在無數衝突現場，講普通話=沒素質=可以被侮辱這一刻板印象被持續強化。可是，當我以為我成功地保護了自己之時（沒有被罵、被去人格化），在週末踩單車的人們的音響裡，在文青書店的咖啡吧台旁，在賽馬會VIP包廂中，在國際學校，我開始聽到越來越多的普通話，它們以更加優雅高貴的姿態出現在我的面前，讓本來瑟縮的我大吃一驚，幾乎就要懷疑這是一個引蛇出洞的陰謀。不管怎樣，對在香港說普通話的恐懼還是持續下來，我決定要像一隻小動物那樣，以粵語為保護色，繼續保護我自己。

3.冰室與光榮

我剛來到香港時不知道什麼是冰室，只看見有“冰”字，便覺得應該是販售刨冰奶昔一類的甜品店。冰室本起源於二十世紀初期的廣州，傳到香港後又融合殖民地下午茶文化，到五十年代逐漸式微，卻因為老舊懷古的內涵而被用來為諸多茶餐廳命名。冰室最開始出現在反送中的報導中要追溯到七月。據媒體披露，不少中學生因為參與反送中運動而與家人鬧翻進而失去生活來源。在此情況下，很多支援運動的冰室開始無償向饑腸轆轆的學生提供餐點。這種不計較個人得失的付出換來了無數市民的回報，人們湧向這些冰室，以消費甚至直接捐款的方式支援它們，得到捐款的冰室又加倍支持運動，这种循环遂将一个吃喝果腹的所在變成了立場鮮明、民意沸騰的政治空間。

2020年2月，就在發源於武漢的新型肺炎令香港社會惶惶不可終日之時，一家叫做光榮冰室的本地餐廳率先掛出一個 “只招待香港人，落單僅限粵語及英語，暫不招待操普通話顧客”的告示，引發各界爭議；隨後有政府背景的平等機會委員會向冰室發出歧視警告，更令已有的爭議持續發酵。其實早在這次事件之前，光榮冰室已經在支持反修例運動的“黃色經濟圈”中享有一定知名度。由於坊間一度流傳光榮冰室“扮黃”的說法，冰室老闆於19年10月5日在臉書宣佈次日中午12點後，任何戴口罩光顧者均可以免費享受餐蛋飯/叉蛋飯和汽水一份，以此證明其“黃”的堅實立場。十月六日是週末，大量聚集的遊行人群固然會給冰室造成虧損，卻也助其扳回於“黃色經濟圈”中的聲望。不知道从这派飯的豪舉与將普通話人士拒之門外的舉動中可否窺見管理層行事作風的些許端倪，須知派飯固然能夠達到祭五臟廟的目的，但病毒對語言、人種、國籍從不歧視，向來都是一視同仁啊！

......

我們一群人站在光榮冰室A分店門口排隊。Minnie手上提著一個大紙袋，上面用外衣勉強蓋住，此地無銀三百兩。我知道那裡面有什麼：六盒口罩，還有酒精消毒液。“給人家送口罩，還有消毒液，這個現在真的很難買啊，”Minnie笑得爽快：“提著那麼一大包東西，搞得好像去相親似的！”

說實話，我到那時也不大清楚我們聚在一起究竟要幹嘛。人家早就說了不歡迎普通話，一群人死乞白賴地跑去，是嫌香港好吃的不多還是說普通話的機會太少？我只是模糊意識到，今天將會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因為這可能是我到香港以後頭一次在一間餐廳用普通話“光明正大”地點單。Minnie提前聯繫了老闆，告知有物資相贈；等老闆現身，我們送出物資，再就自己的“普通話手足”身份進行解釋，希望可以通過這種富有誠意的舉動去紓解现时對“大陸人”和“普通話”不加區分的排斥甚至惡意。“我們今天的任務便是優雅。” Minnie笑盈盈道。

下午三點的A，清冽的春風就著陽光發酵，偶爾撩起妖童媛女並不厚重的衣裙，難得的好天氣。跟其他黃店一樣，光榮冰室門口掛滿了五彩繽紛的便利貼，滿目盡是人們對運動的祝福和對員警暴力的廣式粗口。便利貼中央是一張鮮豔的橘色A4 卡紙：

