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schKat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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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魚貓一枚。 努力掙扎求生中。

[Matters 91] 假日慢讀書計畫2——《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以一種極為緩慢的方式,介紹一位迷人的思想家。

上一篇整理了「哲學的願景」及「政治哲學的意義和在二戰後面臨的危機」,同時介紹了極具開創性思想的「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和其幾乎可以被視為異數的事蹟,接著整理鄂蘭對於政治的界定,並以此為基礎,最後扼要地以實例「真垃圾食物餐廳」讓其政治概念更為具體。

在上一篇中,可以發現鄂蘭對政治的定義,是與我們一般所認知的不太一樣(是偏向「社會創新」的現象)而這一篇將著重(一)鄂蘭對「極權主義」與「政治哲學」的批判和(二)鄂蘭式「區分明辨」——公共的、私人的及社會的。

前者是更細緻地表明什麼是/不是政治,而後者則是更細緻地將公私領域,以及社會領域模糊並產生誤解處進行劃分。因此這一篇仍可以視為鄂蘭對其政治理論架構建基,但也可以透過她切入的視角發現其理論的獨到之處。

書封

作者:李建漳
出版社:聯經(2018)


目錄:
1. 政治的異化
> 《極權主義的起源》是在寫什麼?
> 鄂蘭對「政治哲學」(舊世界)的批評

2. 區分明辨
> 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
> 政治性與社會性的區分

3. 小結


1. 政治的異化

在書中第一章作者下標〈政治的異化〉是因為「政治異化的極端表現,代表極權主義的出現。」當然,這種異化的範圍是光譜性的,它不只僅指極端主義,也包含所有「不應該是政治的」卻被視為是「政治」的。(本書 p. 56.)

但在詳述如何逐步異化並抵達極端之前,鄂蘭卻直接透過「極權主義」的出現回推這種極權主義是如何發生的,因此,首先作者帶領我們了解鄂蘭的代表作《極權主義的起源》。


🌸《極權主義的起源》是在寫什麼?

重點概念 
=> 極權主義的關懷是「『後極權』時代重新找回政治行動的可能性」
=> 極權主義是「新」及「史無前例」的
=> 極權主義的「要素」
=> 解釋極權主義的論述:「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及抵達「極權主義」


由於鄂蘭自身所處時代為二戰遭受極權主義蹂躪後的時代,因此這本書所關心,或說最想解決的是「人類如何理解並最終能夠解決由極權政體所暴露出來的問題」,而且,人類「如何在一個『後極權』時代重新找回政治行動的可能性」,這是鄂蘭撰寫這本書的核心意識。(括號為引用,出自本書 p.44)

因此,關於極權主義,鄂蘭在書中強調:極權主義具有「新」及「史無前例」性的。( p.43 )

而這包含:(標號後為本書 p.43 內容,而 “—” 後為補充)

(1)極權主義是一種新的政體,它不同於從前任何政府形式,往昔政治這學的各種學說都無法賦予解釋。它的出現,使得過去種種的道德判斷基準已不再適用。

— 這也是為什麼鄂蘭認為過去的政治哲學體系已經失效,脫離能夠解決現實面問題,而選擇批判/檢討「舊世界」,透過重新定義「政治」一詞後轉而建立新的理論。而也是在這條思考脈絡上,她拒絕被視為「哲學家」——因為哲學家關注的是個人,可政治並非個人的事。因此她希望人稱他 political theorist.(政治理論家)


(2)在宣稱遵守歷史運行法則的藉口下,極權主義伸張一個由意識形態所導向的終極目的乃人類的最高目標,進而發動了連串政治運動,且認為它們不受任何法律與道德所約束


(3)受這樣的狀況驅動,此前被視為「須受譴責」的行為均可獲允許,甚至成為一種必須性,例如:對猶太人的屠殺。所有對人權的侵害,於焉被解釋成合乎歷史理性的行動。

— 在這部分鄂蘭特別著重 1930-1950 年的史達林恐怖統治時期,及1938-1945 年的希特勒統治時期。後者可以用當初希特勒宣稱「猶太人搶走本國人的工作機會因此歷代積累大量財富」(歷史脈絡對應上 (2))進而合理化「猶太大屠殺」(政治行動對應上 (3))這一極端且不受任何法律與道德約束的行為。


