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顥熹

本名羅顥熹,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本科畢業,現於中文大學哲學系就讀文學碩士,興趣多元,對明清哲學、文學、歷史有所深究,近年涉足東亞政治、公共政策、倫理學及近代中國史之議題。

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戰爭視野反思「惡」之可能與存在

惡、善惡、心體、四句教、平庸之惡、縱容之惡

   其實近日因為俄烏突如其來的戰爭,令我對正義戰爭理論與善惡的存在此等哲學問題重新加以思考(當然是更多擔心準備赴德交流的某人之安危),正如在之前〈正義之戰論辯反思— 寫在俄烏戰爭爆發時(初稿)〉一文的按語所述,該文拋棄對現實例子的討論,直接面對羅爾斯和華瑟(John Rawls and Michael Walzer)的義戰理論。文末曾經質疑義戰理論之必要與麻煩:

「問題來了,東歐共產主義崩盤逐一轉型的(非)自由民主國家,當面臨前蘇聯政治遺產的承繼者俄羅斯的威脅時,可否與之作戰?羅爾斯似乎沒有提供答案。筆者也常有一個疑問:「世間那有正義之戰?」轉化自明儒羅洪先(念庵,1504年至1564年) 一個對王畿、以及王艮為首的泰州學派的經典疑問「世間那有現成良知?」,由儒家、基督宗教、當代自由主義及社群主義,各家政治哲學傳統都對「正義之戰」提出看法,卻似是自說自話,自我圓滿,只是提供理論予國家合理化自己的戰爭行為。」

當俄羅斯打著「反納粹」的旗幟,攻入烏克蘭,搖動整個歐亞地緣政治局勢,挑戰了一戰以降的民族國家規範、二戰以來的東歐政治格局。此時不禁回想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的「平庸之惡」。這本書本身是記者式報道,沒有直接研發甚麼理論,但透過鄂蘭的文字、她作為猶太人被排除和反抗的經驗,我們可感受平庸或是平凡之惡的可怕。

而「惡」本身在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佔有一定地位,不過大多時候我們是面對其存在問題。中古時代由聖奥古斯丁到多馬斯亞奎那都在探討:上帝既然全能、全知、全善,他為何容許罪惡存在?他們為了解釋惡之存在,就訴諸所謂自由意志,既維持上帝的神聖性,也解釋了惡之出現如何可能。當然討論形上學的時候,很容易發現推翻自由意志之麻煩,你全盤否認自由意志之存在,也就消除道德責任之承擔,政治哲學、法律哲學、倫理學也會全線潰退。

中國哲學的善惡討論,當然最早可回到孟告辯論人性,然後到荀子言性惡,當代新儒家的徐復觀先生著有《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對先秦人性理論甚有發明。及至朱子注《孟子》,堅立了性善說在理學的地位,又藉《朱子語類》一系列論述豐富了人性論的內容。

當然小弟最為關注自然是明代心學,尤其王陽明的天泉證道所立之「四句教」,第一句即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以一個非儒學的狀況來描述人性心體,困擾整個晚明思想界,由龍溪緒山天泉辯論,去到周海門與許敬菴、管東溟與顧涇陽,乃至劉蕺山與黃梨洲也在「四句教」爭議各抒其見。清初對王學的批評也大多集中於此,兼及由此衍生的龍溪四無說,以及陽明後學的流弊。問題是不論立場是性善、性惡、或是無善無惡也罷,此終要面對「惡」之存在的現實。目前已有不少針對四句教和王學的惡論之研究,姑先不一一列舉。

最終是可以怎樣面對入侵者的平庸之惡(服從執行上意,不加批判),或者另類的縱容之惡(見到惡之存在或發生,卻不加反抗救援),將會成為未來儒學和倫理政治哲學(特別是義戰理論)的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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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正義之戰論辯反思— 寫在俄烏戰爭爆發時(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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