武警飯

（蔥油雞扒飯）

連凍熱飲 45

限量三萬碟

這標語真是莫名其妙，飯要叫什麼“武警”，又說要限量發售。看我一臉茫然，南南輕聲提示：“昨日北角…員警確診…晚宴聚會…總人數…”原來如此！我暗自吃了一驚，為這恨不能生啖其肉的惡意。“三萬員警確診，不過是更多的傳染源，更高的感染風險罷了，這些想要叫人得病的人實在蠢得緊！”一旁的二毛不屑地哼了一聲，臉上的表情倒是很襯她今日朋克女的裝扮。

Minnie緊盯著手機屏，不敢有片刻放鬆。不怪她，光榮冰室有七家分店，要想“活捉”老闆並“獻上”見面禮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在A碰運氣，誰知道老闆會不會在港島過家家？眼看就要排到我們，店門口卻閃出麼西的男友阿志。

“老闆不在這兒。”阿志訥訥地說。

“你怎麼知道？”大家齊問。

“我問過店員啦。”阿志又訥訥地答。

大家有些洩氣，一時進退無措。Minnie分析，老闆既然不在，便沒有進店的必要，畢竟涉及經營宗旨，普通店員沒有話語權。

“現在怎麼辦？”又有人問。

“我問了xx，老闆可能在B或者C分店。我們現在去B，找不到的話再去C。” Minnie款款答道。

“那要是都沒有呢？”我囁嚅著。

“那就等，等到老闆回來為止。”

4.初探光荣

和人滿為患的A分店不同，B分店人不多，我們很容易就等到一張圓臺。不出所料，老闆並不在這兒，既來之則安之，我們決定在這裡吃個下午茶。

Minnie招手，一位中年女性店員緊走兩步靠過來。“你好，我要一份西多士餐，配鹹檸七。”Minnie笑盈盈地，一桌六人，有意無意都瞟著那店員的表情。

阿姐似乎沒料到我們說的是普通話，一時有些發愣。以防萬一，進門前我們商定要先講粵語搵坐，坐定之後才講普通話點餐。

“西多士餐，寒，寧，七，是…嗎？”阿姐問。

“嗯嗯是的！”Minnie笑答。我們之中，小雯年紀最小，粵語亦不大熟悉，此刻終於放下種種顧忌開始點餐。普通話繞著圓桌走了一圈，即使感覺得到周圍射來的異樣，我們還是舒了一口氣，臉上溢出愉快的笑。

“我的國語，不，太，好。”阿姐寫畢，略帶歉意的說道。

“不會啊不會啊，已經說的很好了呢！”Minnie莞爾。

從點餐開始的一切都很順利：我們各自叫了西多士餐，魚柳餐，熱狗等，像一群最普通不過的本地人那樣，坦然享受熱量高得驚人的食物，從各種角度pose自拍，近乎雀躍地有說有笑，除了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普通話。

5.再探光荣

我，好，餓。

現在是晚上八點半，我們坐在Roger車上，車往A分店方向駛去。之所以這麼晚還沒有吃飯，是因為老闆回復Minnie說大概晚上八九點會在A店中。為了這一句承諾，我們在一間咖啡屋聊完了整個下午。

九點左右抵達目的地，晚飯時分的光榮冰室依舊人聲鼎沸，好不容易等到一張圓臺，六名來自不同省市的大陸女性，兩名香港男性，八個人圍著桌沿擠得嚴嚴實實。坐定看完餐牌就要點餐，我招手示意，一名著白衫的阿姐手持點餐薄快步前來。