透過這三點極權主義的特性,鄂蘭決定要找出其「起源」(而非因果關係的原因)。

也就是說,鄂蘭希望能解釋:「在德國納粹主義及蘇聯史達林主義兩邊的特定歷史條件下,西方現代性中的種種『要素』與『根源』,如何轉化為『極權主義』。」(p. 44)

在「要素(元素)」的部份中,書裡提到了包含「反猶主義」、「帝國主義」、「民族國家的困境及衰落」、「種族主義」、「資本主義的資本累積問題」等等。


不過,作者透過三個面向解釋極權主義這特殊的政治現象,包括(p. 45):

(1)反猶主義——猶太民族獨特的政治地位:有錢卻沒政治權力。

(2)帝國主義——1884年到一戰期間,歐洲帝國主義再興&當時產生的殖民行動。

(3)極權主義——1930-1950 年的史達林恐怖統治時期,及1938-1945 年的希特勒統治時期,以「運動」及「意識形態」為主的政府組織運作形式。


(1)反猶主義(整理自 pp. 46 - 48)——

眾所周知,猶太民族很會累積財富,因此鄂蘭指出「從歷史性角度而言,列國加強軍備急需金錢及貸款的背景下,造就許多猶太人金融掮客的地位。」

然而,「猶太人的獨特性,除了來自於民族國家有意地將猶太人當成一個特殊團體予以保留,不希望他們與其他社會階級同化,也來自於猶太人有意透過與其他族區隔以達到族群永存。」是以猶太人與所處國家的人,產生了「平等與特權的矛盾」(i.e. 猶太人相對於所在國成為特殊存在)

不過,由於「作為無國籍者,猶太人缺乏政治意識以及參與政治事務的能力,這造成猶太人政治上格外冷感和被動。」因此,當政客要宣洩人民不滿時,猶太人就成了發洩出口,最後落入了「政治地位的喪失」和「政治行動力的不可能」最後導致了猶太人遭大規模屠殺的殘酷後果。


(2)帝國主義(整理自 pp. 48-51)—

這部分算是「回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意識形態,鄂蘭發現:

— 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生產過程分工化加速資本累積,更使資本集中在少數階級手中

— 各民族國家的國內經濟體制不堪負荷,轉往國外尋求勞工與原料。最後行成海外殖民及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

— 而經濟上的「擴張」變成了政治的終極目標,私人及特定階級的經濟目的成為了政治運作的唯一目的。

— 因此, 殖民母國產生了「種族優劣」的觀念,而「殖民地的統治方式並不是基於普遍性的法律,而是以各種不同的政令來遂行『官僚統治』」最重要的不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而是「如何保持母國利益」


— 透過一戰前的背景,鄂蘭最終寫下了〈民族國家的式微與人權的終結〉並對人權理想的理論基礎與其實際運作提出了強烈的批判。

在鄂蘭的觀點裡,「任何的人都是特定文化及歷史的載體,無不出生長大於一個特定的政治社群。」然而,「一個即使宣稱尊重人權的國家仍會囿於眾多因素而差別對待個別公民或族群」而個人又難以自保,所以「人權」說到底,其實「僅是一種政治詞彙,充滿了空泛性和抽象性」。


(3)極權主義(整理自 pp. 51-54)—

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 此字字根「意指一種『全體主義』,也就是一種『全面控制』的統治方式。」

而要如何達到這目標呢?鄂蘭指出,「一種是統治者將某種『意識形態』強加於群眾,另一種是建立集中營」直接將身體控制或消滅。


鄂蘭尤其強調「意識形態」(ideology) 的重要性/影響力——

如其字根,「意識形態」是將某種主導性的「理念」或「意見」(idea) 組織成複雜但前後一致的「邏輯」(logic),它儼如一種「世界觀」,形成觀看世界的「視角」,而個人所看到的「現實」是被這套意識形態所選擇及詮釋式下的現象。(在《單一文化的陷阱》中,Muriel Rukeyser 指出「宇宙是由故事組成的,而非原子」而 Sir Isaiah Berlin 指出「如果你能把文化遵循的這個主導模式孤立起來,你就能解釋與理解世界是如何形塑某個歷史時期人類的思考、感受與行動。」也剛好可以呼應意識形態對人的影響。)

而在鄂蘭的觀點裡,「各種的意識形態都宣稱自己有『科學性』,是唯一符合『科學本質』的解釋。」而最終這些意識形態會努力讓眾人接納並操控人們,如納粹的例子裡,即是透過「宣傳 (propaganda)」與「灌輸 (indoctrination)」取代了每個人的判斷能力,簡單說即是「洗腦」。

