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平
張潔平

希望探索媒介的各種可能,也希望做個一輩子的記者。Matters站長。

書抄:難道穿越大洋的船舶不是一個「地方」嗎?

段義孚 - 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

之前零零星星讀過段義孚的文章,關於地方和空間,關於寵物和支配,關於恐懼和創造,喜歡他的許多思考角度。尤其是在自己租下一個空間開書店的時候,偶然讀到了他寫「地方」的闡釋,由此看到冰山一角的人文地理學世界,深深感到共鳴,於是想系統讀一讀。

於是就買了他的自傳開始,他在 69 歲寫下《我是誰?》(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收到書後,我上飛機,讀第一行時正在國際航班上發著燒,昏昏沉沉,呼吸不穩,坐立不安。於是拿出這本小書,一個害羞、多病、多思的男孩從書頁裡浮現出來,一個地理學大師,nature out there 令他感到審美的愉悅,但真正吸引他的是human nature - 那細膩而沉思的內心風景,越過他傳奇的家世、漂泊的經歷、成就斐然的學術世界,成了敘事的主線。我在身體的緊張中平靜下來,讀完書,幾乎要愛上這個男孩。

段義孚在書裡寫下他關於自我與世界、關於自我與關係、關於地方與空間的種種思考線索。

摘錄我特別喜歡的段落:

關於生命力:

生命力是一種天賦,一些人多,一些人少。⋯⋯布里南認為,真正的天賦,甚至是純粹心智意義上的天賦,絕不僅僅是一種能把事情做好的訣竅。重要的在於,它還必須充滿活力,就像可充電的電池——能夠釋放出能量,能量可以得到補充,而且還是定期的補充——有些人身上的電比其他人多得多。對我來說,這是根本性的不公平,因為這不僅關乎成功和名譽,也關乎日常生活的質量,關乎活著的意義。⋯⋯有時,意志力確實可以當作生機活力的替代品,但遺憾的是,意志力總是不如生機活力那樣吸引人。

勇氣不僅包括身體裡的活力,能夠把自己置身於特定的境地;還在於在行動上有決斷,能在關鍵時刻保持著冷靜的心態。⋯⋯相比於勇氣和生理上的勇敢而言,同理心更能通過不斷的訓練而得以增強。這種品質是可以通過教育培養起來的,它潛藏於每個想得到它的人心裡面。

在別人看來,我是一個很不錯的人,知識淵博,也會注意他人的觀點,特別是在聚會和討論小組裡,但不幸的是,這樣的謙遜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這會顯得我自己缺乏知識的立場和道德的原則。要麼,這兩者我都有,但卻為了舉止得體而刻意掩飾下去,這樣的得體本身就該受到質疑了,因為這種行為的動因不是源於力量,而是缺乏安全感。這是外國人、訪客、移民身上都會有的社會性的不安全感。相反,像瑪格麗特·米德那樣的人就可以表現得果敢、直率甚至粗魯,因為她本就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但我卻不同,我只是作為一個異鄉客在這裡待了四十年而已,始終覺得需要審慎地去迎合那些本土美國人的觀點。

關於自我意識:

眾生中唯獨人類擁有自我意識。它如何作用於個體發展,它同必不可少的隱私之間究竟有怎樣的關係?個體的自我意識發展會對社會凝聚力和群體生活造成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會吸引地理學家去思考,因為自我意識和個體意識的增強會引發空間的分隔,而分隔開來的空間又會強化個人的隱私。這樣的空間還會導致個體的孤獨,導致人的行動和思想的分離,並需要通過持續的交談來了解彼此的世界。

在中世紀,無論是在大廳裡,還是在食物器皿裡,或是在劇場裡,人和事都魚龍混雜成了一鍋粥。⋯⋯只要宇宙觀、宗教觀和表演形式都涵蓋在一個包羅萬象的稱為「世界 Globe」的空間裡,中世紀的世界觀就是揮之不去的。18世紀和19世紀的劇場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景觀取代了宇宙,產生出更多主觀的觀念;戲劇元素裡有很多目的、誤會、溝通失敗和孤獨,它們最後都匯入一個相對內在的空間,即日常起居的空間裡。19世紀晚期的戲劇描繪出每個人都生活在交互的空間裡,但彼此是隔膜的,這與劇場的空間格局形成了呼應——演員和觀眾是分開的。這樣,一個整體的世界——Globe——消失了。一側是被燈光照亮的舞台,另一側是昏暗的觀眾席大廳;每個觀眾都各自坐在分開的座椅上,同樣也是孤獨的。

