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台

“做工台”是一个致力于集合中国劳工政策资讯,关注劳工政策和劳动者处境,基于工人视角为劳工权益发声的平台。

富士康工人的大逃亡|亚洲劳工评论xEli Friedman

(edited)
2022年10 月下旬,在中国河南省富士康大型工厂内,关于“大规模新冠感染甚至死亡”的信息和传言引发了大量工人逃亡:由于害怕感染新冠后被困在工厂,他们跳过工厂的墙壁和围栏,试图逃跑回家。什么迫使了工人决定逃离工厂?这个事件有何重要性?亚洲劳工评论和研究中国工人二十余年的学者 Eli Friedman 对话,讨论富士康在中国对待工人的历史,以及为何我们应该将郑州工人大规模逃离看作一个集体罢工的行动。
图片来源:Wombo AI

作者:Eli Friedman & 亚洲劳工评论;发布于2022年11月8日

译者:舒肖,Lauren;校对:lava,R

编者按: 2022年10 月下旬,在中国中部河南省富士康大型工厂内,工人之间流传的关于“大规模新冠感染甚至感染工人死亡”的信息和传言引发了大量工人逃亡。由于害怕因被感染而被困在工厂,工人们跳过工厂的墙壁和围栏,试图逃跑回家。

是什么迫使了这些工人决定逃离工厂?为什么这个故事让如此多人产生共鸣?这个事件有何重要性?我们和研究了中国工人二十余年的学者 Eli Friedman 展开对话,讨论富士康在中国对待工人的历史,以及为何我们应该将郑州工人大规模逃离看作一个集体罢工的行动。

亚洲劳工评论(“ALR”)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看到了非常触目的中国工人从郑州富士康工厂逃离的图片和视频。其中很多内容都发布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因此并非所有内容都是可核实的。在我们可以肯定的范围内,您能否描述一下郑州富士康内部发生了什么导致工人恐慌?

Eli Friedman(“Eli”):我们能确定的是,在 2022 年10 月的某个时候,郑州市爆发了非常小规模的疫情: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出现了非常少数的病例。随后,雇有超过二十万名工人的富士康工厂内部也出现了病例报告。

当谈到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富士康工厂内特定房间发生的死亡事件时,事情的来龙去脉变得更加模糊。这些死亡案例未经证实,但它们很快在富士康内部对此极为关注的人之间及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我们并不能确认有人因为新冠死亡,但这是有可能的。

我们所确切知道的是,这些视频和传言在富士康内部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导致了工人们的境遇:富士康正在实施闭环管理系统。这意味着工人们不再被允许自由离开工厂园区,只能在厂内宿舍和车间之间活动。

有报道说,有些人住在工厂车间,如果TA们被检测出阳性或是成为密切接触者,便可能会被安置在非常糟糕的隔离设施中。人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服务和食物。有些情况下,有人生病了,但却没有人来关心或检测他们的情况。在那种环境下,无论死亡是否确实发生,那些传言反映了人们真实的情绪,增强了工人们的焦虑、恐惧甚至恐慌,由此引发了这些大规模“逃亡”。

ALR:在你看来,为什么这个案子似乎同时在中国海内外的许多人中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共鸣?

Eli:至少自 2022 年 4 月上海封城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居民,开始厌倦,并愈发强烈地抗拒对新冠疫情政策。

我应该补充一下,“清零”政策有一些正当的理由。中国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疫苗接种率相当低;医疗保健基础设施不足,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很差。如果中国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让病毒不受控制地传播,那可能会导致数十万人死亡。

世界大多数其他地区对新冠的管控已经非常少,确实是导致了大规模悲剧性的生命损失。但对中国城市的居民来说,在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生活始终艰难。如果你的“健康码”突然变成红色,你不能出家门,不能上班,你的生计可能因此受到威胁。有时疫情管控政策感觉有点太过“一刀切”,实施后其实不一定对公共健康是最有利的。

今年 4 月上海的封锁与 2020 年武汉最初的封锁之间的差异很重要。武汉封城时,有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参与。当时也很困难,而且[封城措施]看起来很严苛,但有很多人支持它。现在,我认为这种支持已经被消磨殆尽,政府将越来越难以在这些严厉的、更近期的封锁措施上获得类似的支持。

