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波柔

到底谁才是大多数?

一段口述的故事

和Q哥认识是三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每周都会去新城区的球馆训练。每天都要坐地铁到xx地铁站,再从地铁站坐门口拉客的电瓶车去球馆,拉一趟大概十几二十块吧。Q哥就是那时拉客认识的我。记得他那时很健谈,总能和坐在他电瓶车的后头我聊上很多,我也饶有兴致的听和答。拉了几次把好像(因为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认出了我,让我坐他的车),Q哥觉得挺有缘分的,便加了微信。Q哥说来了地铁口就给他发消息,他拉我过去(这样他也有生意)。后来每次去xx我都会叫Q哥来带我一下,从那时起和他渐渐熟了起来,我也总是叫他阿哥。Q哥那时候和我聊得最多的就是生活,他家有三个小孩,都还在读书,生活压力不小。他还说有空去他家坐坐,我说好,但那时一直没时间,后来很快就出国了,也没有机会去。

出国三年,Q哥总时不时的给我发消息,我有时也会给Q哥发个几条问问好。他总是说:“小兄弟啊,最近过得还好吧”,“有空来xx找我玩啊”我也常回:“过的还不错吧阿哥,你最近咋样啊”“回来一定来找你”......很多朋友出国就不再聊了,但是和Q哥联系一直没有断(虽然也不常常聊),彼此间常觉有一种亲切感,他很愿意说,我也很愿意聊。我觉得认识Q哥这么个朋友挺难能可贵的,他或许也觉得能认识我这么个小兄弟挺不容易的(后面再说)。

Q哥总是说让我回去的时候叫他,哥俩聚聚,我自然答应,也当回事了(他上次找我是1月底,说咱们6月再见)。上个月初毕业回国,主动给Q哥发消息,说有空咱出去吃饭。Q哥说他都礼拜一可以,叫我礼拜一去xx地铁口找他,他来找我。想请他去市中心吃顿饭的,但是他一直说去xx地铁口,我也就答应了(现在觉得自己叫他去市中心吃饭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他说请我吃顿饺子,对吃不大讲究的我爽快答应了。月初就说了去找他,但因为回国后的一些事情拖了一两周。本来想再拖一周下周再去找(因为坐地铁去xx有点麻烦),但Q哥上周四给我来消息问我什么时候来,我一想,那就马上去找吧,哥俩都这么久没见了。

知道Q哥生活条件不好,今天出门前特地穿的破一点,不那么花里胡哨的,拿了件破破烂烂的纯色的蓝短袖。上地铁后给Q哥发了消息,他很快就回了我,说马上出门了来接我。出地铁口见到Q哥有种既认识又不认识的感觉,毕竟三年多不见了,但是我还是认出了他——黝黑的皮肤,圆圆的脸,人肥肥的,穿着件保安的制服,坐在那辆开了好几年的电动车上。Q哥说:“我的乖乖,好久不见了”“你还认得我啊?”我说是啊,好久不见,当然得认得你啊,哥。随后熟练的就上了他电动车的后座,看着他的后脑勺,他煎着光溜溜的短寸的头上又多了些白发......

因为过去一直很少问Q哥关于他的事情,今天一开始问了他不少事儿。Q哥73年生人,今年虚岁50,家在安徽,农村户口,小学学历,退伍兵,来H市二十多年了,现在在一个公司里当保安(Q哥在那干了有十几年了,他的微信名就叫“保安”),从周一上到周六,早上7点到晚上7点,一个月大概5000块钱。家里三个小孩,大女儿今年刚毕业,没考上研究生,去深圳上班去了,一个月大概也是5000块左右,两个儿子在老家读书,一个初中,一个高二。Q哥说嫂子原来也在这拉客,最近回安徽农村去了,因为田里有麦子要收,家里人老了都干不动农活了,得有人回去弄,不种地也没办法。我问阿哥农村一年能收多少钱,他说一亩地就赚几百块钱块钱,总共就十来亩,一年一万多块钱,根本不够花,还要交化肥钱、农药钱什么的。他说种地饿不死人,但就是没钱,三个小孩要读书,没钱没办法,所以要进城打工,不然农村户口只能只能种一辈子的地。

