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顥熹

本名羅顥熹,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本科畢業,現於中文大學哲學系就讀文學碩士,興趣多元,對明清哲學、文學、歷史有所深究,近年涉足東亞政治、公共政策、倫理學及近代中國史之議題。

俄羅斯的東亞興趣:《俄羅斯「向東轉」:東亞新勢力?》前世與今生

俄羅斯、東北亞、中俄關係

「東亞焦點」以外的俄羅斯?

       人在異域的王家豪先生和教育大學羅金義博士,在俄羅斯研究可謂傾盡心血,2021年初於台灣出版《絲綢之路經濟帶,歐亞融合與俄羅斯復興》一書後,年中就推出《俄羅斯「向東轉」:東亞新勢力?》(下文將使用簡稱,或稱「本書」) 。假若兩書並讀,大有可能足夠對二十一世紀(蘇聯解體以來) 的俄羅斯之政治、外交、經濟政策有深刻認識。

       不過可能大家會疑問,「東亞焦點」系列出版了老撾、台灣、印尼、澳門的主題書籍,亦有筆者之前討論宋興洲《大湄公河次區域地緣經濟角力:衝突與調和》、蔡怡竑《十字路口上的東亞區域整合—競爭還是合作?》,乃至孫國祥《南海之爭的多元視角》及葉崇揚《轉型中的東亞福利體制》,「東亞」主題意識甚重。當俄羅斯成為本書主角,會否令「東亞」失焦,或許成為我們閱讀之前關注的問題。

本文的副題之所以用上「前世與今生」,而非筆者所常用的「評論」「讀書筆記」一類字眼,在於希望先行指出俄羅斯早於十七世紀就參與亞洲,在清室入主中原後的順治九年(公元1651年),清軍首次與沙俄軍隊對戰,自此延綿三十多年,於康熙二十八年(公元年)訂立《尼布楚條約》,首次確立中俄邊界。之後的康熙、雍正年間,清廷一直有和沙俄交涉,爭取其協助對付頭號大敵準噶爾。乾隆三十五年(公元年),更有原先生活於沙俄的蒙古土爾扈特部遠道東歸故國。進入晚清的咸豐八年(公元年),沙俄以趁火打劫方式,加上清廷官員的無能,重訂中俄邊界,訂立中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同治光緒年間,陝甘、新疆回亂,沙俄均以「外國勢力」參與其中。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更以沙俄╱蘇聯為主要軍事對手,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十年((公元1904年)在中國東北爆發了「日俄戰爭」,新興的日本擊敗沙俄,改變了沙俄近五十年在東北亞的壟斷,日本全面掌控朝鮮半島以及中國東北,沙俄則陷入革命崩潰狀況,最終於1918年滅亡,並由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聯所取代。

二十世紀蘇聯的戰略核心變遷到俄羅斯東亞政策的變遷:「東歐為主,東亞為輔」

       蘇共掌權以後,敵人四面而來:北有剛成功爭脱沙俄的芬蘭,東有對共產主義戒心重重的西歐國家,南有轉型成為軍事帝國的日本。不難想像蘇聯需要為自己找屏障,也就明白為何蘇聯要扶植蒙古為自己的第一個衛星國,在東歐中亞擴張,同時又爭取和中國國民黨共產黨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論是早期和納粹德國合作,入侵波蘭並吞併波羅的海三國,或是中期和納粹血戰,蘇聯全副心血傾注於歐洲戰場。直至雅爾塔會議及波茨坦會議,在英美兩國要求下,蘇聯以換取中東歐的操控權作條件,才重新「向東轉」答允進攻日軍。(當然不能忘記在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前後,兩國一直有零星軍事衝突)1945年八月八日,當德國投降剛滿三個月,蘇聯便按照雅爾塔會議的共識,大舉進攻日本控制的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成為廣島原爆後迫使日本投降的又一壓力。由於蘇聯為報當年旅順會戰(日俄戰爭決定勝負之戰) 日方不宣而戰一事,只是向日本駐蘇大使提交宣戰書,拒絕為其提供任何聯絡設施。日本政府是在八月九日清晨從莫斯科廣播的非官方途徑得悉蘇聯提前廢止《蘇日中立條約》並對日宣戰,不足半日後便發生長崎原爆。美蘇兩強合力攻日,令日本失去所有可行選擇,不得不同意盟軍要求的無條件投降。