因此,「極權主義者因此名正言順地排除,或忽視法律統治及憲政制度 (legality) ,也以此排除種種不同意、偏離此意識形態或運動法則的「異議分子」或「危險分子」,可以為了成就「整體」而犧牲「部分」

而為什麼會產生極權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呢?鄂蘭進一步透過指出「西方現代性之通病」並追尋其「起源」。



🌸 鄂蘭對「政治哲學」(舊世界)的批評/省思

重點概念 
=> 二戰後的西方,是承接了西方「現代性」的後果
=>「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資產階級」、原子化的「群眾」
=> 透過「區分明辨」政治,重新發現政治,而後明白何為政治異化
=> 過去的政治,因想「以一代多」而被誤解
=> 鄂蘭透過「批判舊世界」並「建構理論」為政治哲學另闢蹊徑

回到鄂蘭所處二戰後的時代,她指出,不僅是極權主義,其實所有(她那時所處的)當代,都是承接了西方「現代性」的後果


在這裡她指出:

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形成了具有特定心態的「群眾」及「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特性是對政治冷感及疏離,蔑視公共事務,公民的責任及義務被視為是浪費生命,人生活的目標被認為是個人在私領域的滿足及財富的不斷累積,政治被認為只是保護私有財產的工具,或被認為是可能妨礙個人自由及強取私產的危險,或甚至是取得經濟利益的必要手段。(p. 54)

是以,人對政治的疏離一不謹慎,就很可能導向如希特勒及史達林時期的極權主義政治形態。


此外,鄂蘭也提及:

「群眾」更能代表「現代性」的一種「病症」,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下,西方社會出現一大群喪失了「共同世界」以及被原子化 (atomization) 的個人。因此當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提供了一套特定的解釋,於是便很容易地將原子化及孤立化的個人組織起來。

當初在唸到這段時,不禁開始思考,自己是否被原子化?而圍繞在自己身邊的意識形態是什麼?而自己是否被那些意識形態牽著走而不自知?

而在極權主義下,鄂蘭索憧憬的(非我們一般理解的)政治樣貌也被扼殺。


鄂蘭所憧憬的政治樣貌為:

(1)政治的基礎是人的「多元性」
(2)政治是在公共空間公民以「平等」的身份相互溝通
(3)政治是以言行表現自己的秀異以及與他人的協力合作


這些,全都在被視為政治異化的極端——極權主義的政治形態下,被扼殺了。

不過,對鄂蘭而言,如果要找出「異化」(i.e. 即所謂「不應該是政治的」卻被視為是「政治的」)首先便是要先找出何為「原本」。而鄂蘭認為西方的政治哲學傳統須負很大的責任,這也是為什麼她第一步是透過「區分明辨」進行批判。(以下段落整理自 pp. 56-62)

要「區分明辨」的方法有兩種,一是「什麼是」而另一是「什麼不是」


作者指出,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試圖說明「政治不是什麼」,而鄂蘭在《人之條件》(亦譯《人之境況》)中,試圖說明「政治是什麼」。透過辨明,鄂蘭著重於「重新發現政治,描述一個純粹政治的領域」,最終希望指出「政治領域的異化」。


在找出純粹政治領域的路上,鄂蘭發現許多被誤解的現象,而這些誤解可被歸類為三種:

(1)鄂蘭拒絕將「政治」等同於行政管理及官僚統治(i.e. 也就是我們一般理解的政治)

(2)鄂蘭反對將政治認為是一種自古就有的人類宰制及管理同類的現象。她認為「政治沒有半分實質性的基礎,它不奠基於任何人類學或生物學的必然性,政治反而是罕見及少數的,它需要人的關心照料及勇敢參與。」而且,鄂蘭將政治視作「人類最高等、最珍貴但也最罕見的集體現象」

(3)關於對政治的扭曲,是來自於哲學家的偏見。鄂蘭認為,西方政治哲學總愛是圖追求一種單一的人類理想,想以「一」取代「多」,是對人類「多元性」及「共同世界」的敵視、對人民大眾及個人意見的蔑視。

透過上述的論述,最後鄂蘭認為,在傳統政治哲學的框架(以一取代多)下,「政治哲學追求的其實是『政治的消亡』,追求一個不再具有政治性的所謂『真實世界』。」(p.60)