Q哥说要请我吃饺子,但是饺子店招牌好像没了,一直找不到,去了一家破旧的嵊州小吃店,Q哥觉得菜不行,就出来了,说去吃米饭。我说都行,他便载着我去了家快餐店。Q哥脱了保安制服,露出了件蓝色的达达快递的制服,说他经常来这送外卖,今天来吃饭,叫我爱吃什么就拿。我们一共拿了三碗肉,一碗菜(梅菜扣肉、口水鸡、烤鸭、四季豆),拢共47块钱。我早知道Q哥生活不易,舍不得让Q哥去付钱,就抢在他前面付掉了钱,他就推了一下,也没有多推,因为他的确经济条件不好。平时我几乎不喝酒,在外三年滴酒未沾,见到Q哥顿生酒意,问他要不要来瓶啤酒,他说他血压高,喝不太来,平时不怎么喝(不知道是不是担心钱),我说那没事,我也不怎么喝,但是他又说啤酒没事,辣酒不太行,于是我就去付了杯啤酒钱(4块钱)。Q哥坐下来以后先给他老婆发了条微信,说之前拉客的小兄弟从美国读完书毕业回来现在在一起吃饭,你还拉过他一次呢(和嫂子有过一面之缘,之前有一次Q哥有事情,就托嫂子来接我)。在跟家里说完这事儿后,哥俩坐在饭桌前边吃边喝边聊。

Q哥说他三个小孩子要养,一个小孩一个月大概要给1000,三个小孩3000,家住在地下室,一个月加水电900(原来1000块,房东看他生活条件不好,便宜了一百),吃吃喝喝一天50,一个月要1500,一共就要5500左右,家里还有七八十岁的父母要养,保安一个月5000根本不够用。所以去跑外卖,跑外卖一单5块,兼职干一个月也就2、3千块钱。Q哥说他晚上7点下班以后跑到凌晨1点,一天就睡五个小时,第二天7点再去上班,周一休息还得跑外卖,不跑就吃不上饭。Q哥说:我们得干活啊,不干活就吃不上饭,要养家里人。他还说:你今天来,我外卖都没跑了,就等你,等了一早上了都。我实在感动。我说全职跑外卖能赚个1万多吧,比当保安强。Q哥说跑外卖跑一天干不动,比不了小伙子那样跑,而且自己及没学历又没手艺,保安的工作辞了根本找不到工作,养老保险现在也在交,以后一个月能拿个2千多;自己农村户口,找不到工作就要被送回农村,这样的风险担不起。

我问Q哥多久没回老家了,他说有一两年没回去了,都在外面干。说到三个孩子,Q哥好像充满了些希望,他的指望应该都在他的子女身上了,大女儿在深圳工作,在做什么出纳的工作,刚干几个月,住的地方租金一个月7、8百(我有点不敢相信),说混好了后面租到外面把他接过去,到时候去深圳干。他说女儿没考上研究生在家哭了很久,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农村娃没办法,难考。现在去深圳机遇大,如果混好了就去,混不好也没有办法。他说大女儿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给了他几百他没要,他说钱留着让她自己还学贷,还有30000块钱,当时读大学没钱,贷了些(当时一愣:如此拮据的生活居然还有三万的贷款)。问起他怎么生的这么多,他说之前农村计划生育,像他这样的生三个根本没办法管,因为都是他在外地打工的时候生的,等带回去以后老婆做个结扎就好了。(但你能指责他什么吗?显然不能。)

当然难免会说起些“家国大事”,他说你在美国怎么样,是不是有很多枪击案(几乎回国碰到所有人都会这么问我),我说还行吧,看地方,也没这么糟糕。他说还是国内治安好,我说那的确。(在美国时他也常关心我疫情、枪击什么的,让我多小心,别乱走)他还问我家里人干什么,我说我妈是做文艺的,我爸是投机倒把的,他说你爸妈能干啊,你妈还能读研究生,你爸还能送你出国读书;我比你爸大一岁,人家越混越好,我是越混越差。Q哥说他爸42年的,60年代入的伍,是林彪的兵(应该是支左部队吧)。Q哥说不知道你学历史的学不学林彪,他说:“那个时候林彪很牛逼的”“林彪是个冤案,其实林彪没有篡权夺位。位子都给他了”“他在苏联的时候被人窜位”(其实林彪并不在苏联)。Q哥说他老爸那时候在部队,后来军队全被换掉了,他老爸下放到地方去放电影去,那个时候一个月还有个三四十好拿。后来电影院都倒闭了,就只能去农村种地。他后面问我对林彪的事怎么看,我随便说了些庐山会议,主席存废,批陈整风什么的,说毛自己疑心太重。他说毛手段毒辣,不毒辣当不了主席,还说跟朱元璋差不多,把元帅全部搞掉了(他好像还把朱德和彭德怀搞混了,说朱德死得很惨)。

