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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都是有不同症状的人|接力访问071 徐雅珺

一个精神分析家在国内看到的和实践的事情。
题图为电影《怪物》(2023)剧照

原文刊载于小鸟文学

徐雅珺 2016 年底回国之后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个是和丈夫一起定居昆明,这是出于躲避雾霾和控制生活成本的考虑;第二个是在落脚之后做一个读书会。这个行动重要又明智,初来乍到昆明的徐雅珺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志趣相投的人,从而建立起来自己的工作网络和朋友关系。

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她是一个希望在“社会”里开展工作的人——把“希望”改成“必须”会更准确一些,毕竟她从事的拉康派精神分析本来就主张在社会背景下开展主体分析。不过在徐雅珺工作的精神分析领域,不同人对专业和社会现实之间的感知、反馈都很不一样,否则满宇在推荐她加入接力访问的时候,不至于特别提出她曾为城中村的流动儿童提供精神分析角度的帮助。

“当我们的社会高速发展,我们会说要为此付出代价,但如果我们连这个代价是什么都不清楚的话,这个牺牲对很多人而言无法选择,也无法被看到。”徐雅珺在 2018 年受访时说。当时第三届中法精神分析研讨会刚刚结束,她的发言主题与流动儿童有关。

徐雅珺是一个精神分析家,四川大学毕业之后,在巴黎第八大学完成精神分析硕士,接受精神分析导向的个人分析七年,督导两年,如今在昆明有自己的工作室。徐雅珺和满宇、刘洋一起发起了“一个人的社会”项目,你可以在满宇那期接力访问里看到更多细节。而她和昆明本地某个 NGO 一起服务于流动儿童议题,这个契机则来自读书会。这个过程为期两年,直到 NGO 机构发生变动。


跟小朋友工作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我需要进入他们的世界,比如我需要去了解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一起做游戏、画画、玩泥塑……这些工具是一个辅助。通常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好的孩子,我也通过他的话语来进入他的世界。他们也会跟我讲梦、跟其他小朋友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父母之间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是怎么想的,等等。

这些是日常的事情,但是日常的事情能够呈现出所谓的主体性。打一个比方:有些人碰到比较强势的人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慕强,这就会导致他们可能在亲密关系里陷入到一种被对方控制的、很痛苦的境地,这种状况不止会在亲密关系里边重复,也可能会在比如跟朋友、同事的关系里边(重复),这跟主体性有直接关系。

小朋友在讲这些日常的时候,我们在听的是 ta 反复碰到的这些困境和 ta 自己无意识的选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们会在会谈时去讲这个部分。


后来,徐雅珺也为“一个人的社会”参与者、艺术家唐浩多提供问题儿童的咨询。唐浩多在海口的“伴伴杂货铺”是一个特殊的儿童活动空间,当地社区里一些精神和物理意义上都没有着落的孩子在那里找到支持和信任。而唐浩多本身,则在“一个人的社会”里得以直面自己和父亲的扭曲关系,他在此后涉足儿童心理问题的实践,在徐雅珺看来是一种出于个人直觉的行动,和她在法国实习的时候看到的社区支持异曲同工。


法国每个社区都有一个“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医学中心”,里面有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工作者、社工,每个社区都有,有些是专门针对儿童和家庭的。学校也设有心理咨询师,如果一个孩子的情况严重到参与学校的正常课程有困难的话,有另外一个机构叫做“白日医院”,里边有老师专门制定针对孩子进度的课程,其余大部分时间是活动或者是治疗——整个知识体系是全方位、多样性的。这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在我实习的时候,当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孩子碰到了困难,有一个团队为了解决问题去想办法,制定针对这个孩子的方案。

我在法国另外一个机构实习过,他们专门针对社区里边的成年精神病患者——通常是比较严重、融入社会生活非常困难的。我们不能指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对这个群体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认识,这个也不现实,因此他们在社会上就会遭遇到那种恶意的目光、语言上的贬损。如果他们一个人去面对大环境的话,真的是挺困难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机构提供了一套非常完善的机制。有很严重的病人需要长期住院的话,有一个住院机构(负责),然后另外有一个过渡机构,就是他们出院了之后,自己生活还有点困难,就可以在里边过渡,这里活动就相对丰富一点,也很日常,比如会有比较多的医生护士发起工作坊,或者由病人自己发起的工作坊。一楼是咖啡厅,卖小零食或者咖啡。病人买东西还可以赊账,不能超过 10 欧。不同的时段,有一个护士和一个病人搭配来经营吧台。二楼也会有一些活动的地方,还有一个小乐队。临时人员,比如我们这种实习生去了,可以去做一个汉语工作坊,大家想学中文就可以参加……也包括比如读新闻的工作坊,每天由一个病人组织,护士给一些支持……

我有跟机构主任聊天,知道法国的整个精神病学曾经有过一个反精神病学思潮,整个欧洲都会有。比如最早的时候,特别是随着福柯的批判,大家会开始觉得以前的精神病院并不能真正帮助患者获得康复,反而会让他们——因为确实没有考虑过医患关系本身对于病人来讲意味着什么——本身的症状变得更严重。思潮比较极端的时候,有人认为应该把精神病院都关掉,让病人都回到社区里。结果其实完全不行,因为这些病人是不可能融入其他人的生活的,然后也有一些悲剧发生。

