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平

希望探索媒介的各種可能,也希望做個一輩子的記者。Matters站長。

誰的失敗?讀李怡《失敗者回憶錄》

與其說這是李怡個人經歷的失敗,不如說,他恰恰如鏡子一般,折射了整個二十世紀,前半葉全球社會主義實驗的興起與失敗,後半葉新自由主義一統天下,而後帶來新的分崩離析、危機四伏。如尼采所言,他讓自己實踐在這些思潮之中,活出時代的矛盾。

(本文發表於印刻文學生活誌.二○二二年.十一月)

在認識李怡之前,我一直很難想像,有人可以寫時事評論寫一輩子——從30多歲寫到80多歲,超過50年的時間,並且在每一個時代,都有無數新讀者加入,而老讀者依然跟隨。

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每一代的讀者,都可以經由你的筆,獲得對身處世界的新知與不過時的見解——無論他是否同意。這意味著無論世界有多少次、多巨大的改變,每一次,你總置身於經歷變革的集體心靈深處,能捕捉它,甚至跟隨它變動,才能贏得一代又一代造就變革、也被變革席捲的年輕人的心。這也意味著,你需要有非常開放的思想體系,非常敏銳的共感能力,非常勤奮的自律意志,和願意時時自我革新的熱情。最後,這熱情一定還需要更為內在的驅動力,比如好奇心或癡情,或兼有之,才能持續半世紀而不熄。

華文世界不乏智慧老人。思想史的大師,文壇巨匠,登峰造極的藝術家、瀟灑一世的生活達人⋯⋯但幾乎沒有第二個李怡。

從1960年代開始,直到2020年代,他以香港為據點,筆耕不輟半世紀,緊緊跟隨、親歷、記錄了華人社會幾乎每一次重要的集體思潮,許多次身臨歷史一線,甚至自己就是當事人,或主持的園地本身就成為重要的思潮策源地。

愛他的人奉他為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導師。恨他的人說他是前後不一致的變色龍。他自己則在人生最後兩年完成的回憶錄中,稱自己「失敗者」:

「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

⋯⋯在事實敵不過謊言、真理敵不過強權的世界,在權錢色騎劫所有價值體系的世界,作為一個忠於自己的寫作人,很難避免不停地產生挫敗感。尤其是我寫作的時間如此長,面對的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轉變如此大,回想我一生推動的不同時期的目標來說,我想到的無疑就是一個個挫折,是實實在在的『失敗的人生』。」

在湍急的歷史潮流,尤其是思潮演變裡,如何評判一個人與社會思潮共同的載浮載沉,本身就可以非常兩極。他是忠於自我,或是與時俱變,評判標準也不容易掌握——它也取決於評判者自身與思潮的相對位置,一不小心就會掉入黨同伐異、或崇拜或誅心的窠臼。

在《失敗者回憶錄》之前,我不算是李怡的忠實讀者。他半世紀不下火線的政論生涯令我驚嘆與敬佩,但他在政論中的許多觀點與我不同,尤其是蘋果日報時代,甚至激烈矛盾。

後來想想,大概有種時空錯位吧。

我沒有經歷過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起伏,李怡的前半生所捲入或策動的思潮風雲,對我來說已是需要在圖書館裡查閱的史料,很難有切身體會。

而李怡的後半生,他在香港蘋果日報主筆及主持言論版的日子,反思與批判的對象仍然來源於他年輕時被裹挾其中的「列寧式社會主義」:他對平等壓倒自由的狀況尤為敏感,對以「追求所有人平等」的理想之名卻帶來「少數人使均之的權力集中」的暴政之實,充滿警惕。因而,他對「平等」的政治理念非常不信任,常認為這是虛偽的政治正確,稱「自由」才是他後半生貫徹始終的追求。

而我在新自由主義成為世界主流的二十世紀末成長,無論在中國還是在香港,經歷的恰恰是對經濟自由的單一崇拜導致的資源分配不均,貧富懸殊的社會結構再度板結的時代。全球化與科技發展曾帶給人嚮往,但他們並沒有把世界變「平」,反而更深地加劇了這種不均,於是我們目睹著新的極權在這樣的結構裡被一點一點豢養長大。「自由」當然極為重要,但對我而言,平等不是虛偽的議題,追求自由不能沒有平等這一維度的限制與平衡。

儘管李怡與我感受到的危機相似,但我們對危機的成因,以及理解它的方式很不同。自然地,我閱讀較多的也是與我的感受與觀點相似的論述者。

因此,在《失敗者回憶錄》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我對於李怡個人的喜歡,多於對他觀點的喜歡。