饭间Q哥说了无数次“本来今天要请你吃饺子的,谁知道招牌没了。”我说“没事没事”。(就算去吃饺子我怎么可能会让他请呢?)桌上的菜被吃了个底儿掉,Q哥一连吃了满满三大碗饭,他说这儿米饭免费。走之前Q哥还去电动车座底下拿了个饭盒,打了满满一饭盒的饭,留到晚上吃。问阿哥平时吃什么,他说中午公司里包,晚上就煮点面吃吃。现在我知道让他去市中心吃饭是多么幼稚了。这顿饭对阿哥意味着什么?47块钱的饭对于Q哥来说就已经是下馆子了,就是盛宴了,就是他干半天的钱。阿哥可能来H市二十多年没进过市中心堂皇的商场里吃过一顿饭,来来回回的地铁钱他可能都不舍得花,我实在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

饭后Q哥说去他家坐坐,我便又上了他的车。车上问起了他当兵的事。他说他是90年去当的兵,那时候是4年兵,在武汉。说他是干后勤的,xxx部队。他说退伍下来什么都没有。要是能和领导关系好点,拍拍马屁,给点钱,弄个七年的志愿兵下来,退伍还能分配工作,转士官什么的都是一个道理。像他们这样的农村兵根本没有机会,一没钱,二没文化。Q哥说他有两个战友就很会搞关系,但是最后名额就只有这么几个,也轮不到他们。他说部队也一样,没关系没钱也不行。他说在部队还要站准队,不站准队不行,就好像你要站到薄熙来那里就完了。但也说到些好东西,他说在部队经常锻炼,身体练的还不错,绕单杠跑步什么的自己很在行,现在身体还能吃得消这么干。

Q哥特地开到水果店给我买了个十几块的西瓜,他说自己好几年没吃这个了,平时哪会买这些,今天兄弟来了得买,这道理我还是懂的。我不太吃水果,但盛情难却,他给我切了片西瓜,还硬塞给我俩苹果。

进了小区那幢楼的门,不是往上走的,而是往下走的。当阿哥开门时,才真正体悟到何谓生活。房间大概只有2平米左右,一张小桌子,一张床,和一个紧挨着的卫生间。顶上一个发了黄的旧空调,地上一个老式电风扇(啊哥说他几乎不开空调,电费贵,偶尔用用电扇)。地上是婆婆的纸板和纸箱,几箱鸡蛋以及一个满是油渍的迷你电磁炉和锅,桌上放着一个案板,一把菜刀,一些有些脏的调味料和刚买来的西瓜,墙边放着几袋麻袋,里面是旧衣服和餐巾纸,衣架上挂了一排保安的工作服和送外卖的制服。我又进厕所小解,里面放这些锅碗瓢盆,以及一个烂掉的青菜,好在马桶还算能用,虽然也有点破败,当然,我倒不在乎这些。(每日忙到1点钟哪有时间管这些零七碎八呢?)Q哥说自己都去公司洗澡,那里洗澡不要钱。Q哥还特意从那破破烂烂的纸箱子里拿出一罐王老吉让我喝,他说这个公司发的,留着放家里给别人喝。Q哥又问我抽不抽烟,说他这有。他自己不抽烟,这些烟都是别人给他的,当他打开那个利群烟盒,里面的烟都皱了,他还说:“看这个,还有中华哩。”他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这些都是别人给的。(实在是抽不起啊)

突然,Q哥从床上站起来,说要给家里发语音。站到床上,靠着床头顶上的小窗户,把手机靠近窗户,这才发出了语音消息,说“唉呀,信号不好发不出去。”然后,我们坐在床上聊天,又聊了好一会儿。Q哥说以后要是能去深圳让我常去找他(因为我告诉他研究生在香港读),等你以后发达了,想着点穷兄弟,有什么好工作记得点哥。(他常和家里人说有个小兄弟在美国读书)我能说的只有:“嗯,嗯。”自己离发达自然是差远了。我清楚,阿哥认识我这么个兄弟还保持联系这么久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家庭条件,他拉客这么多人,能联系这么久的想必也就我一个,这样的兄弟是不容易的。

Q哥还说了个故事,他拉客的时候有个一起的朋友,家里小孩得了尿毒症,那位朋友割了一个肾给他的小孩,就这样还得在地铁口骑电瓶车拉客养家,比起他自己还算好了。我说是啊,万一碰上个什么病那就麻烦了。Q哥说自己身体还不错,之前在部队有基础,没什么病。他说自己一个农村户口的小老百姓能做什么呢?我问Q哥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他说能有啥打算?每天干呗,大女儿现在工作了我负担也小点。自己一个人还好,但是家里还有老有小要养,自己不吃没事,但是不能让小孩子不吃啊,小孩子要钱怎么办呢?他说还是得跟你们一样读书,不读书没有出路,自己那时候在农村没有条件。

出门时带了点茶叶出来准备给Q哥,但是现在觉得茶叶顶个什么用呢?在Q哥家时我曾想把钱包里几张红的找个地方塞着,但是翻来翻去发现今天钱包忘记带了。不过说实在的,就算我带了,这几百块钱又能如何呢?