原因之一是在最近的这几次封锁期间,政府和雇主要求人们继续工作。现在他们说,“你必须留在你的工作场所。而且你必须继续全速工作。”我认为郑州富士康事件真的把这件个冲突戏剧化了。当iPhone等产品开始更新换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生产速度比富士康更快。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认为富士康事件以一种夸张的形式呈现了中国人一直在经历的,并且感到越来越幻灭的现状。我认为它会引起共鸣(尤其在劳工行动者中)的另一个原因是富士康长期以来侵犯劳工权利的悠久历史。它是一家因剥削和极度控制员工的行动和生活而臭名昭著的公司。

ALR在我们详细讨论富士康管控工人的机制之前,我想问一下这个“闭环系统”是从哪里来的,如何运作的?据我所知,在郑州富士康之前,这个模式已经被其他城市的其他制造商使用了一段时间。

Eli:我觉得介绍一下“闭环系统”的简史很重要,它的历史实际上是从美国开始的

2020 年夏季和秋季,美国国家篮球协会 (NBA) 形成了他们所谓的“泡泡”,为确保赛季和总决赛能够继续进行。他们把所有的球队都带到了佛罗里达州,并创建了一个不允许球员离开、很少有人进入的系统。球员将被安置在比赛现场;食品和医疗用品都可以买到。现场没有观众,NBA总决赛顺利进行。

北京冬奥会就是学习、改编了NBA的“闭环泡泡”模式;当然,中国政府管得更为严格。然后这种“闭环泡泡”被部署到全国各地的工作场所。第一次真正大规模实施是在上海封城的时候。由于病例数量在 2022 年3 月开始上升,他们在 4 月至 5 月期间实施了封锁。

在 4 月的某个时间点,政府认定了 666 家对上海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的公司,于是它们实施了闭环系统的同时被告知需要继续生产运营。有证据显示工人可以选择是否进入闭环。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你是一名蓝领工人,你到底能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呢?如果你不进去,那意味着你丢了工作。如果你进去了,则要面对封闭时间不确定的状况。最初人们认为闭环可能只是 2 周,但在有些情况下,封闭时间最终超过了 70 天。

实施闭环的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之一是上海的“特斯拉(Tesla)”超级工厂,这是他们在全世界最大的生产设施。还有“广达(Quanta)”工厂,它是苹果的电子产品供应商,也是特斯拉的供应商。许多企业没有工厂宿舍,工人被迫睡在车间。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买不到食物,也不能离开去看望家人或朋友。因此,他们的整个生活都被封闭在这些工作空间中。政府和工厂管理层试图在阻止人们流动的同时保持经济运转,因而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ALR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所谓的临时措施的闭环系统与强迫劳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你认为我们上面讨论的情况可以被称为”强迫劳动“吗?

Eli: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还不完善。我们应该要求成立一个独立机构进行彻底调查,以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多个迹象都表明富士康确实强迫工人劳动了。当工人离开时,他们并没有舒适地走出前门,而是翻越栅栏,或从栅栏上找到的缝隙里逃离。在我看来,很明显这是一种工人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

闭环这样的做法有几个动机。一个是想留住员工,并确保他们能够满足苹果极其严格的最后期限。随着工人生病,越来越多的人被隔离,他们希望确保健康的工人留在生产线上。另一件事是,维护闭环系统的许多职责已经分散。所以实际上实施它们的不是政府,而是这些工厂雇主。

因此,富士康现在要负责为生病的工人提供住房、食物和护理服务。他们这样做的规模着实不小。如果有感染了新冠的工人逃离工厂,导致病毒在工厂外爆发,这也会给富士康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好消息是,工人们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拒绝工作”,你可以把它想成一种罢工。至少工人们的”拒绝工作“ (至少拒绝在闭环的情况下工作)实际上迫使了改变发生。富士康此后表示:“好吧,其实你现在可以离开,但如果你愿意留下,我们会付给你更多的钱。”我认为我们必须关注到工人的集体行动在哪些层面已经迫使了一些重要变化和潜在改进在发生。

ALR: 我最近在思考关于集体行动的问题。目前,这个故事通常被解读为“工人们逃离富士康”。这种理解诚然没错,但即使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罢工,它也是一个集体拒绝工作的案例。工人们根本不想继续待在工厂里,所以在厂区里抗议没有意义。他们行动的目的是:拒绝工作,继续活下去。