我是2017年,在朋友引介下,才在香港第一次與李怡見面。雖然我不算是他和《蘋果日報》的經典讀者,我們之間也跨越了幾個世代,但聊起天來卻意外地暢快。

李怡是大前輩,他一生經歷傳奇,交遊廣闊,我充滿好奇,但常常是我還沒來得及問問題,他就會有許多發問拋向我,並且認真聽我的回答,對我的經歷和視角充滿興趣。他也回應自己的觀點,但沒有一點說教的意味,即便觀點不同,也總是對真誠得來的思考擊節讚賞,而且總是給年輕人鼓勵:相信你們一定比我有更厲害的解法。我曾記下:「透過與他的討論,你會明白,真誠思考的道路上,你與他只是一同趕路的途人,有時並肩,有時交錯,無分高下貴賤。」

一開始,我以為這是長輩的涵養:寬以待人,不露聲色。後來才明白這樣想反而是小人之心了。

他總是誠實、直白地寫自己的想法,不加遮掩,也不以宏大敘事繞圈子;但同時,保持好奇與開放,尊重其他誠實於自己想法的人,無論觀點是否相同。這正是他能有這樣成就的核心原因——他可以跟許多立場相反、背景也不同的人交朋友,主持言論陣地時,也可以兼容並包,起用不同光譜、交戰激烈的文章,甚至不惜得罪老闆或金主。

他在回憶錄中寫到的許多經歷,都呼應了這一價值的養成過程。

他提及自己創辦《七十年代》時,是在主流左派潮流中,但希望擺脫對極左的盲從:

「那時我深受魯迅雜文影響,魯迅說,自己雖然也算是寫『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因此,『遵命文學』不是遵他人之命,而是遵自己之命。編輯與寫作者,如果不遵奉自己相信的思想意識,一味跟隨聖旨去寫去編,絕不會產生真情實感的文字。⋯⋯創辦《七十年代》的立意,就是在當時左派文化被極左思潮捆綁,以致無法向讀者提供任何有點人味的產品的情形下,嘗試從『遵奉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中走出一條路。」

他在《七十年代》的編輯過程中,尤其重視讀者的反饋:

「我在編者話中提出,雜誌的讀者應該是它的作者,雜誌的作者也應是它的讀者。意思是,雜誌不是編者作者辦給讀者看的,不是要『教育』讀者,不是用固定的立場觀點去影響讀者,而是由讀者參與對世界社會人生的探討,由讀者作者共同尋求答案。我的這個宣示,表明雜誌會採取開放態度,來稿只要寫得好、有事實根據、有獨特看法,就會採用。由於貫徹這方針,所以後來我也在來稿的影響下改變了自己的認識。我創辦了這本雜誌,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的後半生。」

他提及自己1980年在美國東海岸的演講中提出《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進而發展成講稿以及書稿之後,被視為與左派陣營決裂:

「這不是成功的標記,毋寧說是失敗的標記,是我在左派中被認為成功的典範時的自毀前途。不過,文章發表及出書後,我是從未有過的心情舒暢,一種完全忠實於自己、沒有利害考慮的我手寫我心的感覺。太美妙了。」

他也在實踐中明白,如此多元價值能夠實踐的基礎,來自自由,並以一生捍衛於此:

「我由自身經驗,看到香港的自由言論對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這裡可以看到兩岸老百姓看不到的資訊,可以接觸到有親身經歷而又毋須顧忌因言致禍的人,這裡左右派思想可以互相衝擊,也可以和平交流,在各種資訊中作自己的判斷。在這裡,憑良心講話不會損及自身安全。言論自由,對所有的政體,對所有人民權利,都是必不可少的。」

《失敗者回憶錄》令我真正成為李怡的讀者。

他的回憶錄與其說是一部個人生涯、歷史事件的記述,不如說是某種社會思潮的回憶錄。就像他自己在文中所寫:「因畢生事業所繫,回憶錄的記事不是重點,重點在心路歷程。而心路的起點是怎麼樣的社會意識,是首先要探索的。」

李怡曾一直無法拿定主意,是否要寫回憶錄。

2017年之後,每次去他家聚會,我們也會談起這話題,他總有兩個放不下的心結:一是,我這一生的經驗,對年輕世代沒用了吧?寫下來有那麼重要嗎?二是,寫自傳總難逃羅生門式的自我美化,我見過許多人的自傳,歪曲歷史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自己會否也這樣而不自察,最終淪為歷史的笑柄?

第二點,每每人們都勸慰他,能夠自我警覺、時時自省,就不必太擔心,何況也可以有相交好友從旁查證、印證,避免一個人自說自話。

至於第一點,我以前總不能明白這種惶恐從哪裡來。橫跨二十世紀跌宕起伏的一生所經歷,若願意分享,定是至為寶貴的公共財富,怎麼會擔心年輕一代不需要,或對未來的世界無用呢?