坐了大概一个多钟头,阿哥说送我去地铁站,他后面还要跑单,一天不跑就养不了家里人了。也不知道带我去那里玩,没啥好玩的,自己也太忙了。你在这破破烂烂的地方呆不住吧,我说没有没有,然后违心的说了句“和我在外头住的差不多”(虽然外面也好不到哪去,但比这强多了)。阿哥在电瓶车上和我说,自己一个“穷兄弟”认识我这么个“富兄弟”不容易啊(之前也说过),我说兄弟不论穷富;他说是啊,不论穷富。

走到地铁口交了个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给我和Q哥拍了个照,然后我把包里茶叶给了Q哥。他说自己不喝茶要了没啥用,我说你还是留着吧,有事没事喝点。我和他拥抱了下。他一直送我到电梯口,紧紧的握住我的手,说着“常联系”“常来玩”,我说“肯定的,咱都联系了三年多了,还有机会的。”又在电梯口站了一会儿,我就坐扶梯下去了,他一直目送我走,我也回头看着他跟他挥手,他说“咱们保持联系。”我说“一定!”

进了地铁站,Q哥给我来消息,说祝我一路顺风,他已经开始接单了,要是不干就养不了家里人了。回复他后,坐上往市中心开的地铁。地铁里坐着衣着亮丽的年轻人们,他们亦看着手机呵呵的笑,亦依偎着伴侣表达感情,好似一片祥和;又想起那些国外留学的同学们,他们穿着几千几万的衣服鞋子,开着几十万几百万的豪华跑车,说着岁月静好、美好时代,为这个让他们的父辈赚的盆满钵满的体制摇旗呐喊.......心中莫名的一股割裂感。

一些人说只要够努力就不会过得这么差(包括我的母亲),他们还不够努力。难道努力就够了吗?难道每天从早上7点干到第二天凌晨1点还不够努力吗?如此苦行僧式的生活还不够节俭吗?难道农村户口、小学学历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吗?难道退伍分不到工作也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吗?人的命运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而被提前决定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公正吗?这难道不是经济化了的血统论吗?

最可笑的是一些人常说的“我身边的人都很幸福啊”,“我身边的人都很开心啊”,“你天天说这个国家不好,你受到压迫了吗”。难道身边人就能代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吗?到底谁才是“大多数”?是留学生中的同学?是新闻联播里的样板?是光鲜亮丽的明星?还是短视频里看似幸福美满的网络红人?我实在难以想象这个社会的割裂感。的确,这个国家是有着光鲜亮丽的基础建设,但代价是多少人的血和泪呢?夺目的大厦和宏伟的设施就代表着国民权利受到保障了吗?的确,城区里不怎么看到路边的乞丐和流浪汉,但又有多少被遣返回乡的所谓“盲流”呢?城里人又怎能想像半夜派出所来敲门查户口的感觉呢?

我当然不是去否定改革的成果,也不是鼓吹所有人就应该禁欲和抑制消费。我只是对社会的割裂感感到惊讶,以及对一些人的漠视感到憎恶。留学生们常说,“我好想回国”,“回国能叫外卖,吃烧烤,方便便宜又好吃”,但这就是这个国家吗?这个国家对于一个“人”而言就是所谓的“吃外卖和吃烧烤“吗?有多少人能开开跑车蹦蹦迪?有多少人能成天矫揉造作高呼“我好幸福”?又有多少人需要为下一顿能不能吃上去担忧?到底谁才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到底谁代表着这个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小康社会”吗?

后记:

人们常以社会阶层去衡量一个人,说一个人是“底层的人”“中产阶级”“有钱人”。母亲常说,这是一个阶层的社会,人就是和自己一个阶层的人混,不一样阶层的你少和不三不四的人一起。我不喜欢用阶层去区分一个人,更讨厌用物质多少来给一个人贴上标签,所以我不喜欢说xxx是底层的人,而更愿意用我朋友xxx,但我不得不承认有这个现实。虽然多数人都渴求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着着阶层的划分。可是如此阶层的流动性又是如何呢?它的差距又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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