“你好，要一個咖喱牛腩飯。”我努力用我最標準的普通話和最溫柔的語氣說道。

“唔識聽普通話，可唔可以講廣東話？”白衫阿姐直道。

“我不會講廣東話。”我繼續溫柔。

“咁可以叫D同事幫手翻譯。”阿姐握筆的手對著我們這張桌子劃了一個圈，那意思再清楚也沒有了：你們這一大桌子人，總有一兩個是可以講廣東話的罷？

“我們全都不會講廣東話。”我用溫和但又確定的聲音說。

白衫阿姐從點餐薄上抬起頭，瞪著我，接著又快速掃視了一圈。所有人都抿著嘴，臉上掛著一抹謙和的笑容，似乎是要撫慰她的驚慌，又似乎是要掩飾自己的尷尬。

白衫阿姐放下點餐薄轉身就走，嚴嚴實實坐滿一張台的八個人登時被撂在原地。

我們望著彼此，還不敢確定剛剛發生了什麼。大家面面相覷，既震驚，又好笑，甚至有一種周星馳电影的荒诞：我們剛剛因為講普通話被服務員拒絕了！因為實在太尷尬，以至於不得不用笑容去遮掩，我覺得身邊這七個人的臉孔突然放大且变得扭曲。我們努力望著彼此，仿佛這樣食物就會從對方的面孔中出现一樣。這張桌子此刻變成一個司令部，八個陰謀家一會兒竊竊私語，一會兒又低低地笑，必定是在醞釀什麼天大的詭計。

“我，好，餓。” Roger用帶濃重口音的港普不滿地咕噥。他上了一天課，到現在還沒吃上飯。雖然Roger和阿志都是如假包換的香港人，但考慮到我們中有完全不會說粵語的朋友，他們仍然決定改說普通話，既是出於對於朋友的體諒，也開啟一種全新的體驗。

偷瞄白衫阿姐，見她正在廚房外同其他人嘀嘀咕咕，我心裡一沉。進退兩難之間，一個服務生小哥從身邊走過，Minnie趕快叫住他。小哥人很好，順從地拿出小本開始點餐。就在我們以為萬事大吉時，一個黑衣阿姐橫斜殺出，對著小哥耳語幾句，小哥一臉無奈。我聽見Minnie說，“聽不懂的話，指也可以吧？”她拿起餐牌，用食指在一堆名字中間點點劃劃，滿以為這樣的要求該不會被拒絕。但我們還是太天真了。黑衣阿姐從點餐薄上撕下幾張白紙，扔到桌上，那意思很明確：我們得自己寫。

“我想要叉蛋飯走叉燒哈哈哈”

“蔥油雞扒和咖喱牛腩選哪一個好呢…”

“我怎麼寫了一半簡體一半繁體天啊……”

在無比歡樂的氣氛中我們再一次叫來服務生，是那個第一次點單的白衫阿姐。阿姐退去，不一會兒另一個服務員走來，一張點餐紙恨不得要塞到我們眼珠子裡。我定睛一看，只見上面寫著：

豬扒 x

雞扒 x

义x

眾人再次面面相覷，待問那服務員，她只搖頭擺手，一味地戳著那紙，卻並不講一句話。我們又好氣又好笑，也只得同她比比劃劃。沒想到為了吃一餐飯，竟要裝聾作啞！

6.尾声

我們在整個用餐過程中都說着普通話，Roger和阿志在我們贊許的目光中努力糾正自己的口音。此時已經是晚上十點多，顧客漸漸稀少，冰室應該就要打烊，但老闆遲遲未到。至此我們在兩家分店來回折騰已經有七個多小時，大家又累又困，準備回家。Minnie把準備好的“大禮包”提到前臺，白衫阿姐和黑衫阿姐一臉警惕的看著我們。

“這裡有些物資，六盒口罩還有酒精消毒液，請代我們捐給手足。”Minnie笑盈盈地說。言畢，我感到周圍幾張桌子的耳朵一下子豎起來了。

“所以你地系臺灣人？！”白衫阿姐聽罷一臉驚喜。

“我們不是臺灣人，我們是從大陸過來的。”我感覺這樣的說法不太妥當，又趕快補充說，“我們是一群在香港生活的大陸人，也支持這場運動。”

“這裡除了口罩物資還有一些資料，是新移民手足在抗爭裡的報導集合，請你們看看。”Minnie沒忘記我們的“文宣”。

兩位阿姐被這突如其來的翻轉搞得猝不及防，也許對她們來說，“普通話”就意味著“大陸人”，就意味著政治的對立；講普通話卻又不是臺灣人，這件事似乎是超出她們的想像的，但我們對這樣的身份則很坦然。如果我們今天有幸得見老闆，不知ta是否也是一樣的反應呢？語言本來就是交流溝通的工具，而不是交流開始之前用以互相區隔站隊的藩籬。大家又各自用各自的語言寒暄了一陣我們便告辭。聽Minnie說，轉身之時偶然聽到兩人的對話，“系咁點算啊？”“系咪好鬼尷尬？”