       戰後蘇聯順利在中東歐地區扶植一大批衛星國,東亞的共產主義政黨亦大舉躍進,中國、越南、老撾的政權在冷戰首三十載先後易手,朝鮮半島則一分為二。不過東亞地區共產黨成功大多源於自身血拼得來,蘇聯角色並不是那般重要,例如朝鮮戰爭蘇聯並沒有過多參與。蘇聯更多把重心回到東歐,尤其衛星國的政治力量不足,例如波茲南事件與匈牙利十月事件(1956年)、柏林圍牆的興建(1961-1962年)、捷克布拉格之春(1968年) ,甚或蘇聯與社會主義盟友鬧翻亦非罕有,如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當然中國和蘇聯的決裂在冷戰史尤為重要,因為不同於上述東歐政治風波,這是第一次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主動兵刃相接 (第二次則是1979年的中越戰爭和越柬戰爭) ,意識形態壟斷的冷戰格局思維為現實政治考慮所取代,並以一個乒乓球突破格局促使中美兩國走近。

       最終東歐的社會不穩促成了冷戰建構的雅爾塔體系在五年(1986-1991年) 間迅速崩盤,柏林圍牆意外倒塌,兩德最終統一;波蘭、匈牙利、阿爾巴尼亞走向和平民主轉型;捷克、斯洛伐克兩國分家;南斯拉夫一分為六(如果計入科索沃,那就是一分為七) ;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全部脫離中央獨立,199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蘇聯解體,為其七十五年歷史寫下句號。

《俄羅斯「向東轉」》的〈引論〉把討論時間起點置放在2014年,當年即發生克里米亞危機,引起歐洲國家對俄羅斯的安全戒心一下子提升。不論英、法、德三國,都和俄羅斯刻意保持外交距離,俄羅斯不得不「向東轉」尋求亞洲友人。當然由於俄羅斯的地理位置跨越歐亞,以至出現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言「在歐洲我們是鞬靼人,而在亞洲我們是歐洲人」的兩面不討好之怪圈,第一章〈俄羅斯的東亞政策〉便是嘗試解釋由蘇聯解體至二十一世紀初,作為蘇聯政治、歷史遺產繼承人的俄羅斯,如何考慮自己未來的東亞政策,包括經濟發展能否「脫歐入亞」、美國與俄羅斯雙方關係、以及俄國自身遠東地區的發展三方面因素。

中俄關係的幕後

第二章〈中國〉和第三章〈大中華〉則承接第一章結尾就遠東人口稀少以及「中國威脅論」的討論,分析中俄之間三十年(1991-2021年)親而不密的關係,乃至俄羅斯和台灣、香港的交往。第二章的討論指出了中俄有經濟、軍事、科技等不同領域的合作,但這些合作無不出於「軟制衡」的考慮,即後冷戰的國際格局有美國一方獨大以至失衡的狀態,而莫斯科和北京都對自身周邊地區政治發展受華府介入而感到不滿,進而威脅自己威權政治,指責對方有挑起「顏色革命」之嫌。

隨着美國霸權對俄中兩國威脅漸增,國力卻又有此消彼長之態,俄羅斯與中國的合作愈趨頻繁,這是全球權力結構轉變的產物,兩國冀能產生協同效應,抗衡美國霸權的單極世界秩序。然而跟現實主義的預測不同,俄中始終無意締結軍事同盟,雙方合作更貼近「軟制衡」,透過非軍事手段、組成非正式聯盟,以約束美國的霸權行為。

(《俄羅斯「向東轉」》頁28)