当然,留下或逃离的确是工人的个人选择。但我们知道工人内部有许多与逃离相关的讨论和互助,他们会支持和帮助彼此逃离。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这的确是一种集体行动,一种对于资本控制的反抗。

Eli: 这绝对是集体行动。这些工人们共同经历着封锁,一起被困在厂房和宿舍里。他们很有可能像任何一种劳工行动一样,由此发展出了对集体利益的认知、集体不满,直至一连串的行动。这不只是你看到的一个工人跳过围栏那么简单。许许多多图片和视频都记录着,成百上千的人排成一条条长龙,有走在高速公路上的,有穿过田野的,有试图躲开阻挠他们的防疫人员的。

我不知道这场行动具体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但很明显能看到有许多集体协商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中心化的领导模式。他们很可能交换了逃离策略。在逃出工厂后,也肯定有分享关于在哪里寻找交通工具和食物补给的信息。

还有另一个帖子,我不知道传播得有多广,但我们能看到当地居民摆出食物和水,在为工人们组织一些去中心化的互助。我觉得这些对工人的集体共情不只是发生在网上,还正发生在当地社区。这恰恰表明了这是个协作的过程,甚至不是直接工作在富士康的人们都能对他们的遭遇和行动感同身受。这的确是一个迷你的社会运动。

ALR: 我们来聊聊在郑州富士康工作的工人们吧。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都来自哪里?

Eli: 首先我要提供关于富士康在中国扩展版图的一点背景。富士康是一个台湾公司。它第一批主要的厂房是在21世纪00年代早期扩张到深圳的。在顶峰期,它最大的深圳厂房有将近四十万工人。但在00年代中期的巨大扩张里,深圳初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所以为了确保满足苹果需求的巨大规模生产,他们策略的一部分是扩张一部分工厂到内陆地区,包括郑州(最大的一个)以及太原、成都等地。

郑州的厂房是最大的。郑州政府的一个卖点在于河南是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有超过一亿人口,且并不都富足。生活在郑州腹地的许多居民被政府认为是成为富士康工人的不二人选。相比于深圳工厂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郑州工厂里有许多工人就来自河南省。他们大多并不是郑州本地人,而是来自周边城市、乡镇、村庄。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也是我们理解这次工人逃离的重点。这意味着这是一场非常、非常长的徒步。我从媒体报道中了解到,一些工人计划走差不多200公里,也有许多人最后搭了车。但共通的想法是:我可以纯靠行走通勤一两天,就能走回家。

我阅读有关劳动力组成的报道了解到,大约七到八成郑州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都是“劳务派遣工”,一种方便灵活就业、通过中介机构介绍的、不与富士康直接签订合同的工人。我没有看到确切的数字,且我猜测富士康会竭尽全力向公众隐瞒封锁数字。根据中国劳动相关法律,非正式的劳务派遣工不允许超过百分之十的总劳动力。然而,多次报道表明,富士康以及其他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在多年以来系统性地违反了这条法律。招聘劳务派遣人员的一个原因是省钱,雇主通常可以避免支付社会保险金。另外它也让用工灵活许多,既能尽可能少地支付工资,也能应对苹果公司在一年特定的时间里陡增的生产需求。

我觉得还有另一种工人值得提一下:在校实习生。实习劳动力被广泛应用于工厂里。这些学生在技校就读期间被分配到富士康及其他电子厂实习,而郑州富士康已非法使用这些在校实习生劳动力十余年。这些实习通常与学生们就读的专业毫无关系。但由于学校和雇主的协议,未完成所谓的”实习”的学生会被拒发文凭。然而“实习”的工资比正式员工要少,且没有任何福利。很明显,即便不算是强制劳动,这种形式也一定不是自由劳动。

ALR: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知道富士康是如何在厂房里成功管理规模如此庞大的劳动力的。它是怎么做到的?