7.未完，待续/无限循环

時隔數月，我心裡又浮起了一個參與者方能享有的快意，但這一次是用我自己的語言。講普通話讓我們一度被拒，但在經歷各種尷尬、不安、搞笑之後，最終獲得了服務。這個較為理想的結果可能是由於冰室收到相關警告之後態度有所軟化，可能是由於動輒喊打喊殺的網路空間與線下空間的差異，可能是由於我們隨身攜帶的pepe掛件洩露了“手足”的身份，也可能僅僅只是因為我們人多。在反思的過程中，我們意識到，即便全程都講普通話，比起一個最最普通的大陸遊客，我們這些大陸人無疑具有更多議價資本--从進門跟領班報人數到接受（只能）由粵語提供的服務，或長或短的居港經驗總能或多或少地幫我們過關。而對於一個不懂粵語也不懂本地飲食文化的普通大陸人來說，即便僥倖進門，說不定還是要坐冷板凳，甚至更糟糕。

拒絕講普通話人士進店不一定能夠防疫（在此請參考鐘一諾博士的相關討論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公開信-與光榮冰室商榷/），但這種拒絕無疑已經帶來了恐懼。本土主義崛起的背景下，一眾普通話人士本已如履薄冰，又要怎樣頂住光榮冰室以防疫之名開啟的蝴蝶效應？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個下午我們是如何頻繁地聊到“恐懼”。Minnie的一個女性記者朋友曾在採訪過程中因講普通話而被一個中年男子粗暴對待，她猶豫再三，沒有參加我們的行動；南南的一個藝術家老友，平日天不怕地不怕，得知消息後第一反應竟是“你系咪癲咗？”小雯年紀最小，身形瘦弱，後來她才告訴我們，社會近期對普通話的敵意，再加上去年六月以來產生的身份困擾，讓她非常擔心在餐廳用普通話點餐一事，因此一直沒辦法正常作息吃飯，以致掉了近十斤體重。

無以名狀的“恐懼”追逐著人們，壓迫著ta們的心房，往下沉。每一種恐懼往往都對應一個具體的場景，對於一些人來說可能是全副武裝的警察，對另一些人來說，當ta們的語言而非ta們的行為本身成為眾矢之的，任何需要開口說話的場合都會变成最可怕的夢魘。回到我的廣東話水平，在學習的高光階段，日常遣詞造句於我是不在話下的。由於這樣的高光階段，也由於我的長相跟普通香港人相差無幾，我在各種示威場合神奇地被賦予了無差別港人待遇。為了喊出一句標準的“林鄭下臺”，我仔細查閱，發現“鄭”的粵語拼音是zeng, 與“政府”的zing很不同。我在心中默念幾遍，確保在下一次開口時不會露出馬腳。一次遊行，幾個大叔神氣活現的搬了一把三角梯坐在路邊，中年男子粗獷低沉的聲音被大聲公放大：“唔好搞我後面！”人流穿梭不停，“搞我後面”的呼喊此起彼伏。我在人群中，雖然戴著口罩，但還是努力地同大多數人一樣笑著，生怕別人知道我不知道這句口號多麼有內涵多麼好笑。在不需要說話，只需要做事的場合，我的壓力無疑小了很多：搬東西，送出自己的眼罩，或者在瘦弱的女生跨越護欄時搭一把手，香港總不乏一些冷峻而令人著迷的氣質，我以為這時的沉默便不會是可疑的。

很多人，尤其是很多香港人，不明白這種passing的扭曲之處。當一個社會叫人必須要擔心自己所說的語言而非實際的品性和行為時，就說明歧見已經無處不在了。與粵語、香港人乃至香港的關係於我來說有些像一場戀愛，對對方有着癡心的嚮往和疼惜，但又在一次一次地被誤解傷害之後，被逼反思這場戀愛是否健康和仍然值得。很多香港人對於大陸人總有一種讓人哭笑不得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大概也在反修例運動中延伸到了那些淺黃甚至深黃的大陸人身上。在貌似平等友愛的solidarity bonding中，我們這些大陸人最常聽見的一種措辭是這樣的：“只要你…，你就（已經）是真.香港人！”此刻最般配的表情必定是四目相對，是革命戰友一般的殷切希望與款款深情。“你…”後面的內容有很多種，視具體人物和場景，按語氣的激烈程度由低到高可以排列為“說粵語”、“喜愛香港文化”、“理解香港社會價值觀”、“支持反修例運動”、“想要推翻共產黨”、“上街遊行”、“沖在前線”、“與所有大陸人割席”…不一而足。