然而作者指出中俄表面有結成同盟的可能,但更多時候是同床異夢,說白一點即是俄羅斯尋求地區平衡。俄羅斯向中國外售一批武器,又與其進入聯合海上軍演;與此同時,又把同一等級的武器售予中國宿敵印度,並支援越南公司在南海爭議海域開採石油,由此可見雙方利益的不一致,特別是Aleksey Maslov(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代理所長) 所出:中國「一帶一路」和俄羅斯正在計劃的大歐亞全球策略有不少重疊之處。加上中國民族主義情緒近年日趨高漲,不少人對中俄曾經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此段歷史往事耿耿於懷。最佳例子就是當今年六月中俄慶祝《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二十周年時,律師盧廷閣在轉發報道截圖時,加上一個提問「海參崴呢?」招來公安在七月一日(中共成立一百周年黨慶日) 上門帶走。(按:海參崴即今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於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割讓予沙俄。) 此亦反映中俄民間交往一直存有不和諧音符(詳細討論見「社會層面『民心相通』嗎?」一節,頁38至45。)

日本、南北韓和蒙古:俄羅斯與東北亞四國關係

       第四章〈東北亞〉則由大中華轉向日本、蒙古、朝鮮半島,由日俄戰爭至冷戰崩潰的百年,俄羅斯與此區域四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當年蘇聯加入對日宣戰可謂改變了戰局,既迫令日本投降,又令蘇聯力量首次進入東北亞,控制朝鮮半島北部及南千島群島,衍生了延續至今的三八分界線與日俄領土爭議。

戰後日本和南韓都不約而同努力爭取和蘇聯建交,日本因為蘇聯並未參與訂立《舊金山和約》的和會,令雙方仍處於戰爭狀態,日蘇必需另訂和約,才能令日本在沒有常任理事國的反對下順利加入聯合國,但最終先行以1956年10月《日蘇共同宣言》宣布結束戰爭狀態恢復日蘇外交,把領土爭議暫擱一旁,同時亦擱下簽訂有法律效力的和約。筆者在這裡加入一個題外話,即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一事。如果大家對筆者拙作〈熟悉而陌生的鄰居:現代中日邦交正常化歷史考論〉一文有印象,日本對中方提出在條約加上反霸權條款非常敏感,令條約談判一直拖延四年之久。日方其中一個憂慮是,蘇聯會視此條約為中日合作反蘇,有礙日蘇最終訂立和約。 而時至今日,二次大戰已結束七十五年,日本並未和俄羅斯訂立正式和約,連帶南千島群島領土爭議亦拖延不決。即使安倍晉三2012年再度任相,八年任期都沒有全面解決所有爭議,成為一個懸而不決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而繼任首相菅義偉,在其一年任期專注於內政,尤其控制變種病毒所引起的疫情擴散,以及2020年東京奧運殘運的順利舉行,為此付上自己的民望,甚至一度令十月大選的選情充滿不確定性。是次選舉乃2017年選舉組成的眾議院十月任滿解散,舉行例行選舉,在戰後史上少見。在野政黨自2012年失去政權後四分五裂,2014年及2017年兩次大選自民黨輕易取勝,和公明黨合作並拿下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手握修訂憲法的主導權。雖然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力圖整合各方力量,挑戰自公聯合政府,但相信不論誰人接任自民黨總裁,接下來很大機會大選只會慘勝。自民黨可以繼續執政,但不會佔有絕對優勢。而毫不意外地,原外相岸田文雄接任首相及自民黨總裁,並成功在大選保住執政權,同時日本在野黨的選舉聯盟也損失慘重。後東奧時代的日本,在對華友好的新外相林方正主持下,如何平衡游走於各方之間,成為一大挑戰。