因此鄂蘭說:「自柏拉圖以來的政治哲學,其大部分的工作可以被視為是尋找一個於理論有據也於實務有方以求徹底逃離政治的種種嘗試。」(本書 p.61,原出《人的條件》英文版 “The Human Condition” p. 222)也就是,當理想的一元,取代現實的多元,最終就是「眾人的多元性不是被忽略,就是淪為一種工具性的次要存在狀況」。

是以,在這個脈絡下,鄂蘭是希望透過關切及理解「政治生活」為重心(核心:尊重多元性,作法:進行理論建構),並自認「自己乃是屬於摧毀西方形上學及哲學範疇的思想家陣營」,並拒絕「哲學家」的標籤。

所以,鄂蘭是如何建構理論的呢?首先就是區分明辨並找出「純粹政治的領域」。


2. 區分明辨

🌸 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 (整理自 pp. 65- 68)

在上一篇提到,鄂蘭回古代取經,在理論建基之初,她便企圖重振古希臘的公私之分,繼承將「城邦事務」與「家戶管理」嚴格區分的古典傳統,並且以此批評現代以「社會性的 (social)」和「私密性的 (intimate)」取代公私之分的傾向。

在鄂蘭眼中,私領域主要是家庭領域,「是人類回應自然之必然性的地方,它常常充滿了由自然所造成的不平等性以及種種為維持生存的勞動。」(如吃、愛與生育、教導孩子等)

在此,鄂蘭似乎繼承了古希臘思想中「公」高於「私」(揚「公」貶「私」)的傾向,然而,是真的嗎?

其實鄂蘭認為「私領域也與公領域同等重要」。甚至,私領域「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因為許多公領域發生的事情,都需要透過私領域先照顧好身體才能發生。

然而,作者在此提出,鄂蘭所主張的「私領域」並非今日社會所指的「私人」概念


這是指:

從古希臘到現代,人對於「私」的部分產生了大反轉。

在西方古典,私領域是個人成為城邦公民及參與公共事務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在私領域滿足的個人擺脫了生物需要的控制,這樣的條件「允許」及「支持」個人進入公領域,以理性溝通與他人討論善惡;相反地,我們當代人習以為常地認為,只有擺脫了公共事務的煩擾,我們才能在私領域中追求各種意義下的「小確幸」或個人幸福。

也就是說,

在古希臘,私有財產被視為是個人擁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及自由時間,得以從家門踏入城邦的公共廣場以參與政治事務,但現代性的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的生活觀卻是視公共事務為無用的負擔,只有忽視公共領域、在私人領域中進行無限的資本累積才是重要的,這也是「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的一個重要區別。(p.68)

是以,鄂蘭希望透過辨明公私領域的界線,並希望不要以私馭公,限縮了過去公共廣場提供給參與政治事務的空間。


🌸 政治性與社會性的區分

除了過往和現今對公領域和私領域的誤解,鄂蘭也認為「政治的」完全不同於「社會的」。

鄂蘭指出,到了中世紀,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動物」就已經被中世紀思想家聖多瑪斯・阿奎納錯誤地挪用成「社會動物」。阿奎納是這樣說的:「人自然地就是政治性的,這即是說,是社會性的。」(man is by nature political, that is, social.) (本書p. 69, “The Human Condition” p. 23)

然而,對鄂蘭來說,人群居(社會性),只是讓人具進行「政治」的可能。

在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以及鄂蘭的《人之條件》,他們認為:「政治完全排除了『有用的』及『必需的』活動」它是一種完全「人類」意義上的實踐活動。


簡而言之,政治之於亞氏及鄂蘭,是——

某種最高善的追求,即平等公民在公共領域以言行展現的理性溝通,而這才是「人是一種政治動物」的完全意義。


也就是說,在繼承亞氏思想的鄂蘭眼裡,社會性與政治性是截然不同的,而「政治」是相當高層次的人類活動,也需要維護才得以發生的活動。


3. 小結:

本篇先整理了對鄂蘭而言,「政治的異化」是什麼,由此命題引出並略介紹了三個造成異化的可能面向「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異化的極端形式「極權主義」。接著介紹為什麼鄂蘭要批評傳統的政治哲學如何「以一取多」而讓政治失去原先的意涵,形成異化的可能。

在第二段,略述鄂蘭建基理論的基礎:區分明辨。這段簡要概述「公領域」「私領域」「社會領域」。接下來的篇章,會再補充一點「社會領域」與「政治」間的區分,並更近一步介紹鄂蘭的政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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