如同談一場真誠的戀愛，我們對對方的接納和喜愛不应建立在某些前提條件之上。我享受和“手足”們度過的絕大多數時間，也曾因為我無法做出更多而對整個運動心懷愧疚，但我的參與和愧疚感都是，也應該出於我的自願而非他人的要求。當講普通話和出生在中國大陸成為一種原罪，無數講普通話的大學生、研究生和新移民便被迫使以更多更有風險的表態去證明自己的立場和彌補“罪孽”。如果要在戀愛關係中找一個例子，或許建立在情感剝削之上的PUA會比較恰當吧？我愛你，但這是由於我願意愛你的關係，如果你不但不懂得珍惜我同你在一起要付出的種種代價，甚至譏諷我、咒駡我、傷害我，那麼我會離開，或許遺憾，但沒有抱歉。

講普通話的人們，如果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開啟了這場“戀愛”，就必須理順自己在這場苦戀中的位置，决定是要不顧代價繼續相戀，還是正視自己的弱勢（當然，這種“弱”是相對的，必須要放在更复杂的脈絡中去思考），重新思考對戀愛的期待和尋求有尊嚴的關係。回到光榮冰室，撇開我們點餐被拒絕和種種抓馬不談，所有人在那次行動中都感受到一種蓬勃的賦權。決定加入這次行動之後，小雯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所以，去光榮冰室用普通話點餐對於我來說很重要，我連這麼排外的地方都可以去，而且都不會怎麼樣，何況我樓下的小店呢！”不止小雯，我想最近任何一個用普通話在光榮冰室點餐的人都會感到相當的力量，這種力量自然不是來自用普通話字正腔圓地念出“黑椒豬扒飯”或者“鹹檸七”，而是來自穿透先前彌漫於社交網路和實體店中的濃厚殺氣，為自己的語言又爭取了一點點生存空間的自豪感，來自正視自己內心恐懼的踏實。在此之前，我們甚至恥於承認我們竟會將外界強加給我們的污穢內化到如此程度，以致變成自己的一部分。

我每每聽見別人談論“正義”“良善”“偉大”這些字眼的時候便想笑，因為我知道一個人的decent course對於另一個人來說或許就是最可怕的厄運，我們走得太快，快到都沒有時間去聽一聽彼此在談論理想時到底在談些什麼。很少有人敢於直接承認自己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但大多數人都樂於做一個好人，並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好”的方式去努力。光榮冰室的“光榮”不僅僅來自戾氣十足的“武警飯”，也來自二月初免費發放給基層老人的30萬個口罩，來自去年十月的一個週末午後香噴噴的叉雞飯，來自點餐阿姐對於每一個中學生顧客關愛的眼神。這樣的善意不可以否定。

與此同時，我也想讓光榮冰室和所有會光臨這家冰室的人認識到我們的善意。在這個人人自危的時代，我們不應該滿足于分化成越來越小的圈子籍此保全自己。即便是嘶嚎，如果能從一片虛無之中聽見些許回音，那麼也就不算寂寞。我們必須在那一天講著普通話出現在光榮冰室，是因為我們無法繼續忍受我們的善意被誤解，被貶低，被利用。我們看見了橋樑的斷裂，因此想要成為這座橋樑，我們無意也不屑欺騙誰，因為我們要求的不是逞一時口舌之快；我們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期待無非是一顆真誠而寬博的心。

去年7月7日那天我被黑衫人圍住，原因是他們認為我“影大頭”。我的確拍了照，因為角度問題還拍了很多張，拍的是一位年輕的區議員。後來想了想，之所以想拍他，大概是因為他講的那句話。“我們要優雅，優雅地勇敢。”他眼睛裡佈滿血絲，但面上又掛著最溫暖的的笑容。

2020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