南韓則視蘇聯為一個潛在合作或需要爭取的對象,與早期五、六十年代西德外交考慮相似,可以不承認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或與之建交,但蘇聯是一個例外,因為要解決西德和南韓地緣政治的困局,蘇聯的參與必不可少。雖然1983年發生大韓航空007號班機空難,蘇聯空軍擊落了南韓民航客機,導致全機所有人員死亡,曾一度把東方冷戰局勢一下子推至戰爭邊緣。而在1990年冷戰格局崩潰之際,南韓和蘇聯正式建交,代表東亞地緣政局的突破,促進1991年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當然蘇聯並不是沒有犧牲:朝鮮罕有公開斥責蘇聯,批評其製造「兩個朝鮮」並與之斷交。一直延至2000年普京訪問平壤才恢復朝俄外交。值得一提,俄羅斯是北韓核問題「六方會談」的一角,不論是當年的盧泰愚或是今日的文在寅,他們投放力量爭取蘇聯╱俄羅斯,都有出於阻止北韓用核的用意(暫不爭論北韓是否擁核,此非本文重心)。

蒙古的民主轉型是亞洲特例,畢竟它長年是蘇聯一個衛星國,而非如本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中亞五國般爭取獨立。當然「蒙古」不論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地緣區域,在近代東亞史都是複雜難用三言兩語解釋清楚 。但蒙古於1990年民主化後在新憲法強調自身的中立性,並爭取國際承認其為永久中立國,在中俄之間採取「等距外交」,亦嘗試引入美國作自己「第三鄰國」。從現實看等距外交的成效似乎因本國經濟依賴中國,又爭取不到美俄的支援,故此以致成效不彰又成疑。

東盟、印度與澳洲:俄羅斯與東南亞、印太地區關係

第五章〈東南亞〉及第六章〈印度—太平洋〉把我們的視野引向新興的東盟國家與印度,以及大洋洲要國澳洲。從中可以發現在東盟層面,俄羅斯採取的是冷淡而中立政策,正如上文提到的南海問題,以防和中國有所衝突。反而當處理國與國交往,俄羅斯往往較為積極,特別是第五章特別討論的越南和新加坡。

隨着美中「新冷戰」彷彿山雨欲來,如果東盟在重大國際議題上保持一致立場,尤為重要。然而,東南亞各國對美國和中國的取態存在意見不一,例如越南與菲律賓傾向投靠美國陣營,印尼和馬來西亞主張與中國維持競合關係,柬埔寨密切依賴中國,老撾大手吸納中資投入的同時卻也愈來愈歡迎俄國的軍事支持。俄羅斯素來從大國政治的角度看待區域組織,視之為大國展示實力的工具,也許早己預料東盟會陷入分歧;審時度勢之後,克宮將會寧願與東南亞各國發展雙邊關係,而不是與東盟之間的區域合作嗎?

(《俄羅斯「向東轉」》頁98)

以越南為例,前蘇聯時代,越南是其在中蘇交惡後的東亞最大盟友,特別是1978年11月雙方訂立《蘇越友好合作條約》,條約生效不久後越南便出兵進攻柬埔寨,推翻赤柬政權。此引起中國強烈反應,一方面直接訴之戰爭,即1979年的「中越邊境戰爭」,另一方面亦間接促成中美建交的實現,換取美國不干涉鄧小平「教訓越南」的舉動。而八十年代末蘇聯尋求對華外交正常化,並因為自己經濟壓力,削減對越援助。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與越南的交往亦甚為積極,包括投資能源項目與競逐越南軍火市場,然而也不是一帆風順。

河內甚是積極去確保資源來自多個國家,包括俄羅斯、美國甚至日本,展示它不會進行單一結盟,而是要建立多元化的關係。越南當然樂見美國與俄羅斯雙雙協助抵抗中國,現實上克里姆林宮的戰略圖卻是要求河內與京合作,以打破美國的亞太霸主地位。越南與俄羅斯的利益是否難以調和,有待驗證,但河內的戰略優先考量恐怕不會再放在莫斯科身上,而是深化跟美國及其亞太盟友的安全合作,因為只有美方願意及有能力遏制中國的南海行為。另一方面,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和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當選後,河內逐漸對美方與菲方抵禦。因此,越南同時尋求與中國緩和關係,以避免雙方爆發戰爭衝突。

(《俄羅斯「向東轉」》頁104)