(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1982)

關於空間與地方:

地方包含著比城鎮更廣泛的實質,甚至比鄰里、家園和房屋都蘊含著更廣泛而豐富的內涵。難道壁爐、扶手椅,甚至人本身,比如母親,就不能算作一個個地方了嗎?母親是蹣跚學步的孩子從沙堆裡盡興而歸的地方。

地方不必在特定位置上扎根。難道一艘穿越大洋的船舶不是一個地方嗎?在這一有著邊界的世界裡,船長就正如一位祭司和國王一樣。母親當然是一個地方,而且母親還會走來走去。那麼,可以被帶走的文化算不算地方呢?並非任何文化在位置上都是固定的。就像古典音樂,對於樂迷來說,它就是家了,它能為樂迷們提供情感的支持。

(《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1977年)

在內心深處,我是多麼渴望有一個不以權力和聲望為基礎的世界,並渴求真的有那麼一個實體的小圓孔,能讓我們洞見另一個世界的現實。社會裡的人情世故讓我反感,因裙帶關係而產生的習俗讓我厭惡。作為一個在中國家庭文化裡長大的叛逆小孩,基督教對我非同尋常的吸引力在於它對家庭的輕視。⋯⋯我反叛的不僅僅是家庭,還有傳統的生活方式,扎根在親屬關係、土地和大地神靈裡的那種生活方式;相反,我更欣賞的是現代生活的理想和信念,比如像世界大同、抽象思維,和高遠的天空之神——如果天上有神靈的話。

傳統民間道德既不是私人道德,也不是非個體性的對人不偏不倚的道德。它具有典型的地方性,只有在地緣上相近的人才能彼此提供需要。需要,尤其是迫切而強烈的需要,顯示出相互幫忙的美好:我給你一包糖,你給我一杯醋;我幫你收割,你幫我蓋倉。⋯⋯除了生存層面的價值以外,地方性的緊密互助關係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對現代社會的男男女女更是如此,因為這裡面蘊藏著人的溫暖。你的需要始終是關聯著身邊的親屬和鄰里的。同時,它對人的期待也是適中的。這樣的道德不會對個體產生過度的要求,不像真正的友誼背後的個人道德,也不像非個體性的「兼相愛」那樣,要求一個人對任何人都慷慨大度,包括陌生人,甚至仇敵。

隨著人們的生活日漸富足和安全,公共紐帶就變得越來越鬆懈了,狹隘的互惠被Lewis Hyde所說的循環給予“circular giving”所取代和補充,即甲把東西給乙,乙給丙,丙給丁,丁又給甲。最終,慷慨的給予還是得到了回報,但是卻經過了很長的時間,而且回報還不是直接從最初幫助的那個人那兒獲得的。在一個富足的現代社會裡,給予的循環圈可能會變得很大,以至人們甚至都感受不到給予的過程了。剩下的就只是一根鏈條而已——一根長長的鏈條,伸向了不知所終的未來,那裡全是一群陌生人。

關於世界主義者

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不只是自由地在任何地方選擇最好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能夠去理解任何一種文化實踐的潛在意義和目的。

這本69歲時寫下自傳的結尾:

有一次,已過半夜,我獨自在內布拉斯加州疏落的景觀裡駕車向西而行。在不寬的高速公路上,只有我和前面一輛車在行駛。我們一直結伴而行。我對自己的駕駛技術一直信心不夠,尤其是在黑夜裡,所以,我很感激前面那輛車的尾燈,一直引導著我,給予我安全感。但當我開始覺得這樣的陪伴是理所當然的時候,他卻閃起了右轉燈。這是頗有禮貌的信號,但也是令人遺憾的,因為此後,就只剩下我獨自一人了。那輛車拐進了一條鄉間小道。於事,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車前燈來引路了。這燈光只能照亮很短的一段路,而這路,在更遠之外,則被吞沒在了重重的黑暗裡。

13年後,段在2012年做了一次演講,並把演講文收錄進這本自傳。這是演講文的結尾:

世界上並沒有所謂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說話的人其實都是靈魂不死的人。相反,國家、文化、藝術、文明,這些東西才是有死的,它們的生命對於我們而言,就像跳蚤的生命一樣。但是,和我們一起開玩笑、一起工作、結婚,也被我們冷落了、剝削了的人其實都是靈魂不死的人。而在這些人裡面,有的人是不滅的驚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輝煌。

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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