在2019年香港進入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時,關於回憶錄的醞釀與糾結,李怡一度完全放下了。他像戰士一樣,重回火線,每天寫評論、寫分析,投入了輿論陣地,以筆支持街頭的年輕人,同時也時時惱恨自己老邁、勇氣不足無法走上前線。

我讀著李怡一篇又一篇的檄文,開始明白他為何糾結「回憶錄重要嗎」的問題。

在革命之中,沒有人需要回憶。在一座賭上身家性命、努力向前突圍的城市,李怡希望自己站在自由陣線的前沿,是一個戰士,至少如他自己所說,可以為年輕人「在前面擋一下子彈」。他恐怕也希望,香港的年輕人能在這條前線一直突破,而根本不需要來聽老人的回憶錄。

這也是李怡半世紀來所扮演的角色——在思潮的最前沿衝浪辨析,與最新的讀者對話,而不是在後方耕耘理論,或是書寫回憶。

在2019年的紀錄片《坐看雲起時》,李怡這樣講述自己的抉擇:「在香港這種自由和法治下,亦處於中國的邊緣、在夾縫生存的環境下,造就了我的人生。我要維護這種提供我實現人生價值的條件,原有的價值觀,我要維護它直至死為止。並不因為我已年邁,或尋求安逸而放棄,我覺得這是最後的實現。」

回憶錄是歷史的珍貴記錄。但一個一直為當下讀者寫作的人當然知道,只有對未來無望時,人們才會真正轉頭回望歷史。我想,李怡也許期待著這一天不要到來。

2021年4月,在一切劇烈的都歸於沉鬱海水之後,能做的已不多,李怡明白自己最後的責任。他動筆開始寫自己一生的證言,並命名為《失敗者回憶錄》。

回憶錄的起始篇章刊登在《蘋果日報》,2021年6月24日,《蘋果日報》停刊、高層被捕,在被捕風險之下,李怡匆匆移居到台灣。他多次說過,自己不願、不想離開香港。除了生活必需品,全套《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少數自己寫作需要的書和資料,和一把陪伴自己幾十年的椅子,香港家中的東西,他幾乎什麼都沒帶。台北的家更像一個工作室,他的時間除了會客,少數活動,絕大部分都在寫作。

他的生命彷彿只剩下最後一個任務:保持自由之身,完成回憶錄,給後世留下證言。

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李怡身體迅速衰退。也許是覺察到生命狀態的不穩定,他像是要全力抓住最後的時間,所有精神都傾注在筆下,彷彿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在跑一場馬拉松。

李怡曾在文中引用屈原的詩「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他說,這句話帶領了自己的一生:「我追求的只是貫穿一生的生命的完成……是一個不斷受挫、卻初心不改的人生的完成。」

他的回憶錄連載最終更新到2019年6月的香港,《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我想,半世紀風起雲湧,寫到這一年,縱有不捨,李怡也明白,他已盡力跑完了、交代了自己這一程,可以交棒給下一代了。

也是在這部言詞非常洗練、讀來卻盪氣迴腸的回憶錄中,我更明白李怡與他所身處的思潮的關係。

他對思潮本身的奔流與辯論持開放態度,但對自己立身之位的選擇,是基於最基礎的事實,與能夠容納這事實的最基礎的價值——自由。因此,他就像一面鏡子,以不斷的寫作折射半世紀華人世界的顛沛流離與思潮演變,同時保持忠於自我的穩定主體,令自己橫跨大半世紀的思考,成為華人思想史上的一個值得分析的重要樣本。

他說自己是失敗者。但與其說這是他個人經歷的失敗,不如說,他恰恰如鏡子一般,折射了整個二十世紀,前半葉全球社會主義實驗的興起與失敗,後半葉新自由主義一統天下,而後帶來新的分崩離析、危機四伏。如尼采所言,他讓自己實踐在這些思潮之中,活出時代的矛盾。一個「失敗者」,為人類歷史中不斷擺盪的大型思想實驗,留下一個勇敢的註腳。

他喜歡邱吉爾的名言:「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他認為勇氣是一切品質的基礎,也是他最終越過所有障礙,把疑慮拋在腦後,以最後證言完成人生的支撐。

「一個人的失敗人生或是一個人的終結,但不是後來者的終結。一個人的勇氣是他的永恆,也是後來者的永恆。」他說。

李怡《失敗者回憶錄》連載: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印刻雜誌李怡紀念專刊


CC BY-NC-ND 2.0

寫作是最小單位的自由。謝謝你看見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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