主任说他年轻的时候也被思潮影响,然后有一个病人发作严重,幻觉妄想的时候从楼上跳下去摔死,他反思之后又重新搭建起了这个体系:医院这块是必不可少,也要加上逐步过渡的过程……这个体系翻译过来叫做“体制心理治疗”,但“体制”这个词我感觉在中国的语境里边不是很能对应上,法语其实是“组织化建构”的意思,中国不一样。

这个里边有共产主义的思潮,主任也会介绍共产主义跟精神分析的结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实践,回国之后也对这些方面比较感兴趣。国内的精神治疗刚刚起步,只靠我们做心理工作是根本不够的,需要社工、需要比较良好的自治系统,孩子碰到的问题才会有一个真正的支持或者是解决。


徐雅珺在提到她在“一个人的社会”里起到的作用时,会说自己提供了“一种知识性的支持”。不知道为什么,在做接力访问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受:我主要在和一个专业人士就她的专业进行对话。关于自己,徐雅珺说得很少。她是 1987 年出生的兰州人,父母都是铁路系统的工人。童年的时候,她承担了很多来自妈妈的情绪,此后一直在为这些情绪对自己的影响寻求某种回应,她从心理学转向拉康派的精神分析,是因为她觉得心理学追求的普遍性不足以回应个体的问题,而精神分析可以。

当我问她为什么愿意回国的时候,我听到了两个比较熟悉的答案。一个是“国外的文化和语言很难让我在精神分析领域做比较深入的对话,并且他们的体系已经很完善了,我能施展的空间有限”,另一个则是“国内的大环境再怎么样,不影响具体的事情,还是可以找到不同的做事的方法”。

与此同时,徐雅珺也看到了国内精神病治疗还是以药物为主导的现状。“很多医生他们会说,这个病人为什么不跟我讲,比如说病人的幻觉和妄想,医生认为,给病人做个量表,就能够通过量表来反映病人的情况,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于有被害妄想或者其他特别的情况的人,他们是不可能如实回答量表问题的……”

“大城市三甲医院的医生每天要看的病人的数量巨大,可能分到每个病人身上的时间连 10 分钟都不到,问不到什么,然后简单粗暴的开药,药物病人吃了也没什么效果,之后也不愿意来了,但是这个医生可能误解药物起效了,其实不是这样。”

这和她在工作室里看到的问题是一致的:对于那些前来求助的“问题”孩子,学校的第一反应是“别让学校担责任”,最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劝说家长办理休学。与此同时,家长有时候也不理解孩子的情况,认为精神问题只需要进行某种矫治就可以解决,如果各种方式沟通依然无法让家长理解——精神分析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徐雅珺的工作就无法进行。问题落在流动儿童身上,则会变得更糟。

疫情三年,她能看到整个社会情绪出口的改变:出口越来越集中,形态越来越单一。

“社会更开放,更具有包容度,其实是更好的,它能够让这些——情绪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创伤也好——呈现出更多不同的样态。恰恰在大的公共话语变得越来越单一的时候,比如说封控这种大的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所有的情绪出口都给集中在这一件事上去了。可能在疫情前,我们各自都有各自感兴趣的领域,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小众,但因为这三年公共话语的缩减,很多交流都停止了,很多活动都进行不了了,大家生活里边的主线变成健康码、测核酸这样的事儿,大家就容易针对它去表达情绪。”

但与此同时,徐雅珺也强调个体的创造性——在创伤的基础上。


好像流行话语会特别喜欢去渲染“创伤”这个词。与其说创伤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不如说它是我们在面对一个事件的时候所采取的立场和位置。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没得选择,但是也是因为我的工作,我能够看到人创造性的那一面,即便在很艰难的处境下,我碰到的这些孩子,一旦给予 ta 支持,ta 是能够呈现出来各种可能性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刻介入到孩子的困难当中去,但是我知道,对 ta 来讲这也不意味着是一个彻底的灾难,可能时机还没有成熟,再过一段时间,ta 大一点的时候,有自己决定权的时候,能够远离家人的症状,解决自己的问题。


Q: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A:还蛮多的——我觉得“有趣”可能跟看待事物的角度有关系——对我来说,上个月我父母回老家了,我整整有三周的时间都在带小朋友。陪小朋友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她讲话开始进入从词变短句子的阶段,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惊喜,陪她画画、抓小鱼……这些我觉得都很有趣。最近在听的一些比较好的播客,我觉得也蛮有趣。

Q:让我想起达尔文用一种研究的态度看他刚出生的女儿。

A:“分析家”跟“父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我们是能够分清楚的。我们也是有不同症状的人,然后不可避免的,孩子会去承担我们的症状。每个人都是这样。

Q:你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长远的问题倒是有,近期倒是没什么。长远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跟更多的精神科医生建立起联系,让他们能够了解一些精神分析的视角,能够形成一个合作网络,让他们给到病人的药能够有更准确的支持。这是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努力去做的事。

Q:你希望找谁来接力?

A:艺术家武老白,他做了很多社会实践的艺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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