Eli:富士康,以及其他劳动密集型制造商管理的重要一环,在于宿舍管理体制。这些劳动密集型、专供出口的制造商会安排绝大部分工人住在厂内宿舍。这种制度相比于15年前已不太普遍,但郑州富士康仍沿用了此体系。这可能听起来像是不错的福利,有利于来自偏远地区的外来劳工。但它也能极为有效地管控工人,因为在厂区宿舍等空间内可以方便地监控工人的言行。富士康还以破坏宿舍内已存在的社交圈而闻名。中国工人通常通过同乡的社交网络组成社群,他们说相似的方言,所以有着一种社会联系。富士康非常有意地试图拆散他们,安排工人们和来自不同地区的陌生同事做室友。因为他们不想让工人们拥有可以动员起来反抗雇主的社交网络。

但宿舍体系的重点是它能够动员劳动力,使满足买家需求成为可能,包括最大的买家——苹果公司。然而,还有其他买家会在电子产品业务量大大增加的时期对工人们施加离谱的产量需求。他们不只要求工人每天工作9或10小时,甚至还会要求11、12、13或14工时。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会半夜把工人从宿舍赶到组装流水线继续工作。

ALR:有些人可能以为中国的劳工生存状况在近几年已经得到改善,但显而易见的是很多问题还在持续。

Eli:我觉得我们应该关注供应链的整个架构,把问题溯源到苹果公司和其他电子产品公司的竞争。我们已经看到由于过去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他们已经在搬迁。富士康在越南扩展,在印度也正在进行一次大的扩张。关注郑州及其他工厂里的工人被雇主糟糕对待的细节固然重要,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转移劳工虐待问题到别的国家,我们的确需要有全球视角、对全球层面组织生产方式的革新有所思考

ALR:正如你所说,富士康不只在中国境内开办工厂。多年来,它一直在全球投资和开办工厂。我们对富士康在全球其他地方的措施和影响了解多少?富士康在全球劳工标准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Eli:富士康并不甘于眼前。它从上一代眼中并不起眼的一家台湾公司,发展成为了目前电子产品生产行业发挥关键作用的标志性财团,甚至被福布斯评为了全球 500 强公司。

富士康对在中国开厂生产的局限性有一定了解,但它在其他国家无法像在中国那样大规模地扩张,因为在中国建厂能享受到巨大的规模和效率。更重要的是,在过去15到20年内工人阶级在中国被政治镇压的境况给富士康带来了巨大便利,这点在越南、印度或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被复制。

我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工问题的了解不足以评估它们相应的劳工措施。我一直有兴趣更多地了解富士康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汽车工厂。富士康肯定无法复制它在郑州富士康的那些做法。首先,工厂规模上肯定差之甚远。而且,富士康无法在俄亥俄实施让工人住在工厂的闭环模式,甚至可能面临工人要求工会化的威胁(即使非本土汽车制造商到目前为止一直避免了在美工人成立工会的情况)。

ALR在中国境外关于中共二十大的报道有很多,大多数叙事注重难以捉摸的精英政治,除此之外却不深究。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新冠疫情的引发的各种限制让到中国去观察和跟当地人沟通变得尤其困难,也让信息变得更加不透明。因此,富士康的情况给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在地实情的窗口。富士康的情况对于理解中国劳工和扩张对劳工的支援又意味着什么?

Eli:是的,作为学者,我目前绝对是无法在中国进行学术研究。过去,劳工非政府组织(NGO)起着很大传播信息的作用,但它们现在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关停,或因受到阻挠难以正常运行。

如果把[富士康的]”闭环“作为一个隐喻,在中国境内信息传播方面已经形成了某种闭环。这让人很难了解如何支持中国工人的行动,也让组织、团结劳工的行动举步维艰。

我希望富士康事件会使政策制定者,以及被要求执行这些政策的地方政府,去思考一个有利于工人的流行病控制政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正如我们能看到的,工人群体正受到所有这些管控政策的严重影响。

富士康事件提醒我们,中国工人正在延续在上一代集体行动的传统,反抗不公正的工作环境。它使我们能够思考支持工人的方法。虽然现在的境况让外界几乎不可能给到直接的支持,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发出支持信号的可能性。我认为让中国国内的人能够看到国外的支援很重要:看到那些正在消费这些工人生产成果的人,或者是生活在他们雇主所在的国家的人,正在表示:“我们与你同在,我们支持你

作者简介

Eli Friedman 是康奈尔大学国际与比较劳工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他最近的著作是《The Urbanization of People: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Labor Markets, and Schooling in the Chinese City》(2022 )

原文:Eil Friedman, “Foxconn’s Great Escape”, Asian Labour Review, November 8, 2022, https://labourreview.org/foxconns-great-escape/

CC BY-NC-ND 2.0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or like, so I know you are with me..

1

Want to read more ?

Login with one click and join the most diverse creator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