而印度獨立後和前蘇聯甚為親近,並得到其軍事支持,與中國進行了一場邊境戰爭。然而冷戰以後,中俄關係回暖,雖然俄羅斯仍為印度最大武器供應商,印度卻逐漸和美國走向,甚至聯合美國、澳洲、日本「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國舉行「馬拉巴」海上軍演,大有塑造「亞洲版北約」之勢。

俄印關係面臨的挑戰,除了印美、俄中走近之外,還包括克里姆林宮與巴基斯坦的關係升温,近年嘗試與印巴兩國發展平衡外交。……年前美軍撤出阿富汗,俄方需要依賴巴基斯坦軍方和塔利班穩定阿富汗局勢,以遏制恐怖主義溢出至中亞國家和俄羅斯,遂讓雙方愈走愈近。儘管俄巴合作的規模遠不及俄印協作,但新德里必然會對莫斯科與伊斯蘭堡的互動保持警惕。
(《俄羅斯「向東轉」》頁119)

後話:血染八月以後的中亞與俄羅斯「向西轉」

在《俄羅斯「向東轉」》出版僅一個多月,中亞的地緣政治來了一個大翻天,塔利班╱神學士事隔二十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攻下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再度重建伊斯蘭政權。塔利班突如其來的成功與阿富汗中央政府棄守首都,不得不令人聯想起當日納粹德國對西歐發起閃電戰,一舉取下法國大部分領土和低地國家。美國及歐洲盟友在喀布爾機場倉促撤僑撤軍的尷尬場面,為國際傳媒一一收錄在鏡頭下。以至某些評論嘲笑其為1975年西貢失陷以來的美國最大軍事失敗。但南越不是阿富汗,拜登也非當年的福特,沒有人猜想過是次戰爭的成敗來得如此之快。當然可能除了北京,他們拳拳盛意,向塔利班高層伸出橄欖枝,邀請其赴天津與外長王毅會面。此時王毅剛在同一地方接待美國副國務卿舍曼(Wendy Sherman),中美外交會談並無生出成果,只有王毅與副外長謝峰向舍曼提出了「兩份清單」,作為改善中美關係的前設條件。北京和華盛頓會否能在阿富汗事宜談判尋求相似立場,顯然是一個大問號,尤其塔利班不是一班政治可靠的人。莫斯科深切領教了八十年代阿富汗戰爭的教訓,保持彈性,既不和北京般與新政權走近,又不至放棄交流敵對,未嘗不是一個抉擇。

2022年剛到,前蘇聯成員國、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出現因油價急升引發的騷亂,總統托卡耶夫接受內閣請辭,並重組內閣及國家安全委員會,親自接任國安會主席。托卡耶夫更要求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成員國派兵增援,迅速平息了首都阿拉木圖的亂局,油價也恢復至原本價格。事後托卡耶夫的一系列行動,卻令人迷惑,包括以「叛國罪」清洗了一批前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人馬及重組了內部安全部門。眾多的不解,仍然有待時間之觀察。

與此同時,俄羅斯大兵壓向其與烏克蘭接壤的邊境,更和白羅斯進行聯合軍演,大有入侵之勢,引起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之戒備,多國也積極推動外交周旋,企圖避免局勢失控,令人回想昔日冷戰時期北約和蘇聯在德國國內邊界的重兵布防,歐洲一分為二,更令人難以想像冷戰成為槍林彈雨的一刻。當然最尷尬的或許是北京當局,十四年前的夏天正當北京盛大舉辦奧運之時,俄羅斯出兵和格魯吉亞在南奧塞梯接戰,相似的歷史會否再於北京冬奧期間上演?另外俄羅斯會否藉烏克蘭危機把外交、國防重心「向西轉」重投東歐?這值得我們的注意。

參考文本

王家豪、羅金義:《俄羅斯「向東轉」:東亞新勢力?》(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1年) 。

王家豪、羅金義:《絲綢之路經濟帶,歐亞融合與俄羅斯復興》(台北:新銳文創,2021年) 。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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